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生物特性和社会烙印

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一种结构。在生物圈里，结构越复杂，生命形式就越高级。海星的活力是通过它的结构来反映的，它的结构要比变形虫（一种单细胞生物）复杂得多。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黑猩猩的结构则更加复杂。同样，在人类的文化领域也是如此。有人认为，通过抛弃和打破原有的结构，人们能够获得能量和活力，但我们对生命的进化和历史的认识否定了这一粗陋的观念。

动物行为的各种结构模式天然地存在于物种遗传的神经系统中，这些所谓的先天释放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成不变的。在同一个物种里，动物做出的反应是一致的，而且，它们的一些固定模式复杂得令人吃惊。以鸟类和昆虫的筑巢方式为例，黄鹂能搭建出精美的悬挂式巢；蜘蛛编织的网也堪称一绝。微微发光的蜘蛛网完美地悬挂在森林小路边精挑细选的小树枝之间，而且非常平稳。蜘蛛完全靠对材料的结实程度、弹性及平衡等方面的绝对可靠的感觉，才能对这些材料进行构思并最终织成蜘蛛网（应该说，这同我们人类的某些工作类似）。如果我们不是对这些事情熟视无睹，蜘蛛网那数学般的规则和平衡应该会让我们感到惊讶和难以置信。所有这些诸如蜂巢、蚁冢、鹦鹉螺、贝壳之类的小巧的建筑奇迹都是由各个物种神经系统和细胞中根深蒂固的遗传技能创造出来的。

然而，人类和动物是有区别的。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行为释放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所以，人类对个人成长环境中受到的影响非常敏感。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婴儿早出生了10～12年的时间。这就需要使婴儿在一个特定文化的影响下获得人的特性，这些特性在某种程度上铭刻在他的神经里，例如人的性格、直立的身材、说话的能力和表达思想的词汇等。从生物学角度讲，动物的特性是遗传的，但人类特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传播的各种形式相匹配，并在久为人知的“敏感时期”铭刻下来。仪式作为这种铭记的一种可识别的形式到处可见。神话是仪式的精神支持，仪式是神话的有形展现。通过学习所在社会群体的神话并参与到神话的仪式中，年轻人精心建构着自己，使自己与所在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相适应，并从一个早产的、未定型的自然产物变成一个定型的、称职的社会成员，在特定的、高效运转的社会秩序中工作。

人类异于其他生物的“早产”，导致他们在整个婴儿期完全依赖父母的呵护。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将人类这种情况与有袋类哺乳动物进行了比较。以袋鼠为例，袋鼠在受孕仅3周后便能生出小袋鼠了，这些还未做好准备的弱小生物凭本能便爬进母亲肚子上的育儿袋里，然后本能地吸吮母亲的乳汁。就这样，小袋鼠们待在里面继续吸收营养并受到保护，直到它们做好独立生活的各种准备。所以说，育儿袋是第2个子宫。由于胎盘的生物性革新，哺乳动物的进化已经超越了袋鼠的阶段，胎儿在准备好独立生活之前能一直待在母体内。因此，这些动物的幼崽几乎一出生就立刻能照顾自己，或者至少在出生后几天或几周内就能独立生活。与之不同的是，人类大脑的成熟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孩子出生得又太早，于是我们有的不是育儿袋，而是家，这是另一种外在的第2个子宫。

在家生活的阶段，人类获得了所有基本的社会烙印。然而，这些铭记和依赖的态度是有联系的，而这种依赖的态度必须在心理成熟之前丢掉。在面对环境的挑战时，孩子一般向父母寻求建议、支持和保护。在孩子成人之前，这种模式必须改变。因而，许多原始社会举行的成人仪式也被看作孩子接受教育的一种仪式。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是将青少年从依赖的幼儿转变为独立自主的个体，虽然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做到。如今，在人类文明中，这种依赖或者说转型期推迟到了25岁甚至二十八九岁，这种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威胁力，而且我们的失败也日益明显。

鉴于此，也许可以将神经官能症患者定义为未能成功跨越那个关键阈限的人。只要跨越了这个阈限，他就成为成年人，迎来他的“第二次出生”。一些刺激因素本应唤起他对责任的思考并为之付出行动，然而这些刺激因素反而对他有相反的作用——总想逃避责任并想得到他人的保护，害怕受到惩罚，凡事总想听听他人的意见等。他不断地改正原有反应模式的自发性，并且像孩子一样总喜欢将自己的失败和困难归咎于自己的父母，或是支持和保护他的国家和社会秩序。如果一个成年人能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失败负责，那么就不会总是不停地假想：如果他的生活环境能有所改变，他说不定已拥有了了不起的人生；如果父母对他的需要多关心一点，如果社会给他的压力再少一些，如果世界并非现在这个样子，他将如何如何等。这仅仅是一个基本的心理事实。成年人应该意识到，是他们组成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这一事实，这是对任何一个社会的首要要求。相应地，成人仪式的首要功能就是：必须在每个个体中建立一套与他所生活的社会相适应的观念体系，而这个社会的存在也必须依赖于这套观念体系。

不仅如此，现代西方世界的情况更复杂。成年人应该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批评和判断，全盘接受他所在的社会群体遗传下来的习俗和习惯。然而，我们要求他们的不仅仅是这些。或者说，我们要求，同时也正在期待成年人会获得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功能，即一个具有独立观察和自由思考能力的个体，能够不带任何先见地对自己及所处的环境进行评估。他对遗传下来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不是简单地复制，而是使自己成为一个不断创新的、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展示出积极、丰富的创造力的核心力量。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自古就是一个完全静态的组织，而且从未有过任何改变，那么这并不是我们的理想社会。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不断地去实现一些尚未实现的美好未来，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将是一股具有开创精神和合作精神的核心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年轻人时面对这样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我们训练他们不要只是不加批判地接受过去的种种模式，而是要识别和培养自己的创造潜力；不要停留在某个已被更早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承认的水平上，而是要代表这个物种不断将现有水平向前推进。而且我要说，这是今天所有现代西方人应该负责的事情，因为自从大概13世纪中叶起，现代西方文明确实一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不断革新的文明。仪式自诞生的那一天起，迄今一直是这个无比丰富并不断发展着的文明的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