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摇滚青年能做合格接班人吗

“即使不能学会热爱黎明，至少会在每天早晨的操练中逐渐熟悉它。”

我父亲安东尼奥·库尔特·塞姆勒（Antonio Curt Semler）1912年出生于维也纳，那是一个辉煌帝国没落的年代。我祖父是个成功的牙医，希望儿子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但我父亲把全身心都扑在了工程上，他毕业于维也纳理工大学。

由于意识到战争期间奥地利的机会将会减少，我父亲开始向国外寻求发展。1937年，他去杜邦公司应聘，很快接受了阿根廷一家化学纺织厂生产工程师的职位，他最终成为那家工厂的经理。

1952年，我父亲访问了巴西，他被这样一个辽阔的不发达国家展现出来的发展前景深深吸引住了。那时他正忙于研发一项离心机的专利技术，这种机器能从蔬菜中分离出润滑油来，他希望它能成为自己事业的支柱。起初里约热内卢似乎是个不错的地点，但当我父亲从一个山头上眺望了整个圣保罗市后，他改变了主意。他对自己说，这里才是为一个企业家准备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我父亲，这个当时42岁的单身汉遇见了另一个奥地利移民——勒妮·魏因曼（Renee Weinmann）。他们结了婚并共同组建了一个家庭。我外公曾举家迁到中国，从上海出口纺织品和瓷器，这生意很赚钱。魏因曼一家人过着受保护的生活，和成千上万的欧洲人一起生活在上海的英法租界，对于他们来说，这就像无边苦海中的一个孤岛。外公去世后，我外婆带着她唯一的孩子乘坐一艘货船离开了上海。经过一个月的海上旅行，她们在巴西南部的圣多斯港登陆。不久，我母亲开始给圣保罗市的一些富人讲授英文课程，其中一人把她介绍给了我父亲。

在市中心并不宽敞的两居室房子里，我父亲在餐桌上为塞氏企业规划着战略。他一直不停地工作，只有我母亲反复催促开饭时，他们才坐在一起吃饭。然后，他又继续干到深夜。

孩子对父亲来说是头等大事，因为他早已急切盼望有人继承他的企业了。在我姐姐苏珊出生前，母亲曾三次怀孕，但都以失败告终。但对父亲来说，很难想象由一个女人来管理前途未卜的塞氏企业。11个月后我出生了，成为这个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企业的未来继承人。

塞氏企业和它的主人那时候名不见经传，就像父亲已经申请到专利的分油机一样默默无闻。但巴西是个充满机会的国家，新产品层出不穷。不久，塞氏企业的离心机就成为市场领先者，这时从国外来了三位合作伙伴，他们不仅带来了企业急需的资金，而且很了解这个国家。我父亲一直在努力工作，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回报就更加丰厚了。这20年是创造“巴西奇迹”的年代，经济以每年7%的速度高速增长，当时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几年前还是个小规模机器工厂的塞氏企业，那时已发展成社会公认的制造商，雇员约110人，年收入达200万美元。

20世纪60年代后期，巴西认为自己迫切需要发展造船工业，于是一个五年“国家造船计划”立刻诞生了。我父亲感到这是个机会，便和两个英国水泵制造商合作，于是塞氏企业变成巴西船用水泵的主要供应商之一，生产的水泵系列产品至今仍然闻名遐迩。

把企业传给下一代是世界各地企业家们公开的目标。当你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时，会感到这里有些神秘色彩。你听说过爱因斯坦或其他科学家的孩子子承父业吗？为什么企业家的后代总是被看成天生的企业家呢？有时一个企业家的儿子或者女儿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管理者，正如IBM的小托马斯·沃森（omas Watson Jr.）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证明的那样。但是谁来做这个决定呢？毫无疑问，是父亲。让我们老实一点说吧：他并不是完全公正的。

“我希望企业能在家庭内部维持下去，”企业巨头们如是说，“××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但是，难道让企业在信得过的人手中逐渐消亡，会比在陌生人的努力下繁荣起来更好吗？

就我而言，我几乎没有给父母一点信心。小时候，我长时间全神贯注地玩回力球，持续的时间就像进行一场国际象棋比赛一样漫长。我认为边做数学作业边看电视上的动画片再正常不过了。我母亲到现在都不明白我得了那么多的D，他们怎么会让我毕业的；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她和我父亲会经常被老师叫去讨论一些事情，比如我相信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之所以被生产出来，就是因为它们可以被粘到餐厅天花板上去。

随着逐渐长大，我开始为自己总想占据舞台中心而感到十分羞愧。但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总是把我拉向焦点和领导地位。高中时，我担任过许多职位：班长、田径队队长、班级年报的摄影总编辑。我甚至组织过供应午餐的饭摊，这是一个由低年级学生经营的饭摊，目的是为来年的班级旅行筹集资金。就是在这里，我的商业才能初次显现出来。我摒弃了过去饭摊指挥享有免费饭票的做法，延长了经营时间，并鼓动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凯洛格（Kellogg）和菲多利（Fritolay）为我们的生意竞争。我不敢说他们会为了小饭摊这么个客户而争先恐后，但我们的收入飙升了。然后，我把利润投资到股市，到第二年就挣到了足够多的钱可供全班同学飞赴一个旅游胜地。“在学校只知道做生意”，这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在班级年报上对我的描述。

但是，这一刚露头的经营天分很快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因为我强烈地想学吉他，尤其是想要一把吉普森·莱斯·保罗（Gibson Les Paul）吉他。我迷上了摇滚乐，滚石乐队、齐柏林飞船乐队（Led Zeppelin）、平克·弗洛伊德乐队（Pink Floyd）、尤赖亚希普乐队（Uriah Heep）都是我追逐的偶像。对我而言，多样化发展也意味着学习弹奏贝斯和打架子鼓。所有这一切都在警告着我的父亲，当时他正急切地盼望这一阶段早早结束，来和我讨论关于我在公司的晋升问题。

我16岁时曾在塞氏企业采购部做过一份暑期工，可却只是学习船用水泵的半英寸钢制转盘的说明书。当一个卡车司机来教我开车时，我才感到有些意思。我是我们街区唯一坐到奔驰方向盘后面的孩子，尽管这是辆10吨载重卡车，而不是奔驰560SEL敞篷车。

这个夏天过后，我又迷上了吉他，绝望的父亲开始考虑把公司盘出去。不过没过多久，我就失望地发现，我的音乐才能有限。由于父亲急切地想要一个接班人，我又有作为饭摊领导者的短期工作经验，投身工商业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仅仅有一个问题：在巴西，所有健康的年轻男子到18岁时至少要服一年的兵役。

等待了这么久，我父亲认为这对我将是一剂良药，部队的锤炼会让我脱胎换骨，即使不能学会热爱黎明，至少会在每天早晨的操练中逐渐熟悉它。于是我开始游说母亲。吃饭时间变得神圣起来，我的成绩提高了，我的床铺奇迹般地定期得到了收拾。周末我会在两个闹钟的帮助下早早起床，这两个闹钟都远远地放在我房间的另一头。

父亲们明白这类行为。我父亲总是给我一副“儿子，你别想给我耍滑头”的表情。

很快我被通知到地方新兵招募办公室体检，在一天午夜我出发到那里和其他一些小伙子坐成了一排。由于任何身体上或精神上的重要缺陷都会考虑到，我看到有几个人在练习如何伪装平足、神经崩溃和各种各样的疾病。我没有勇气那么做。招募官对我的身高和体重都很满意，总体上来说，没有发现我缺少他们需要的任何一项严格的资质。

两星期后，我到另外一个军事办公室递交经部队批准的体检表，这是为了一次更全面的体检。朋友们曾经告诉过我关于体检的恐怖故事。按照传统做法，所有被部队退回来的人都要被叫去为部队医院献血。一个护士将在你的前臂上扎进一个巨大的针管，递给你一个两升的瓶子，然后转向下一个人。一遇见血，我百分之百会晕倒。但如果那就是自由的代价……

我在黎明前出发了。等了5个小时后，我和几百个赤身裸体的青年男子站成一排，回答关于童年病史、成年病史尤其是性病的各种问题。我又一次通过了。我告诉自己，至少我还不必献血。

一个月后，我去参加笔试。既然头天晚上根本没有睡着觉，那么早上4点起床对我来说就非常容易了。考试时间持续得很长，而且考题也很复杂。我尽最大努力做出最糟糕的回答，然后在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下回家了。三天后，我得知我又一次通过了。

我全身的行头已经配备齐了，穿上了制服，戴上了帽子，蹬上了靴子。这时负责的军官叫我过去，我等待了两个半小时，然后向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在一个从来没有打过仗也没有任何机会打仗的国家的部队里待着有多可笑，之后，我就被遣散回家了。

我放弃了读商学院，进入圣保罗大学法学院就读，这是巴西最负盛名的大学，它培养了许多巴西总统。我相信我将更喜欢其人本主义的教学方法。但由于我的成绩在平均分以下，所以差点没有支撑下去，这一成绩部分是因为我在入学后不久就回到塞氏企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