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虽然历史过程分析应当成为理论和政策分析的背景，但我们不准备采取传统的编年式或大事记的写法，而宁肯采取这样一种论述方式，即假定这七八十年间英国经济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对本书的读者来说是已知的，并假定读者已具备一定的英国经济史知识，无需我们从头叙述。我们相信读者可以在一部较详细的现代英国史或现代英国经济史教科书中找到有关事件进程的叙述。

假定最近七八十年间英国经济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对读者来说是已知的，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打算把本书写成一本不涉及具体历史事件的关于英国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著作。那不是本书的目的。至少从主观意图上说，我们力求做到理论和历史的综合考察。在本书中，有两章是按年代顺序写的，一是第一章“历史的回顾：帝国在解体中”，另一是第六章“二十世纪英国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两章都从二十世纪初年写起，按时间顺序，一直写到七十年代末。相同的是，这两章都是作为引子（上下两篇的引子），为紧接着的几章提供一个历史背景。不同的是，第一章所谈的是这七八十年间英国怎样逐渐衰落下来，怎样患上了特有的“英国病”，病情怎样越来越恶化。第六章所谈的则是英国资产阶级及其统治集团怎样制定确保英国的既得利益和医治“英国病”的对策，以及作为这些对策的指导思想是怎样逐步形成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史，在我们看来可以划分为这样五个阶段：（一）极盛时代的尾声（1901—1918年）；（二）“英国病”的初期（1918—1929年）；（三）危机和战争的双重打击（1930—1945年）；（四）帝国解体过程中的惨淡经营（1946—1967年）；（五）“英国病”的激化（1967年以后）。本书第一章和第六章都按照这样的阶段划分来撰写，论述的方式是统一的。这样，对其他各章所着重探讨的经济理论问题的了解，可能有所裨益。

我们在把最近七八十年的英国经济史分为上述五个阶段时，为什么不以1917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划分阶段的标志呢?对于世界历史进程来说，1917年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它标志着世界历史中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在具体考察英国经济史时，无疑可以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以后经济发展过程的不可低估的影响。英国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者。英国赢得了战争，但输掉了帝国。当最终打败德国的胜利喜讯传到伦敦时，英国朝野上下的那种兴高采烈的情绪，以及巴黎和会上英国代表以胜利者自居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这已经是帝国解体的序幕，帝国再也不能按照以往的那种方式统治下去了。所以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的角度来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都是英国经济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前一阶段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就已存在的各种尖锐复杂的问题，这时充分暴露出来。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是英国经济的极盛时代。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开幕，向全世界表明了英国在工业和技术方面当时所处的领先地位。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英国经济仍以中等的速度持续增长。八十年代以后，英国并不因美国在工业生产总值和煤、钢等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超过了自己而感到不安，因为英国的海上霸权和殖民大国的地位还不曾受到威胁，英国在武器生产和造船等重要工业部门方面仍占据优势，特别是英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它不认为美国经济力量已经成为足以动摇自己的地位的挑战者。在庆祝维多利亚女王临朝六十周年的盛典时，英国资产阶级仍是那样充满了信心，似乎今后的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地顺利。1901年左右，英国的极盛时代达到了顶点，以后它再也没有越过这个极限。

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结束。英国把南非这块垂涎已久的土地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英布战争已经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一次战争，是英德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不久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的大战的一次预演。从英布战争结束之日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大体上还保持了十多年的好光景。这就是本书第一章和第六章考察的第一阶段；我们称之为“极盛时代的尾声”。这种提法是有一定根据的。从表面上看，这段时期似乎还是平静的，帝国的威风不减当年，例如在摩洛哥危机中仍能对德国施加一下压力，迫使它作出妥协。当时的英国经济还是活跃的、有起色的。然而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德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英国；美国与英国之间的差距拉大了；电机、内燃机、化学工业等新工业部门中，英国显得越来越落后于其他先进工业国。不仅如此，英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加深，英国经济的食利者的性质越来越明显，英国国内经济结构的缺陷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因此，即使英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大战对英国经济本身则是沉重的打击。英国并没有通过战争而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更不用说恢复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极盛的局面了。

1929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英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国家一样，受到这次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但对英国来说，从1929年起，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这一方面是因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英国就已经患了“英国病”，经过1929年危机的打击，病情恶化了；另一方面则因为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应付经济危机，防止“英国病”的恶化，在政策和企业经济活动中都开始了一种新的趋向。这就是由自由放任政策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以及企业垄断化和技术改造的加紧推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的打击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击厉害得多。英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控制大大削弱了。1945年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加速了英帝国的解体。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为了使自己的经济适应于战后的新的国际形势，同时也为了尽快地恢复战争给英国经济造成的破坏和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英国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战前的经济政策，三十年代产生的凯恩斯经济学从这时起在英国奠定了正统的地位，成为英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凯恩斯主义与费边派思想的结合、需求管理与福利国家措施的并用，又成为战后英国国内经济政策的特征。从1945年到1966年，英国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得到了某些调整，经济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平稳的，不曾发生过较大的震荡。这段时间内英国所发生的经济危机既不像三十年代危机那样猛烈，也不像七十年代那样错综复杂。

1967年前后对英国经济而言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状况受到美国经济显然恶化的影响，以及英国经济中前一时期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的大暴露，战后二十年的比较平稳的局面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以1967年英镑贬值作为信号，英国经济转入了停停走走、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与国际收支危机交织的“英国病”新阶段。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从此不得不穷于应付越来越困难的处境。但一个个处方都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英国病”仍在继续深化的过程中。

由此可见，把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分为上述五个阶段，是基本上符合英国经济发展和变化的实际状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