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语新文学”的学术文化优势在于，它能有效地避免政治区域意义上的国体概念（中国）必然导致的人为区隔和自我设限的某种尴尬。“中国文学”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中的“中国”固然是严正的国体概念，也是不容置疑的政治区域概念，它在空间范围内包括中国大陆以及台港澳地区。问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词固有的政治命意和不言而喻的地理概念对于文化和文学而言容易成为一种硬性的区隔划分，最直接的弊端是不得不将离散于世界各地的汉语写作俗称“华文文学”的那一部分摒除于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外，同时也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汉语文学生硬地割离汉语文学的母体与主体，将汉语文学与汉语新文学这样原本有统一传统、统一目标、统一气派的文化整体人为地分割成许多碎片。这种碎片化的学术把握在学术伦理和文化伦理上有过多欠缺，但人们却觉得非常习惯。学术研究特别是学术探索的本原意义应该是向习惯发起挑战，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尽可能进行整体把握，而不应心安理得地按照习惯性的认知慵懒地维持学术碎片化的现状。

如果说在国体概念的统属意义上，完全可以将台港澳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范畴，那么，这种以国体为核心概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概念自然就无法将海外华文文学涵盖进去。无论白先勇、洛夫、聂华苓、高行健的文学创作如何有成就，如何有影响，也无论这样的创作者如何渴望与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进行对话、交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交融，但它们都属于海外华文文学，甚至于按照一些学者的安排，它们都分别属于所属国度的少数族裔文学。这样的安排固然非常简单，就是简单地从现在国籍论文学，但对于处身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很难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样的简单，至少在文学国族的认知方面有违于一种文化伦理。我们早已进入“地球村”时代，人们的迁徙，包括国际化的迁徙，变得越来越频繁、便利，也越来越显得普通、俗常，以一个作家的居住地或所属国为文学隶属的依据，会越来越显示出某种缺陷。例如白先勇，他出生于大陆，曾在香港接受教育，成长和成名于台湾，长期的职场和学术写作地在美国，大部分作品发表并产生影响于台湾，在大陆也发表过许多作品并享有崇高的地位，晚年又常住台湾，经常在大陆活动，可能也常常回到美国。这样的生存和写作状态，如何以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加以界定，加以框定，加以限定？即便是以海外华文文学来概括白先勇的文学，也是不周密的，因为他的大量作品发表于台湾和大陆，也在那里发生影响并拥有主流读者，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但考虑到他的“国籍”，那又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概括。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在国体概念和国族属性之外，在跨越性的意义上寻找能够涵盖所有汉语写作的继承和发扬新文学传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富有概括力的概念。汉语写作和新文学传统理应成为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应声而出，也应运而生。

“汉语”作为这一概念中的一个中心词，很可能引起一些争议。出于近30年使用“华文文学”的学术习惯，许多人更倾向于接受“华语”“华文”，而不愿意较为顺当地使用约定俗成且由来已久的“汉语”，尽管人们所熟知的英文“Chinese”的主要对应项肯定是“汉语”而不是“华语”或“华文”。我们不倾向于将讨论的汉语新文学或汉语文学换作“华语新文学”或“华语文学”的表述，倒不仅仅是因为听起来有些别扭，更是因为它们所指称的内涵存在着意义上的某种歧误以及认知习惯上的某种障碍。

“华语”或“华文”顾名思义是中华语言文学。它们不仅包括汉语，还包括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满语、朝鲜语、壮语、苗语……既然标明为“华语文学”，则毫无疑问对几乎所有隶属于中华民族的各民族语言文学都应担负起研究的责任。事实上，我们这类学术探讨和研究不言而喻都在汉语文学范畴进行，参与这类探讨和研究的学者大多无法介入汉语以外的其他“华语文学”。这是一种无法否认的历史，更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状，甚至是一种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变动的学术结构。在这样的学术情境下，使用汉语文学或汉语新文学的概念意味着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意味着一种承认历史承认现实的低调风格。当然，如果有学者既能够从事汉语新文学的研究，又能够展开一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研究，从而将研究的触角真正伸入了“华语文学”世界，那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事情。只有这样的研究者形成一定规模，抵达一定层次，广泛意义上的“华语文学”才可能名副其实。

至于“华文文学”，相当长时间以来的使用习惯已经坐定了它的指涉，那就是海外的汉语文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华人”习惯上是指“中国”以外的“中国人”，同样由“华”字按字义上外化的构词法所构成的词语还有“华侨”“华裔”“华商”等，这里的“华”已经是指直接与“非华”相区别。于是，“华文文学”和“华语文学”一样，不可能用来涵盖中华本体文化范围内的中国文学，而只能指中国文学以外的汉语文学。

于是，“汉语新文学”或“汉语文学”是可以用来涵盖和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等概念并使之一体化的最具可能性的学术概念。“汉语文学”既可以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其中，又可以将习惯上的“中国文学”涵盖在内。

相对于“汉语文学”，“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的现实性在于，它能够对于学术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的整合和甄别。

“汉语新文学”将习惯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等概念整合在一起，从统一的新文化和新文学传统及其发展的意义上整合为一，使得在这个巨大的汉语语言、汉语文化平台上的所有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地不分海内海外，时不分现代当代，政治不分国共，社会不分“社”“资”，人不分南北，文不分类型，都可能实现整体性的学术和文化融合，以整一的形态、统一的结构和总体的力度，面对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其他语种的文学类型，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俄语文学等，这些都是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世界大语种文学，我们的汉语文学应该毫无愧色地跻身于这些大语种文学之中，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汉语文学”概念之外强调汉语新文学，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学术传统和学术习惯，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新文学，是新文学的传统及其发展形态。进入当代学术体制的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一般来说可以视为中国现当代历史时期乃至当下的旧体文学创作，既然这些巨大的、庞杂的传统文学和旧体文学都难以纳入我们的学术研究范畴，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将我们的研究范围明确地标示为汉语新文学？无疑，这是最简洁的概括，最没有歧义的概括。

在我们的阐论中，汉语文学和汉语新文学经常联系在一起。不言而喻，“汉语新文学”是“汉语文学”这一大概念之下的一个属种概念，也是汉语文学这一大范围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语新文学是汉语文学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的新质、新态的体现，是汉语文学的发展和延伸的必然结果。

汉语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家族中的一个大语种文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非常丰厚的积累和卓越辉煌的记忆，借助于新文化的精神资源，汉语新文学为汉语文学注入了新的质量和活力，使得汉语文学在相对于世界其他大语种文学的意义上拥有无限的发展前景。

“汉语文学”概念不仅能够全方位地承载起“中国文学”概念所应该承载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艺术形态及其精神质量，而且，它还能承载起“中国文学”所不便承担的辐射中华以外并对周边其他国家和民族产生影响的学术表述的责任。中华文学对于周边世界的影响力巨大而深刻，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传统文学中，常常不可避免地存在过一段或长或短的使用汉字进行表述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如果被表述为这些国度的“中国文学”时期，显然事涉敏感，多有不便，因此，周边各国对这样的历史所采取的态度常常犹抱琵琶，欲说还休。如果采用“汉语文学”概念，则会理所当然地免除各国文史研究者在这方面的某种国族戒备心理，让他们非常爽快地承认汉语被用于他们的文学与文化的历史，这对于整个中华文化辐射圈的历史研究和学术建设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汉语文学”概念的引起关注，应该归功于国学大师程千帆先生。程先生晚年与他的高足程章灿教授合著《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在主体概念上就勇敢地放弃了自己适应了一辈子的“中国文学”而改用“汉语文学”。程氏改用“汉语文学”的理由非常充分：“中国”作为国族概念和国体概念使用，已经是很后的事情，在习惯上表述为中国文学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中国”的所指都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国族和国体，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将那么悠久的历史中不应该称为“中国”的各朝各代的文学叫作“中国文学”。这是资深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一种可贵的学术发现，也是杰出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一种深刻的学术自觉。有人认为程氏使用“汉语文学”的概念，不过是避免涉及汉语写作以外的“中国语言文学”，也就是说在“中国语言文学”的大概念中取一区块，这样的理解其实并未理解程氏的学术深意。

但“汉语文学”概念也的确具有这种范围上的廓清功能：在我们面对的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学历史上，大多数研究者所能面对的只是汉语文学。虽然各种非汉语文学在我们讨论的历史上，在我们习惯于认知的这块版图上长期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力量不够才未能进行必需的学术揭示：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国文学研究实际上主要局限于汉语文学的研究，对于绝大多数文学研究者而言，我们实际上难以承担起对于中华民族所有语言文学的研究之重任，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与其名实不符地张扬中国文学的宏大旗帜，还不如实事求是地固守汉语文学的有限版图。

汉语文学的主体部分和核心板块当然是习惯上被称为“中国文学”的这一部分，它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内涵、基本质量，展现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历史、基本走向。然而，它与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学构成了复杂的语际关系和文化关系，而不是像以前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完全是同一关系。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个拥有多民族语言文化创造力的国家，其文学和文化形态的丰富、复杂，应该超乎我们的日常理解；不同民族由于不同的文化所造成的差异性，在文学上的反映应该最为直接也最为深刻，理应成为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特别关注的内容。“汉语文学”概念的运用，表面上对被习惯性地认知为统一的“中国文学”进行了人为区隔，即将汉语文学与其他民族语言文学分割开来，影响了在大一统思维模式下的文学认知，影响了在这种认知基础上的学术把握，甚至在某些人看来，缩小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应有范围，但实际上它在相对意义上建立了与其他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学术关系，还原了文学与文化意义上汉语与其他民族文学语言的关系历史，为原本范围内的中国文学研究增加了有价值的学术内涵，为中国文学研究拓展了有效的学术空间，同时也强化了中国文学历史研究和规律研究的学术含量。此后，在传统的中国文学学术范畴内，不同民族语言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会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可以化育为一个堪与比较文学相媲美，至少可与比较文学相通的一个新兴学科。

“汉语文学”概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东亚和东南亚汉语文化覆盖圈国家对中国的戒备心理，坦然地面对汉语文学对各国传统文学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基本史实，使汉语文学的国际影响力得到充分的学术确认。历史上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历史和现实中的新加坡等国，都广泛使用汉语作为文学语言，在文化属性和文明观念方面也往往祖述汉语文化与汉语文学，从而构成了远远超越于中国范围的汉语文学和文化辐射带。这是世界文学和文化格局中一个富有特色且不可小视的文化辐射带。由于种种文化的心理的原因，这种汉语文学和文化辐射带的研究基本上还没有展开，一些学者从海外汉学的角度研究日本、韩国、越南的汉语写作，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果，但这些成果都聚焦于这些国家一定时代的汉语写作或汉语文化，未能在汉语文学的国际性拓展与影响这样的宏观视野进行把握，更未能在汉语文学一体化的意义上对这些文学现象进行学术整合，于是很难有整体性的学科性的突破。汉语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巨大的整体，它归属于源远流长的汉语文化，其历史形态承载起东亚文明的审美特性与风格本质，更不用说其现实形态，包容着多国“华文文学”的丰富内涵。汉语文学以其历史和现实，以其中国本土形态和异彩纷呈的异国形态的统一体呈现出与其他大语种文学相匹配的风采、魅力与活力。

事实上，反思“中国文学”概念的某种学科局限，在世界文学的参照意义上启用“汉语文学”概念，已经成为某种趋势，并正在为一些权威机构所采纳。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大陆体制内最有理由强调和坚守“中国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机构，可当他们意识到，这样的概念无法容纳广大的海外华文文学，而他们的学术胸怀又必须完成这样的容纳，就不得不接受和使用“汉语文学”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