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维尔及《蜜蜂的寓言》
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1670年11月15日生于荷兰的鹿特丹，是18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最具争议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讽刺作家。他出身于名医世家，就读于鹿特丹伊拉斯谟学校，1685年进莱顿大学学医，次年曾就读哲学系，获得哲学学士学位。他在荷兰行医，主治神经科疾病和胃病。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他去了英国，其初衷是“去学习英语”，后来发现英国很适合他的志向和事业，遂定居于斯，娶妻鲁思（Ruth Elizabeth Laurence），与她生了儿子迈克尔（Michael）和女儿佩内洛普（Penelope）。他一直以医养家和养文，并积极参与英国的社会政治活动。他于1691年3月回到荷兰取得医学博士学位。1733年1月21日，他因患流感卒于伦敦哈克尼（Hackney）自治市。
曼德维尔精通英语，竟使英国人以为他不是外国人。他于1703年匿名发表了第一部英语作品《小册子作者们》（The Pamphleteers），初绽讽刺之才。使他遐迩闻名的（美名或恶名），是他的寓言诗《抱怨的蜂巢，或骗子变做老实人》（The Grumbling Hive, or Knaves Turn’d Honest）和论著《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在历史上，用非母语的英语写作，其作品堪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作家媲美的名家，不乏其人，例如波兰小说家J.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和黎巴嫩诗哲K.纪伯伦（Khalil Gibran，1883—1931）。
曼德维尔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很有名，在荷兰却并不如此，因为其代表作《蜜蜂的寓言》是以英文写成出版的。近些年来，曼德维尔的英文著作被译成了荷兰文，荷兰人才将他视为大思想家，与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大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1632—1677）齐名。
长诗《抱怨的蜂巢，或骗子变做老实人》发表于1705年，共433行，是《蜜蜂的寓言》的契机，或曰思想酵母。此诗乃一寓言，说蜂巢虽然充满了恶德，却十分繁荣兴旺（“每个部分虽被恶德充满，整个蜂国却是一个乐园”），而蜂群一旦变得诚实，便不再互相欺骗和竞争，蜂国因此而经济萧条，衰微破败，卫国作战后幸存的蜜蜂为防止骄奢淫逸，飞进了一个树洞。曼德维尔若就此打住，此诗倒也不会惹出多大麻烦，但他在此诗的“寓意”中说：伟大诚实的蜂国只是傻瓜的空想，“纯粹的美德无法将各国变得繁荣昌盛”，“只要经过了正义的修剪约束，恶德亦可带来益处；一个国家必定不可缺少恶德，如同饥渴定会使人去吃去喝。”这一思想遂成为围绕《蜜蜂的寓言》展开论战的导火索。
《抱怨的蜂巢》并非曼德维尔的第一部寓言诗作品。1704年，他还发表了《经过修饰的伊索，或寓言通俗诗集》（Aesop Dress’d，or A Collection of Fables, Writ in Familiar Verse）。该书包含39首寓言诗，其中37首译自17世纪法国寓言作家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的12卷《寓言诗》（Les Fables，1668），并有所改动和生发，另两首为曼德维尔所作。这些寓言诗被看作《抱怨的蜂巢》的先声。他自创的两首诗都嘲讽了“骄傲”：《鲤鱼》（The Carp）说的是一条英国小鲤鱼游到外国的水域中，想学习“礼节和技艺”，一条鲱鱼告诫它先要学好本国的东西，却被它婉拒了，因此，它回国时仍像以前一样虚荣和无知。《猫头鹰和夜莺》（The Owl and the Nightingale）一则，说的是老鹰欲从鸟类中选拔会歌唱的守夜者，夜莺认为自己最有资格当选，便在老鹰面前巧言自贬，故作清高，却在与猫头鹰的竞争中败北，被踢出了王宫，因为后者唱得虽不好听，却愚笨而忠实。在《蜜蜂的寓言》中，曼德维尔更深入而全面地论述了骄傲：“骄傲之心与人的本性便如此密不可分（无论有些人如何巧妙地学习隐藏与掩饰骄傲），乃至没有骄傲，构成人的复合物中便会缺少一种最主要的成分。”（《道德美德探源》）“我们最有益于社会的品质，莫过于骄傲。要使社会富裕繁荣，最不可或缺的品质还是骄傲。”（见本书第一卷对《抱怨的蜂巢》的评论 [M]）其中，“曼德维尔悖论”已十分昭然。
《抱怨的蜂巢》一诗没有引起多大关注，1714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收入了它，并增添了对它的评论以及《道德美德探源》一文。该书1723年版又增添了《论慈善与慈善学校》和《社会本质之探究》两篇，其最后一版是1729年版。此书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误读，被视为不道德之作，因为此书不但说私人的恶德能使社会繁荣，而且反对当时十分时兴的慈善学校。此书的1723年版被米德尔塞克斯郡大陪审团判为社会公害，说它蔑视宗教、危害社会。一个化名“斐罗-布利塔努斯”的人在《伦敦杂志》上撰文（即致C爵士的信），猛烈谴责此书。曼德维尔愈挫愈奋，于1729年发表了《蜜蜂的寓言》第二卷，以六篇精彩的对话，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思想，也做了自辩，构成了完整的“曼德维尔悖论”系列。
不过，曼德维尔也承认：“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这个提法“至少还应加上一个动词，其意思方能完整”，“我使用这个标题的真正理由……意在唤起注意……这就是我的全部用意。我认为任何其他用意均属愚蠢。”（见他1732年写的《致狄翁信》，Letter to Dion）而其完整的含义是：“私人的恶德若经过老练政治家的妥善管理，可能被转变为公众的利益。”（见本书第一卷《社会本质之探究》）
所谓“唤起注意”，其实就是为了“抓眼球”而措辞极端，出语惊人。曼德维尔说：“我写此书意在消遣”（见本书第二卷《序言》），“《蜜蜂的寓言》旨在娱乐有知识、有教养者，用于解决他们闲暇时不知如何打发时间”（见本书第一卷《为本书辩护》）。这是这个荷兰人典型的英国式轻描淡写（understatement），因为此书看似消遣解闷之作，实为举重若轻，即以轻松的讽刺文字，表述严肃的主题。其同代文人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也是如此。与之相反的手法，亦可构成讽刺，与曼德维尔同期的英国讽刺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的讽刺诗《卷发遇劫记》（The Rape of the Lock，1712）便是如此：明明写的是一个纨绔剪掉了美女贝琳达的一束头发，却采用了英雄双行体（heroic-couplet）的古典史诗形式。
《蜜蜂的寓言》引来的道德裁判，使人想到了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格拉西安（Balthasar Gracián，1601－1658）、魏宁格（Otto Weininger，1880—1903）、尼采和弗洛伊德。他们惊世骇俗的著作都引来了猛烈的批判，都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The Prince，1532）使他身败名裂，以致他的名字被用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谋家的代称；格拉西安是西班牙修士，1647年因写了三百条《世俗生活智慧》（Oráculo manual y arte de prudentia），得罪了教会，被革除教职，遭到软禁，郁郁而终；奥地利哲学天才魏宁格写了《性与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1903）之后，在维也纳贝多芬故居开枪自杀，该书更遭到了口诛笔伐，被视为大毒草；尼采和弗洛伊德也是因言得咎，恶名昭彰：尼采的超人思想被德国纳粹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被看作伪科学。其实，这些思想家（包括曼德维尔）引得人神共愤，其离经叛道的著作引起一百余年乃至数百年毁誉参半的争论，无不因为他们将人类社会的诸多“潜规则”写在了纸上，公诸于众。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早已将人升格为神，因此，自私、骄傲、虚荣、奢侈、淫欲等人性弱点，一向被道德家引以为耻，讳莫如深，而曼德维尔却公开说没有这些恶德便没有社会繁荣，虽说这完全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大实话，却大大有悖于上流社会的“得体”（Decency）规则，也算咎由自取，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可为而不可言，一些事情可言而不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