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使人类自身成为神秘的存在

在早已被今天的人们遗忘的旧石器时代漫长的几千年里，人类最近的邻居是各种各样的野兽，这在那时是非常普遍的情况。那些动物正是人类的老师，它们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向人类说明自然的力量和自然形态的形成。原始部落的人们给野兽起了不同的名字，还在仪式上戴动物的面具。但在热带丛林里，大自然奇特的壮观景象主要来自植物，所以那里人们的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对植物世界的模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最基本的神话故事都是关于自我牺牲的神的故事。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身体砍成碎块，埋在地下，于是地上长出了维持人类生命所需的各种可食用的植物。在所有种植文化的祭祀仪式里，人类的确非常残酷地模仿了这种原始神话的情景。因为，在植物的世界里，生命被看成是可以死而再生的，新发出的嫩芽来自腐烂的叶子。所以，人类也一定如此。死去的人被埋葬是为了再生。植物世界的各种循环成为人类神话和仪式的模型。

公元前3500年左右是最早的城邦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形成的关键时期，负责观察天象的神职人员发现了天上的七大能量——太阳、月亮和五个能用肉眼观察到的星球，以精确到可以用公式计算出来的速度，穿过固定的星系，这样，魔力的中心和社会的模型从地球上的动、植物王国转移到了天上。当然，神话和仪式的魅力核心也随之转变。这样，关于新的世界景观的新的认识在宇宙秩序的概念里体现出来，这种宇宙秩序立刻成为地球上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在天上的模型。例如，登基加冕的国王被看作太阳和月亮之神，而王后则被看作金星女神，王宫里的达官贵人则扮演着天上各种发光体的角色。

公元5～13世纪，在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华丽宫廷里，帝王的宝座被各种令人惊叹的、人间天堂般的景象包围着，如摇着尾巴、吼声震天的金狮，用奇珍异宝装扮的鸟儿们在镶满珠宝的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还有，某个原始部落的大使穿过光彩夺目的大理石长廊，长廊两旁站着王宫侍卫和衣着华丽的将军与主教。当他来到君主面前时，这位君主一言不发，稳如泰山地坐在那光芒四射的宝座上，他拥有的太阳般的王权令人印象深刻。这位大使在众人面前毕恭毕敬地向君主叩拜，说明自己的来意。当他面朝地还未起身时，一个机器会将整个宝座升到高空中。瞧这气势！最后，当这位大吃一惊的来使站起来的时候，他发现穿着礼服的君主变了，就像来自闪闪星空上的神一样俯视着他。东罗马帝国传教士圣西里尔（Saint Cyril）曾经在写给国王的信中称，他是神在人世间的化身。或许这样说有点过了，但是这与宗教的弥撒或是帝国宫殿里的童话剧并没什么不同。

这类恶作剧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借助于人的肉体、仪式上的装束和建筑使用的石料的形式，人类进入了梦幻般的神话意象中的光明世界。这些意象并不是从白天的现实生活经历中获得的，而是从我们今天称为无意识的深层含义中获得的。正因如此，它们激发了沉浸在梦幻中的人们非理性的回应。这些转化成仪式的神话主题和母题所特有的影响就是：它们将个人与超个人的目的与力量联系在了一起。

研究动物行为的学者们已经观察到，在生物圈中，对整个物种的关切居于主导地位，比如在动物求偶或为了争夺异性而进行争斗时，固定的、仪式化的行为指引着生物个体根据该物种共有的、程序化的行为秩序展开活动。同样，在所有人类的社会交往中，仪式化的过程使参与者不受个人感情影响，而是随着仪式表现出低落或高涨的情绪，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受自己掌控，而是受到职业、社会阶层、社会甚至物种的支配。例如，在法官或是国家官员们的授权仪式中，那些就职上任的官员们在仪式上并不代表自己，而是作为共同的准则和法律的代理人。甚至在私人的交易中，契约和合同的模式、谈判以及诉诸法律的威胁，构成了一套公认的游戏的仪式规则，这些仪式规则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针对个人的冲突。如果没有这些规则，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人们也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只有凭借当地社会群体游戏规则的力量，人性才会展现出来，并在仅此一次的生命中得以实现（这种实现由时空和秉性所界定）。

所以，我们该思考一下当今人类产生敬畏之情的根源是什么。正如德国数学家弗罗贝尼乌斯指出的那样：首先，有各种物种出现的动物世界被人类看作一种神秘的事物，而受到敬仰。作为令人类羡慕、与人类近在咫尺的邻居，动物使人们有了通过模仿达到与之同一的冲动。其次，人类产生敬畏也源自植物世界和大地丰产的奇迹，在那里，死亡孕育着新的生命。最后，在远古时期的近东，随着最早的发达文明的出现，人类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七大发光的宇宙天体运行规律的运算上。正是因为这些，我们才会有复活和死亡之神车队中7匹灰色的战马。然而，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当今距我们最近的神秘邻居不是动物或植物，也不再是天上奇妙的移动天体。弗罗贝尼乌斯指出，我们已经通过科学去除了它们的神话色彩，现在神秘的中心是人类自身——一个人，作为“你”，成为另一个人的邻居，而不是“我”希望他能够成为的样子，我可以设想我了解他并与他有关系，但是人作为自身却是一个神秘和奇迹的存在。

这种新生的、面对面的人作为敬畏的中心，是在希腊人的悲剧中最早得到承认并受到尊崇的。同年代所有其他民族的仪式都是借助动物、植物、宇宙和超自然的秩序完成，但是在古希腊诗人荷马时期，世界已经成为人类的世界，在5世纪时伟大诗人创作的悲剧中，他们一直在宣称和展示这种新的关注焦点的最本质的精神内涵。

詹姆斯•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言简意赅地定义了希腊悲剧的本质特征。这个定义为人们打开人文主义精神的神秘维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中提醒我们关注两个公认的表达“悲剧性的情感”的经典词汇——怜悯和恐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出这两个词的定义。乔伊斯作品中的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宣称：“亚里士多德没有对‘怜悯’和‘恐惧’下定义，我却下了。”并说：“面对无涯的苦海，占据了人类的心灵并与那个受苦受难的人连接起来的情感，叫作怜悯；面对无涯的苦海，占据了人类的心灵并把这苦难与那神秘的原因连接起来的情感，叫作恐惧。”当然，所有苦难的神秘原因是死亡，这也是生命的先决条件，所以死亡的确是无边的。如果承认生命的存在，就必须承认死亡的存在。但在我们肯定这个先决条件时，必然会对受难者表示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受难者事实上是一个人的另一个自我。

在我已经讲过的那些葬礼的仪式里，古典的和现代的西方人对人自身的重视，使得这些场合显得尤为独特。在同样规模的传统的东方葬礼中，就不会有这样的体会。在那里，葬礼会通过人来指向人们设想的宇宙环境。任何一个参加过这种东方仪式的人肯定会注意到，受难者作为一个个体在这样的仪式中已不复存在，然而在这个场景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清楚地显示了个人的价值。旧瓶装新酒，新酒即个体的人格。具体来讲，新酒当然是这位特殊的年轻人和他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所代表的东西，而不是他在周期性反复出现的永恒循环中所代表的东西。在更古老的秩序中，某些象征符号仍然出现在拉着炮车的7匹发出清脆马蹄声的战马和旁边那匹无主的马儿身上，并仍发挥着作用。这个古老的神话现在被赋予了一首新的歌曲，它歌唱着那独一无二的受难者，歌唱着人类苦难的阴郁和无边，歌唱着神秘的神圣启示。没有了这些，仪式就失去了它的深层维度和治疗力量。

总之，现在让我引用一首短诗里传神的诗句来进入我最后的主题：所有的神话和仪式都指向关于高深莫测的奇迹的设想，它们以伟大的诗歌和艺术的形式向我们展现了这一设想，并将我们与之联系在一起。当我在大约40年前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它就深深激励着我，使我的思想从那以后稳定下来。这首诗是加利福尼亚诗人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在太平洋海滨的瞭望塔上创作的。多年来，他一直在观察鹈鹕在海岸线上绝妙的飞行，他也一直在聆听湿漉漉的海豹友好的叫声，以及身后日益增多的无数机动车发出的令人烦扰的轰隆声。诗歌如下：

大自然的音乐

海洋苍老的声音，小河上鸟儿的喋喋不休，

（冬天为了给海水披上银装，给海岸线铺上棕色，早已给过它们金色和绿色）

不同的声音汇成一种语言。

所以我相信，

如果没有欲望和恐惧，

我们能坚强到足以聆听病态的国家的疾呼，和备受饥饿煎熬的许多城市发出的狂怒，

这些声音本应该是能被听到的。

而且清楚地就像一个孩子，或某个在海滨梦想着情人、独自跳舞的女孩发出的呼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