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迥异的自我观

因此，现在请允许我直接转向欧洲的个体观念这个话题。首先，我要引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著作中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个体化”（individuation）这个术语被定义为实现个体的整体性的心理过程。荣格指出，在我们一生的生活中，社会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为了在世界中发挥作用，我们都在不断地扮演角色，荣格把这些角色称为人格面具。这一术语来自拉丁语“persona”，意思是“面具、假面”，就是那种罗马舞台上演员所戴的面具，演员借助这个面具进行表演（拉丁语为“per-sonare”，去表演）。如果一个人要完全发挥他的社会功能，他就必须戴着这样或那样的面具出现。即使那些拒绝戴这些面具的人，也只能戴上其他的面具以示抗议，像“天哪！不！”或诸如此类的表达。许多面具是戏谑的、投机的且肤浅的，但其他的面具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深奥得多。正如每个身体由头、两个胳膊、躯干、两条腿组成一样，每个有生命的人都由个性和其他特征组成。个性就是深层铭刻的人格面具，通过这种人格面具使自己和他人了解自己，如果没有这种人格面具，他将什么也不是。因此，像“让我们脱掉面具，保持本色”这类的话是很愚蠢的。况且，面具到处都是，年轻的面具、年老的面具、多样的社会角色的面具，还有那些我们自然而然地投射到别人身上的面具，这些面具掩盖了他们的真实面目，然后我们又对这些面具做出反应。

例如，让我们假设一下，在乘飞机的时候，你与身边的一位陌生的绅士轻松地聊着天。一位乘务员经过的时候停了下来，尊敬地称他为“参议员”。当乘务员离开后，你会发现你怀着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感受同他说话，不再有原来轻松的感觉了。对你来说，他已经拥有了荣格所定义的“神力人格”，成为一个被赋予了社会面具的神奇魔力的人。现在，你不再是与一个普通人谈话，而是与一个角色、一种场景在谈话。而且，你使自己变成一个隶属的角色——一个与参议员毕恭毕敬谈话的美国公民。在这个小场景中，至少你这一方的人格面具将会改变。然而，就参议员来说，他仍然是之前的样子，如果他原来没有摆架子，那么现在他也不会。

一个人要实现荣格所定义的个体化，要像一个自由的个体般活着，他必须懂得怎样以及何时戴上或者取下多变的角色面具。人要“入乡随俗”，在家的时候，不要戴上你在参议院所扮演的角色面具。但是，这终究并非易事，因为一些面具烙得很深。这些烙印包括判断和道德价值，也包括一个人的自尊、野心和成就，还有个体的迷恋。过度地重视或迷恋面具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无论这些面具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神力”面具。然而，个体化的工作要求人们没有必要受到这种方式的强制影响，要求人找到个人的中心，然后学着围绕这个中心生活，控制自己赞成或反对的立场。

此外，通过扮演和回应任何固定的假冒角色都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因为，正如荣格在其著作中所阐述的：“最终的分析将表明，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整体的实现，也就是说，一个自我的实现，因此，这种实现也可以叫作‘个体化’。所有的生命注定要通过个体这个载体来实现，没有这个载体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每个载体都被赋予了个体的命运和目的，只有实现这些命运和目的，生命才有意义。”

在伟大的东方，这与强加在每个人身上，甚至最伟大的圣人和智者身上的观念完全相反。在那里，唯一的思想就是个人应该完全认同于已经给他安排好的社会地位的角色或面具，直到完美地完成所有分配好的任务，个体就像落入大海中的水滴一样完全忘记自我。因为在东方，与典型的西欧观念完全相反，每个人的命运和个性潜力在其生命中的实现是他生命的“意义”和“成就”。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已经建立的社会秩序。在那里，独特的、富于创造力的个体被看成威胁。但是，通过认同于某种当地社会的原型，通过扑灭他内心对个体生活的种种冲动，他最终将屈服。教育就是灌输，或者如今天所描述的，教育就是洗脑。名门贵族注定是名门贵族，鞋匠注定是鞋匠，武士注定是武士，妻子注定是妻子，仅此而已。

在这种制度下，个体永远只会将自己当成一个完美地胜任标准角色的演员。无论个体早期的性格具有多么有前途的征兆，几年后这些征兆都会消失，被社会原型的特征、标准的面具所代替。或者，在我看来，如今我们应该把这种人叫作思想僵化的人。在这种社会里，理想的学生就是那种毫无质疑地接受指示，完全信奉他的权威的指引者的人；也是那种不仅热切地同化自己的编码信息，而且也同化自己的习性、判断标准和自己将变成的人格面具的大致形象的人。这里说的“变成”，也正是我的意思。因为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会留下，根本不会有我们西方人所说的自我，不会有那种带有个人观点、爱好、厌恶的想法或目标。

在但丁伟大的《神曲》里，富有远见的旅行者在地狱、炼狱和天堂里可以认出他们去世的朋友并与他们讨论生活，这是很有趣的。同样，在《奥德赛》和《埃涅阿斯纪》（Aeneid）的古典的死后世界里，奥德修斯（Odysseus）和埃涅阿斯（Aeneas）能很容易地认出那些刚刚死去的鬼魂并可以与他们讲话。但在东方，在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的地狱和天堂里，却找不到这种继续存在的能够辨认鬼魂的个人。因为人死后，大地上的角色的面具脱落了，来生的面具形成了。住在地狱的人戴着恶魔的面具，住在天堂的人戴着神圣的面具。当无足轻重的人轮回转世后，他将会重新戴上一张新的面具，这个面具没有任何往世的印记。但是在欧洲，无论是在经典的史诗和悲剧中——比如但丁的《神曲》，还是在荣格关于个体化的现代心理学中，关注的焦点都是个体。个体只出生一次，只存活一次，他的意愿、思想和行为与其他人都是截然不同的。在整个伟大的东方，包括印度、中国、韩国和日本在内，有生命的实体被认为是那种可以穿上和脱下肉身的无形体的迁移者。你不是你的身体，你也不是你的自我。你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虚妄，这个将东方和欧洲截然分开的个体观念渗透到社会和道德、心理学、宇宙哲学和形而上学思想的各个方面。例如，我在梵文中读到，“这个客观的宇宙，完全是不真实的。自我也如此，正如所见，它的生命只不过转瞬即逝……肉身是粗糙的身体，自我是精细的身体，因此不要将两者混淆，它们都是意念想象出来的……你的敌人正用有力的、实现的利剑毁掉这种自我，肆无忌惮地享受着你的真正帝国的极乐，这个帝国是最重要的自我的王国”。

我们努力摆脱的宇宙被认为是一个时隐时现的梦一般的错觉，开始升起和降落的周期性循环。当人们以这种方式认知它时，当个人已经学会摈弃自我、欲望、希望和恐惧，从而在宇宙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时，他将会从毫无意义的永恒轮回中解放出来。正如太阳应当升起、落下，月亮应当有阴晴圆缺，动物以它们的方式行动，你和我也必须以与我们的出生相适应的方式行动。由于我们前生的行为，我们注定出生在我们曾经出现的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没有人要求判官把一个人安排在这个或那个地方，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轮回单子（reincarnation monad）的精神重量自动决定的。这一点，并且仅仅是这一点决定了个体进入社会的地位，决定了等待他们的生活规则以及将遭受和享受的一切。

古老的梵文法律《摩奴法典》、《毗湿奴法则》（The Institutes of Vishnu）等书里详细地描述了与每个种姓制度相适应的学习类型，他们应该吃的食物种类、应该与哪种人通婚、应该何时祷告、何时洗澡、打喷嚏或打哈欠的时候应该朝哪个方向、怎样在饭后漱口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预先注定的惩罚是很可怕的，在远东也如此，在那里，虽然对自然之道或秩序的描述与印度不尽相同，但是就规定个体的生命来说，它们的作用是相同的。因为那里也有一个通过社会秩序而被人熟知的宇宙秩序，一个人有义务并且天生就要遵守这些秩序。那儿也有所谓的规范个人行为的详细法规，这些法规详尽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生活：一个人应该在多大的屋子里睡觉（根据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用什么材质的床垫、他的袖子应该多长、他应该穿什么材质的鞋子、他在早晨应该喝几杯茶等。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做了规定，以至于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想做什么”。

总而言之，在那些社会中，自我、自由思想、自由意愿和自我负责的原则是与所有那些自然、美好和真实的事物相对立的，并因此遭到憎恨和排斥。因此，在荣格看来，个体化的观念是心理健康的观念，也是实现成人生活的观念，在东方，这一观念不为人所知。让我仅仅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是取自印度《摩奴法典》中的一段文章，规定了正统印度妇女一生应遵守的规则。

“即使在自己的房子里，一个女孩、年轻妇女或中年妇女也不能独立做任何事。一个女人在孩提时代遵从于她的父亲；在成年时受命于她的丈夫；当她的丈夫去世后，听命于她的儿子。一个女人永远不能独立。她也不能试图从她的父亲、丈夫或儿子那里解放出来。一旦离开他们，她将会使自己和丈夫的家人蒙羞。她必须总是乐于且善于管理家庭事务，仔细地擦洗器皿并且要善于理财。只要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她将永远接受父亲的指示（如果得到父亲的允许，也可以接受她兄弟的指示）。即使一个完全没有美德、品质低劣、到处寻欢作乐的丈夫，她也要永不怠倦地把他当作神一样敬着……作为这种行为的奖赏，那些控制自己思想、语言和行为的妇女，在这种生活中会得到最高声誉并在丈夫旁边享有一席之地。”

根据对生活目标所起的不同作用，当地老师把印度哲学分为四类，也就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之奋斗的4个目标。第1个是“dharma”，意为“职责、美德”。我曾经提到过这一点，而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职责、美德”是根据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而定义的。第2个和第3个目标是自然的，是所有生物天生就具有的努力目标——成功或成就，也就是自我提升，在梵文中叫作“artha”，肉欲的乐趣或满足则称为“kama”。后两个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id）的目标等同。它们是心灵最主要的生物动机的表达，是个体动物天性的“我想”的表达。然而，受到社会影响的“dharma”的准则与弗洛伊德所称的超我（superego），即文化上的“你应该”相对应。在印度社会，个体的乐趣和成功都是在个体的“dharma”保证之下得到的，即“你应该”监督“我想”。当人到中年，履行了自己所有的职责，他就离开社会到森林里去，寻找某些隐居处，通过练习瑜伽去除“我想”最后的痕迹以及“我应该”的每个回音。于是第4个目标、也就是人生最终的目标将会达到，这就是众所周知的“moksha”，即完全的“解脱”或“自由”。然而，这种自由不是我们西方所认为的自由，不是个体想成为什么或想做什么的自由。相反，在“moksha”意义上的“自由”指的是摆脱每一个生存冲动的自由。

“你应该”与“我想”相对抗，随后是“寂灭”。从现代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处于紧张关系的前两个目标所代表的情况更适合幼儿园而非成人世界，然而，在东方，这种情况甚至贯穿成人的一生。在西方世界，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会被认为是自我成熟。总而言之，东方从来没有区分清自我（ego）和本我。

对东方的哲学家来说，英文单词“I”（梵文是“aham”）只意味着愿望、渴望、欲望、恐惧和拥有，也就是弗洛伊德定义为本我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快乐原则的压力下活动。与之不同，弗洛伊德定义的自我是把我们与外部的经验“现实”客观联系起来的心理能力，也就是说，与无处不在的真实世界相联系，在它目前的可能性里进行客观的观察、识别、判断和评估。自我把我们与我们自己相联系，同样在它的范围内对我们自己进行认知和判断。因此，由知识渊博、富有责任的自我引发的深思熟虑的行为与贪婪、野蛮的本我行为是不同的，也与无条件地受长期遗留的规范所控制的行为不同，这种规范不适用于当代的生活，也不适用于任何无法预见的社会或个人的突发情况。

东方人的美德等同于一个好士兵的美德。一个好士兵服从命令，他不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是仅仅为行为的执行负责。一个人所坚持的准则是从很遥远的年代遗传下来的，因此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人要他为所做的事情负个人责任。确实，也从来没有人为自己负责，因为准则是从宇宙本身的秩序演变而来的，至少人们这样认为。因为这种普遍秩序的来源不是人格上帝，或具有意志的存在，只是完全超然的力量或虚空，它们是超越思想、超越存在、先于范畴的东西。从来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对任何事情负责，众神自身仅仅是一个不断循环出现和消失的、虚幻的、万花筒般的、没有尽头的世界里的小官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