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维尔悖论

曼德维尔及其悖论对西方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曼德维尔是睿智的思想家，尤其对人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蜜蜂的寓言》一书的副标题“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就是所谓“曼德维尔悖论”（Mandeville’s Paradox）。“私人的恶德”基于他对人性的基本判断，基于他对所谓“美德”（virtue）的解剖。

曼德维尔是“性恶论”者，对人性的认识与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一脉相承。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指出：人们都是“不知感恩、薄情寡义的伪君子和骗子，都逃避危险，贪婪地追求私利”。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人类本性自私，受制于怕死心理，受制于对个人利益的渴求，并全都渴望主宰别人；唯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和法律才能控制个人的私欲，维持社会最起码的平安，否则，社会将解体为分散的人群，而为了生存，人人随时都会把别人撕成碎片。我国古哲荀况也认为：“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人生下来就是小人，若无老师教导，无法度约束，便只会看到财利……又因遭逢乱世、染上恶习，便因是小人而更重小利，因乱世而更胡作非为。”见《荀子·荣辱第四》）可见人性自古相通，无分中外。

曼德维尔认为：“美德”是一切克服了天然私欲的行为，“恶德”则是一切不顾公众利益、只顾满足种种私欲的行为，其中最主要的是骄傲、虚荣和奢侈（参见本书第一卷《道德美德探源》）。他还指出，人们的行为并无善恶之别，而符合道德的行为（例如慈善）只是经过伪装的自私之举。

曼德维尔提出，恰当地利用个人恶德，能使社会发展，能繁荣经济。例如，若无骄傲的恶德，许多公司便会破产，很多人便会失业，使英国经济衰退，军力大减；而若厉行节俭美德，人们便不会去买昂贵的新衣以满足虚荣，时装业便会破产；若无小偷，便无锁匠；若无财产官司，便无律师。他说：“在一切文明社会里，人们都从摇篮里就不知不觉地学会了虚伪，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承认自己从公众的灾难中获取了利益，甚至不敢承认自己从其他个人的损失中获取了利益。教堂司事若公开表示希望教区会众死掉，人们便会用石块砸他，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以为会众办葬礼为生，别无谋生手段。”（见本书第一卷《社会本质之探究》）这使人想到古人韩非，他说：“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造车人造了车，便希望别人富贵；木匠做了棺材，便希望有人死。这并不意味着造车人仁爱而木匠心坏，而是因为人不富贵车便卖不出去，人不死就无人买棺材。”见《韩非子·备内第十七》）这是一种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或功利主义的道德观。

在《论慈善与慈善学校》一文中，曼德维尔将他的理论用于社会批判，认为建立慈善学校并非出于慈善的美德，而是出于同情。他说：同情常被误解为慈善，但同情可以溯及人的自恋（self-love）心理，即因看到自己的处境好于别人而沾沾自喜，而慈善之举能缓解和释放人们见别人受苦时心中感到的不安。他认为建立慈善学校不是善举，因为任何为了亲友或者为博取美名和众人尊重的行为，都不符合美德。他还认为慈善学校对社会有害，因为它们给了穷人子女不必要的知识，使他们产生了超越了其社会等级的欲望，破坏了英国社会既有的等级制度。

曼德维尔承认人人皆有恶德，由此提出应对它们进行“正义的修剪约束”，利用它们造福社会。可见他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其主张与鼓吹和提倡骄奢淫逸等恶德判然有别。苏格兰大哲学家休谟说：“行政长官只能去做可能做到的事情。他无法用美德取代恶德，以此来医治一切恶德。最常见的情况是，他只能用一种恶德去医治另一种恶德，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选择对社会危害最小的恶德。”（《论奢侈》）两害相权取其轻，乃是一种明智的政治策略。理想主义的人性观当然无比美好，人皆无私的大同社会当然很值得向往，但毕竟远离了数千年以来的社会现实。正义社会的理想与现实人性的矛盾，迄今犹存。人人具备美德的社会，固然应当赞美，却不是曼德维尔眼中的现实。

他从一个独特的视点，精辟地论述了人性的弱点何以能为社会造福。他说：“各种卑劣的成分聚合起来，便会构成一个健康的混合体，即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因此，政治智慧的惊人力量殊堪嘉许……这个寓言的主要意图乃是要表明：既享受一个勤勉、富裕和强大的民族所拥有的一切最优雅舒适的生活，同时又具备一个黄金时代所能希望的一切美德与无辜，此二者不可兼得。”（见本书第一卷《序言》）他将国家政体喻为一只盛着潘趣酒的碗，“贪婪就是这碗酒里的酸味剂，挥霍则会使碗中的酒变甜。而大众的无知、愚蠢和轻信，则是这碗酒中的水，漂浮其上、索然无味。智慧、荣誉、坚毅乃至人类的其他高尚品德，则被从人性的糟粕中人为分离出来，成为光荣的火焰，并被提炼升华，凝结为一种高尚的烈性要素，而应当被喻为白兰地……若不熟悉这碗有益健康的混合饮料，若分别啜饮其中的几种成分，必定会以为它们绝不可能混合成任何可以下咽的饮料……然而，经验却告诉我们：合理地混合我所说的这些成分，却能够制做出一种无比美妙的饮料，会得到口味高雅人士的喜爱和赞赏。”（见本书第一卷对《抱怨的蜂巢》的评论[K]）可见，说他的言论提倡了恶德，乃是肤浅者的片面认识。

《蜜蜂的寓言》第二卷1729年伦敦版的标题页上，有一段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话：“时间摧毁了人们毫无根据的妄念，确证了基于现实的判断。”［原文：Opinionum enim Commenta delet dies; Natura Judicia confirmat. 引自《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蜜蜂的寓言》出版后的三百年时间，证明了唯有基于现实的判断（Natura Judicia）才能变革现实，使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而所谓“基于现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康德视为“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的“行为准则”（maxims）固然高尚，但它忽视了人性的现实，所以只能是曼德维尔所说的“白兰地”。曼德维尔认为：“大多数作者都在教导读者应当做怎样的人，却几乎很少想到去告诉读者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而他所说的人，就是“处于自然状态、并不具备真正神性的人”（《抱怨的蜂巢》评论序言）。这个判断虽说会使常人赧然，使英雄气短，却完全“基于现实”。

但是，承认不良人性的现实，绝不等于无所作为、放弃改造不良人性，而这也是“基于现实的判断”。商业社会追求扩大商品市场，使利润最大化；为了达此目的，首先就必须制造需求。除了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的刚性需求，制造需求大多都要借助于刺激和撩拨人们的物欲和虚荣心（或曰奢侈的恶德），利用人们贪生怕死的心理，并将它们合理化、绝对化。在这个意义上，说物欲和怕死乃市场繁荣之母，亦不为过。但是，真理离谬误只有一步之遥，过分姑息和滥用恶德不但具有马基雅维里的“不择手段”的影子，而且很可能演变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演变成对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和阿多诺（Theodor Adonor，1903—1969）所说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即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不顾目的正当与否的理性）的极度崇拜。

曼德维尔被誉为“一个盛行讽刺的时代中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见《曼德维尔艺术和思想新探》），其文章的讽刺风格堪与斯威夫特及蒲柏媲美。曼德维尔的散文是英语文学的精品，他不但是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医生，亦是一位不可模仿的散文大师。本书第一卷中对长诗《抱怨的蜂巢》的22则评论，每一则都是美文，足以独立成篇，有理且有趣，其风格胜于培根的论说文，因为培根散文素以枯燥简古著称。另外，本书第二卷的六篇对话，亦颇具柏拉图对话录之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