舌尖上的田野
我在田野中的饮食遭遇真是“罄竹难书”。
作为一名南方沿海人，我自小习惯吃海产品和蔬菜。尤其奇葩的是，当世界越来越“扁平化”，全球饮食文化几乎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时，我的饮食习惯却越来越趋于原教旨主义。简而言之，除了猪肉/大肉，我拒绝陆地上的一切肉食，尤其是牛羊肉。而作为一名以研究异文化为天职的人类学者，我的兴趣领域却一直在亚洲内陆边疆，尤其是蒙藏地区。这一感官（自然）排斥与精神（文化）热爱之间的悖反始终伴随着我的田野经历。
最初的田野研究地点在四川康定。一开始住在县城的时候，城市的便利拯救了我。我寄居在当地朋友格桑降措家里，格桑是个单身汉，我们可以方便地选择自己动手或是上街觅食，可以自由决定饮食的内容和形式，尤其是将军桥安觉寺边上的“麻哥面馆”更是无数次地充当了我们的庇护所。当我翻过折多山去了关外地区时，问题出现了。关外人家，尤其是牧区，日常正餐除了牦牛肉和块茎类植物，很难有别的选择。我不好意思告知自己的偏好，只能挑一些边角料吃。时间一久主人就知悉了其中的蹊跷，于是经常煮一种素面块，偶尔也能买些猪肉回来。让主人全家迁就我的饮食习惯让我寝食难安，后来我挪到下木雅地区时，想办法搬到了半山腰的S寺去住，原因是同意和我搭伙的多吉堪布早已彻底吃素了。
后来我又辗转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一个半农半牧嘎查。嘎查里的蒙古族总是热情地用手抓羊肉或炖羊肉招待我，这同样戳中了我的死穴。我总是低头就着凉菜吃米饭和馒头，这让主人们无比诧异，在他们看来，草原上放养的羊简直是无上的美味，因为这些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拉的是六味地黄丸”。不消几日，整个社区都流传开了我的饮食怪癖，主妇们为如何招待我而忧心忡忡。几年里我屡次重返嘎查，牧民之间仍旧以“这个后生不吃羊肉”来表达他们的为难和不满。
较之藏区，蒙古族的饮食变化更明显。在藏区我被迫“遁入空门”，在蒙区我却仍能苟活于俗世。蒙人从汉人学来的养鸡养猪风气已经颇为盛行：草原飞鸡下的蛋，煎熟后金黄得像是夕阳下的库布其沙漠；家养的猪肉不但可以吃上大半年，请客吃“杀猪菜”甚至已经成为蒙人重要的仪式场合。更为叫人吃惊的是，受藏传佛教影响的蒙人原来并不吃鱼，但现在草原上已经陆续出现了人工鱼塘。鸡、猪和鱼塘导致的生态后果在此暂且不表，但至少无数次抚慰了一个人类学者的舌尖和胃肠。
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曾经通过香港新界客家盆菜的研究指出，饮食是表征社区融合最有力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我无法与本地主食兼容的饮食“恶习”几乎注定了我的田野绝境。聊以自慰的是，一方面，我对糌粑和大茶（藏族）、沙芥菜和糜子奶茶（蒙古族）的由衷喜爱部分弥补了我的过失；另一方面，人类学者与“土著”们其实都心知肚明，正是因为相互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和他者性（otherness），才吸引双方在某时某地交汇，并或长或短地度过“在一起”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