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迪克博士的大清洗

“我们正在朝着不知深浅的水流前进，我预想我们必须经常改变路线。一名传统的经理可能就此停滞不前，或者过于死板。”

我第一次住经理套房的经历让我感到很沮丧。所有人都像他们的衬衫一样刻板。

我努力去适应这个环境，甚至专门去一家流行男装店买了一身套装，白色条纹的深蓝色制服、法式袖口的白衬衫以及一双黑色皮鞋。我最终还是没有穿这身制服，因为仅仅是购买过程就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

在公司工作后没多久，父亲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不应该让任何人喊我的小名迪克。他严厉地说，这样会减少人们对我的尊重，我应该一直被人称为里卡多博士，这是在巴西像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自动获得的头衔。可是我已经让所有人都叫我迪克了。向公司传达的这一矛盾信息让人们迷惑不解，直到今天，我仍然会收到写给迪克博士的备忘录。

像大部分白手起家的人一样，我父亲非常传统。他总是采取家长制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员工，认为罢工和劳工冲突是一种对他个人的冒犯。他一直记得他是在一张餐桌上创办塞氏企业的。

我父亲总是在每天早上6：30准时起床，遵守着像工字梁一样刻板的时间表。每个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上午，他都会打上一轮高尔夫球再去工厂，然后回家吃午饭，接着小睡15分钟后再返回办公室。晚上7：45他会准时回来吃晚饭。星期五他不去打高尔夫球，而是参加“扶轮国际”分社（Rotary Club）的午餐会。

父亲的秘书费尔南德是一位身材矮小而结实的女性，她总是表情严肃，当我到塞氏企业工作时，她已经和我父亲共事15年了，不过我永远也没弄清楚，为什么他们总是在互相抱怨。如果费尔南德迟到了6分钟，我父亲就会批评她。而当父亲用钢笔而不是用铅笔修改文件上的错误时，就轮到她来发怒了。

当费尔南德走出父亲的办公室时，常常“砰”地一声把门摔上，我能够理解其中的原因。父亲过去是奥地利奥运会滑雪代表队的队员，并且现在仍然表现得像运动员一样，挺直胸脯和肩膀。他需要得到尊重并偶尔引起恐慌。严厉的表情就是他的注册商标。当我逐渐长大时，我的朋友们都是在门外和我道别，而不愿意冒险撞见他。在办公室里，职员们总是抛硬币来决定谁去给他送文件，而这个人很可能变成他发怒攻击的目标，因为他经常向离他最近的人发泄怨气。

当我有了一间与他的办公室相邻的自己的办公室时，他坚持要在我们之间安装一个推拉门。当我与客户会谈时，有时门会被“哗”地一声打开，然后，他就会径直走进来。

父亲不喜欢我把脚放在桌子上的习惯，也不喜欢我在家工作的习惯。我努力把私人生活与公司分开的做法让他很恼火。如果我为了私人用途而复印东西，我总是会付钱。如果要向一家打算在那里度假的宾馆发一份传真，我也会为此付钱。而对我父亲来说，事业和家庭是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的。

我们之间的代沟几乎有50年，不管如何努力去融合，我们的风格和观念还是变得越来越难以相容。我知道从父亲到儿子的这种交接不会那么顺利。逐渐地，他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而同时，巴西的经济开始不景气。巴西的造船工业是遭到重创的部门之一。这对塞氏企业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到1980年，我们90%的生意都是和船用产品有关的，比如水泵、螺旋桨组件和轮船发动机使用的水油分离器。塞氏企业利润的唯一来源就是把现金储备进行投资，而现金储备也在迅速减少。

塞氏企业曾经有十几年时间一直由一群与海洋工业的权贵有关系的经理们来经营。当经济衰退加剧时，我相信塞氏企业唯一的生存机会就是扩展产品线，减少它对海洋生意的依赖。就像巨蟒组的剧组成员们常说的那样，应该有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了。但每当我提出要多元化经营的时候，他们总是争论说，塞氏企业是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公司，如果失去了专业技能，我们就会失去一切。守旧的卫士一直告诉我父亲，塞氏企业能够支撑下去，一个新的造船计划即将出台，我们将会重振雄风。

塞氏企业打算借贷100万美元来建造一座新工厂，它将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来组装船用水泵包装箱和螺旋桨。我曾经对这样一个先进的工厂表示乐观，但随着经济下滑，我开始担心这样一笔巨大的投资是否合适。如果我们要举借更多债务的话，我认为至少要用来投资一个健康的行业。但那时我才20岁，虽然我的姓氏是塞姆勒，虽然我名片上有个唬人的头衔——董事会助理，但其实我没有什么影响力。每当要制定一项关键决策时，我通常都会被送到市区外某个客户那里进行一次毫无意义的参观，这样可以让我远离办公室，直到他们做出决定。

我已经确信我想从商，但我不相信塞氏企业就是实现我企业家抱负的地方。在我的推动下，普华永道公司的审计师找到了一些他们认为塞氏企业会有兴趣收购的公司。这些公司看上去几乎都与塞氏企业不搭调，但有一家公司吸引了我的视线。这是一家再平凡不过的企业了，它生产梯子——各种各样的梯子。这家公司靠做木匠活起家，很快就发展成为巴西最大的梯子制造商，它的员工比塞氏企业的还要多。但这家公司现在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普华永道公司甚至拒绝为其收购前的审计数字负责。

我开始考虑离开塞氏企业，发展自己的梯子事业。于是我几乎每天都去拜访这家梯子制造商，逐渐熟悉了这家公司，并不断跟公司老板讨价还价，虽然这家公司存在问题，但它开始时的报价是100多万美元。

很快，收购价格开始下跌，于是我试图说服父亲借钱给我。“让我们考虑考虑，”他总是说，“把资产负债表拿来给我看看。”

我拿来了，但他并不看，他在拖延时间。

当然这跟梯子没有什么关系。他是不希望我离开。

我用了几乎一年时间来研究这家梯子公司，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比我在任何课堂上的收获都好得多的商业教育。我与该公司的债主们交谈，与供应商们交谈。我从普华永道公司那里获得了我能学到的所有战略性思考。

然后我开始集思广益。我在报纸上用英语刊登了一则招聘广告，为我未来的企业招聘一名CEO。我说我想要一个管理过跨国公司巴西分公司的人。

应聘者蜂拥而至，或许这是因为我暗示我愿意放弃公司一部分股权的缘故。我面试了大约30位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聘者，把公司的财务数字一一展示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告诉我怎样能让这家公司起死回生。当面试结束的时候，我不仅找到了一位CEO，还变得相当聪明了。

梯子的销售额在持续下滑，最终这家公司的收购价格降到了我能支付得起的水平：1美元。另外，该公司的供应商们还愿意再给我一些赊购。尽管我还非常年轻，但我已经和一家知名公司建立了联系。也许他们认为是塞氏企业在背后支持这宗生意，我永远也没法说服他们修正这个错误的假设。

我们起草了一份极其复杂的合同，这是我的律师告诫我应该采取的方式。但我认为，如果要破产，我宁愿在二十几岁而不是四十几岁时，因为那时我也许背负着更大的责任。不管怎么样，多亏那些面试的启发，我想出了一个计划。我计划放弃公司将近一半的产品，接受供应商给我的所有新借贷，从而赢得足够的时间在公司那些仍旧盈利的项目上重振企业。

就在我们最终准备结束交易的那天，父亲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让我们再谈谈这件事吧。”他说。

“太迟了，”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了一年了。”

我知道是什么在困扰着他，于是试图缓解他的焦虑。我告诉他，我会加入塞氏企业的董事会，只要他希望，我随时都可以到办公室来。“但是我留在这里一点用也没有，”我补充说，“我们之间只会继续战斗。对于怎样经营公司，我们有不同看法，而这里的所有人都是你仍旧信任的。我曾以为你会给我更多权力，但现在我知道你并不打算那么做。”

这时父亲终于说，他想和我商量一下所有权变化的问题，他愿意把塞氏企业的绝大部分股份都给我，有了这些股份，我就有权力进行我认为公司要维持下去所需要的变革了。如果我放弃梯子公司的交易，他也同意支付合同中规定的3万美元违约金。顺便说一句，那个公司继续存留了一段时间，这无疑是因为公司老板把我原来希望取消的产品停产了，但最终公司还是被清算了。至于我未来的CEO，他变成了杜邦巴西分公司的总裁。

“谁来经营塞氏企业呢？”我问父亲，只不过是想听他说出来而已。

我沉默着。他也沉默着。

“你在我还活着时犯错误更好一些。”最终他说道。

结果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就在他眼皮底下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错误的麻烦是，当你犯错误时，你意识不到它们。

有一项举措虽然非常冒险，但并不是错误。我可以继续努力说服塞氏企业的元老们，让他们相信塞氏企业必须进行变革，同时忍受他们更多的拖后腿行为，也可以在不要他们的情况下进行变革。那些经理们仍然相信造船计划会实施并准备始终领着他们不菲的薪水。因此我选择第二条路线。

“接下来的两三周我计划去旅行，”在我们艰难的谈话快要结束时，父亲说，“不管你想在公司进行什么变革，现在就去做吧。”

我搬进了父亲过去用的办公室，审视着眼前的黄色标准拍纸簿，上面是我潦草地写下的所有高层经理的名字，总共大约有15个人。在一个星期五，我分别与他们设定了个人会面时间。第一个是沃尔德马，他是个威严的男人，有一双敏锐的青灰色的眼睛。他冷冷地问候了我，目光直穿过我年轻的脑袋。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晚了三天交上学期论文的学生。

“你好，沃尔德马。”我结结巴巴地说。

“迪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沃尔德马居高临下地说。

“嗯，你明白，沃尔德马，我认为我们应该进行一些变革了。”

没有回应。

“你知道的，我一直想让塞氏企业多元化经营。”

仍然没有回应。

“那么，”我接着说，“要让这个多元化过程行得通，我感到我们必须在管理层上进行一些变革。”

沉默。我决定总结一下迄今为止的形势。我相信他最终会同意我的说法，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好朋友，至少也可以真诚地道别。于是我开始回顾历史，追溯塞氏企业的创业历程和沃尔德马在过去15年中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我这么说好像是要提拔他，而不是要解雇他。然后我突然改弦易辙，谈起了近几年的情况，并集中谈了塞氏企业黯淡的前景和对新产品的需求。

“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我们已经开始研究多元化了，下个月我将亲自去德国和英国与一些公司洽谈。”沃尔德马终于开口了。

“但是，沃尔德马，你已经说过好多遍了，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进展。”

“现在情况不同了。”

对此我们没有争论。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这个下午我只剩下三个小时了，而后面还有一长串经理要解雇。

“沃尔德马，让我们长话短说吧。我希望能亲自实施这次多元化，而不是看到它在双重指挥下进行。”

但是，令我感到懊丧的是，沃尔德马回答说：“没问题，我们将组建一个伟大的团队。”

我感到一阵恐慌，然后是紧张，接着又感到沮丧。难道所有的会面都将这样吗？如果在这个下午结束前我不能处理完名单上所有的人将会发生什么？幸存下来的人肯定会在周末聚在一起的。

“沃尔德马，让我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吧。我需要自己来做这件事情。”

沉默突然降临了，就像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里捂上了一条厚厚的羊毛毯子。我们坐在那里，空调呼呼作响，似乎在看着我们。

“你是说我被解雇了吗？”过了一会儿，沃尔德马说。

我清了清嗓子，平定了一下情绪说：“是的，沃尔德马，我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唯一的办法。”

又是沉默。然后他提出了那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你父亲知道这件事吗？”

“嗯，是的。某种程度上。是的。他知道。”

“我明白了。”沃尔德马说。最后我看到了他身体上的反应：他脸色苍白，然后变得毫无血色。我在想我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也许更糟。

沃尔德马站起来了：“好的，下周咱们可以讨论一下交接的事情。”

“噢，沃尔德马，请等一下，”我快速地插了一句，同时也站了起来，“你明白，我希望交接得快一些。”

“那将是多快？6个月吗？”

“哦，不，不。”我结巴起来。

“那么是三个月？”沃尔德马边说边向门口走去。

“哦，不是，要更快，我……我……我……”

“你不是想要我在一个月之内就离开吧？”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盯着我。

“嗯，实际上，是的。”

“你打算让我什么时候离开公司呢？”

“沃尔德马，我希望你今天就收拾东西回家。如果周一我有什么需要的，到时候再给你打电话。”

沃尔德马走向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然后使劲打开门再关上门。我瘫倒在沙发上。

接下来的会面很快就结束了。到下午6点钟，我已经解雇了塞氏企业60%的高管。我本来不愿意解雇任何人的，更不用说像教父清洗似的解雇这么多人，但是他们都不理会我多元化的建议。塞氏企业没有时间吃药效缓慢的中草药，它需要的是急救手术。

带着一种既轻松又焦虑的复杂心情，我开车回家度周末去了。

我之所以选择在周五，是希望过了这个周末一切都会平息下来。在下周一之前我有许多组织工作要做。我没有管理经验，但已经和一个有管理经验的人结成了同盟。我新的得力伙伴名叫埃内斯托，40多岁，身材瘦削，有充沛的精力管理整个公司。他出生在圣保罗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年轻时坚守着去美国学习的梦想。那时他不会讲一个英文单词，也没有钱买一张机票，更不用说学费了。但他有决心，这就足够了。

凡世通轮胎公司的巴西分公司就在他家乡附近。在索罗卡巴镇的一个学校里，埃内斯托发现了申请美国阿克伦（Akron）大学的机会，那里是橡胶大王的基地所在。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后，埃内斯托填写了一张申请表，希望能得到奖学金并学习英语。这个学校很欢迎外国学生，于是他被录取了。他用小镇居民捐助的钱购买了机票，长时间地学习英语，最后确定他基本掌握了这门语言，然后于7月份坐飞机去了俄亥俄州。

4年后他拿到了阿克伦大学的学位，并在附近的凡世通公司做实习生。他晋升得很快，不久就回到巴西，成为一名初级经理。此后他一直在晋升，29岁时已成为凡世通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

埃内斯托擅长管理和融资，并且不知疲倦。他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但却脾气急躁，容易与他人起冲突，不久他就与同事发生了一次冲突，然后递交辞呈，离开了凡世通公司，成为拖拉机生产企业凯斯公司（J.I.Case）的副总裁，接着又跳槽到一家德国跨国公司的分公司，在那里他学会了德语。他接下来的工作是在一家法国公司，在那里他学会了法语。之后他成为了日本夏普公司的总裁助理，但在一次商务会议上，他用日语喊出“去你的”后，就离开了这家公司。接着他又去里约热内卢工作，成为施乐公司的行政副总裁，但一年之内他就去美国出了11次差，之后，他决定过一种不那么忙乱的生活。一个星期天，当他在里约热内卢的公寓里浏览报纸时，一则用英语写的招聘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是为圣保罗市一家梯子公司招聘CEO的广告。

埃内斯托的简历吸引了我。他的简历上列出了他工作过的所有公司，包括一些他只待过几个月的公司，而每个公司都附有一封推荐信，这怎么可能不吸引人呢？他的坦率，再加上他的前任雇主们都愿意推荐他，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他很早就创造了辉煌的事业，但还没有找到他要寻找的东西。很明显，他很聪明，而且对公司有激情，但他也有着强烈的个性，所到之处总要与人发生不愉快。这一切都符合我的需要，不是为了那个梯子公司，而是为了塞氏企业。我们正在朝着不知深浅的水流前进，我预想我们必须经常改变路线。一名传统的经理可能就此停滞不前，或者过于死板。

在这次“大清洗”前，我见了埃内斯托几次，之后的那个周六我就雇用了他。现在我拥有了另一个自我，除了比我更懂得如何经营一个公司之外，他和我一样头脑清醒而且疯狂。

当周一到来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产生的影响。客户们打电话过来，要求某个人听电话，我们解释说他已经离开了公司。然后他们又要另外一个人接电话，我们告诉他们说他也不在这儿了。在客户试着换了四五个人之后，你可以听出来他们的困惑。

我意识到，前任经理们使他们自己变成了商业秘密的存放库，这无疑是为了确保他们继续任职。他们没有料到会有像我这样鲁莽的人破坏了他们的任职，但是我也没有预料到会遇到像他们这样守口如瓶的人。为了找出他们与客户签订的所有特殊交易和协议，我们不得不在他们的桌子抽屉和文件柜里翻箱倒柜地寻找。

很自然地，一些客户试图说服我们把经理们召回来。一家授权我们制造几种船用水泵的德国公司甚至派了两个代表专程来巴西，以私人名义请求我做出让步，让以前的经理们回来。他们认为，没有这些经理，我们就生存不下去。

我也不确定我们能否生存下去，但是，我们将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