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纯经济分析方法认为影响经济变化的仅仅是若干经济方面的因素，而假定社会、制度因素和政治因素是已知的、不变的和不介入的。这种分析方法显然不足以说明实际的经济变化状况。

我们认为，在分析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并对“英国病”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作出理论解释时，应当联系与英国经济变化有关的技术方面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加以探讨。例如：

第一，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迅速进步与“英国病”的深刻化和复杂化有什么关系?英国经济怎样去适应这种世界性的技术进步，而世界性的技术进步又怎样影响着英国经济?当前的“英国病”能否通过另一次巨大的技术变革而有所起色?或者说，创新浪潮能否使英国经济再次进入高度繁荣?

第二，三十年代以后，英国政府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么，政府所起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与“英国病”的深刻化和复杂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根据英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能不能这样认为，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既有加重“英国病”的一面，又有暂时缓和“英国病”的某些症状的一面?反过来看，“英国病”的持续和发展曾经在哪些方面促使英国的政治结构发生变化，并且正在或将在哪些方面影响英国的政治结构?

第三，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非正统的经济学说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与“英国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代表着英国资产阶级中哪一部分人的利益，反映着哪一部分人的愿望?在“英国病”日益严重和资产阶级学者对之束手无策的新形势下，那种憎恶工业文明、谴责现代化的经济思想，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竟会出现，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研究吗?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在经历了凯恩斯时代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会逐渐抬头，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阵地则似乎有所收缩?这又应怎么解释？

第四，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一般的社会思潮对英国经济的变化有何影响?例如，门第观念在英国确实是存在的。在分析美国经济时可以把类似的问题搁到比较次要的地位，而在分析英国经济时却不可能回避它，因为它与社会职业的流动性、利益集团的构成、移民以及与此有关的资本和人才的外流等经济问题密切有关。又如，守成思想在英国也比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浓厚些。关于这些，部分是由于英国近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形成的民族优越感至今仍然起着作用，部分是由于英国作为第一个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长期保存着历史的遗迹，所以墨守成规、抵制创新、维持现状的思想牢固地支配着较多的英国人。这些对于“英国病”不是没有影响的。

我们在分析二十世纪英国经济时，准备联系到上述这些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希望把本书当作对二十世纪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综合考察的结果。换言之，我们在这里所试图进行的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我们把对“英国病”的研究当作一门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经济史、社会学都有联系的边缘学科来看待。我们愿意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