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毒品亚文化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毒品亚文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面临重大的社会转型，经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社会转型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毒品问题一直是伴随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严峻问题。社会转型不仅重新开启了中国的毒品市场，而且进入转型加速的21世纪后，随着参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毒品市场的品种日益多样，出现毒品滥用种类和毒品亚文化的转向。

一、当今中国毒品亚文化的转向

（一）从传统毒品转向新型毒品的文化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洛因虽然仍是中国地下毒品消费的主流，但该消费人群数量基本趋于稳定，而滥用冰毒、“摇头丸”、氯胺酮等新型化学合成毒品的问题却日益突出。

新型毒品，在国外一般称为“俱乐部毒品”或“舞会毒品”，之所以得名于此，是因为它们是在俱乐部环境下大量使用的毒品。说明场所对于新型毒品的使用非常重要，场所是构成新型毒品发展与转向的文化载体之一。有研究表明，舞会毒品景象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场所的激增。中国吸食、贩卖新型毒品问题主要集中在娱乐场所。针对娱乐场所吸贩毒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曾专门派出工作组进行暗访调查。暗查发现，60%以上的娱乐场所不同程度地存在吸贩新型毒品的问题，各地公安机关在娱乐场所屡屡抓获聚众吸毒人员，少的五六人，多的近百人。2004年国家禁毒办曾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扫毒行动，在这次扫毒行动当中，暗访和整治了涉毒的娱乐场所8万多家。

毒品使用数量及使用场所的变化，明显反映出伴随社会的转型及开放的深化，毒品的流行态势也发生了变化。在中国，海洛因的主导地位正在被冰毒等新型毒品所取代。海洛因成了老套、过时毒品的代名词，而以冰毒为代表的新型毒品却以时尚、流行的名义，在娱乐场所生根发芽，成为毒品潮流的新型代表。

由于海洛因滥用现象在中国出现了二十多年，而且它是传统鸦片类毒品的延伸和发展，因此人们对毒品的认识也大多局限于传统毒品的特点之上。新型毒品的出现，不仅在药理作用的特点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使用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两种变化的特点都有利于使用者向着更广泛的社会交往和精神刺激层面发展，因此新型毒品的危害性，已经开始超越个人的机体向着社会文化的层面扩散。但是，在充满追求经济效益和盲目高消费的社会氛围下，人们对于这种文化的危害性认识还相当不足，许多年轻人甚至完全处于麻痹状态。

（二）全球化与本土化结合的毒品亚文化

在西方，“俱乐部”药物或“跳舞”药物最早是在锐舞（Rave）和大规模仓库晚会上出现的。1988年，四位英国DJ去西班牙度假时发现了Balearic音乐风格，当地的一群年轻人会经常聚集在仓库、车库、海边、郊外等空旷之地，架起音响灯光，然后找几个DJ放歌，搞自己的私人派对。当地的DJ将来自芝加哥的House舞曲加入多种西班牙及其他音乐元素播放出来，再加上Ibizae文化的刺激，让这四人享受了极为精彩的一夜，故决定将它搬回英国，形成了锐舞。当时正是迷幻药MDMA等开始青睐欧洲青年的时候，锐舞的出现与其一拍即合，两者携手，形成一股强大的亚文化旋风，迅速席卷欧洲，影响到一代年轻人的穿着打扮、思考模式以及生活方式。之后，许多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开始把无证、户外锐舞视为违法，因此锐舞开始搬进合法场合，俱乐部开始替代户外锐舞。

过去20年里，跳舞景象已逐渐出现和发展成全球现象，俱乐部和“锐舞”成为全球上百万年轻人持续喜欢的活动，参加地下锐舞和去夜总会成为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年轻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的活动。在英国，每星期大约有400万青年人参加夜总会。这种全球化的跳舞景象也与毒品使用不能脱离干系。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苏格兰和挪威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许多参与者来说，“摇头丸”、安非他明、可卡因和大麻等已经变成跳舞场景中必要的一部分。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随着年轻人中锐舞和俱乐部流行数量的相应上升，毒品使用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持续增长，到90年代初期形成年轻人使用毒品的明显趋向。当时报道年轻人使用毒品的比例得到全面增长。俱乐部和“锐舞”成为年轻人新潮时髦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新的青年文化；而与此相伴随的大量使用毒品的现象也成为某种青年文化的表达和象征。

有研究表明，相较于30岁以上的成年人，年轻成人更可能是违法毒品的积极使用者。年龄在18岁至25岁的成人，相对于年龄在26岁以上的成人，更可能在过去一年或过去一月中使用俱乐部毒品如可卡因、“摇头丸”、LSD。因此有学者认为，年龄可能成为俱乐部毒品使用的预测器。不过，锐舞和俱乐部文化作为青年文化的一部分，并不表示它只包括年轻人。在十几岁、20岁出头的青年占主导的文化中，也可以毫不惊奇地看到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包括一些30岁、40岁的人参与其中。可见这种青年文化发展的结果，已不再是青年人专有的亚文化，而是像伯杰所称的“变得年轻的人”的亚文化，他们与青年站在一起，但未必是青年。

尽管跳舞和舞会毒品现象出现全球化增长，成为青年流行文化之一，但对这一现象的理解主要是从英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南美的经验和发展中得到的，因为锐舞景象最早出现在这些国家。研究表明，俱乐部流行文化的背景是多样化的，流行的场合也是各不相同的。如塞尔丹哈（Saldanha）在印度的研究表明，青年跳舞文化主要是出现在酒吧，而不是像英国发生在废弃仓库和露天田野中。这些场所的娱乐时间是在中午而不是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的晚上，限制中产阶级青年妇女的参与。中国新型毒品的使用场所也有所不同，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中，除了娱乐场所和宾馆酒店等公共场所外，私人场所即私人租住房和非租住房的比例也合计达到36.2%。这表明，在中国，私人场所是使用新型毒品的主要场所。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和新型毒品受到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有关。因此，在中国，对滥用新型毒品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锐舞参与者，他们只是俱乐部毒品使用者中的一部分。俱乐部毒品使用的发展是超出锐舞文化之外的。

总的来说，全球俱乐部毒品或舞会毒品的发展趋势是比较一致的，中国也不例外。新型毒品正在逐渐替代海洛因的主导地位，成为毒品滥用的主要种类。不过，新型毒品作为舶来品，它的全球化共性是被当地环境和文化塑造和转换的。如豪斯（Howes, 1996）所言，全球化的过程是伴随“杂交”或“混杂”过程出现的，进口的物品和文化会“渗入可替代的方式”，采用能适应当地文化的特征。这种当地的适应性是重要的特征，需要被观察以理解“全球化和当地之间的联结”，看清全球化特征如何在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中以不同方式起作用。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与国情，结合全球化的特征，探究从西方进口的俱乐部及其毒品文化在当今中国的发展特点。

二、毒品亚文化转向的社会转型背景

不管在哪里，只要一个地区正处在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的艰难时期，那么这些地区就是所谓的“空隙区域”。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出现重大转型，正好提供了这种“空隙区域”，为毒品亚文化全球化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各种社会条件。

（一）刺激文化需求的全球化影响

全球一体化不仅带动经济的全球化，政治领域、文化领域还有其他生活领域与世界的联系都在加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出现结构多元化、利益多样化的局面，文化需求多元变得极为迫切，于是各种文化形态竞相迸发，文化消费水平日益提高，文化产业迅速发展，与各国间文化交流也迅速增加，相互影响渗透不断加深。

由于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发达的经济相应比较容易塑造发达的文化。因而在各种青年流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虽然历史悠久，但经济落后的中国本土文化成了弱势文化，而外来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流行文化，尽管历史短暂，却成了强势文化。青年流行文化在中国当代主流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出来后，更多的是受到了外来流行文化的强势影响，包括港台和欧美的流行元素。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俱乐部、跳舞现象也作为一种流行文化传入国内，伴随而来的是“摇头丸”、冰毒等新型毒品的大量涌入，成为年轻人青睐的娱乐方式。然而，社会转型带来了新旧社会规范的更替或转换，在面对全球化娱乐文化的影响时，变更中的社会却无法为青年流行文化提供强有力的引导和约束。一方面，原有的社会规范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新情况，缺乏约束力；另一方面，新的社会规范未能及时建立或者处于建立初期，未能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容易造成规范真空，出现社会失范。在西方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思潮不断涌入的影响下，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容易出现模糊。不少年轻人喜欢追捧国外的流行时尚，热衷于学习国外的生活和娱乐方式，沉湎于对物质享乐、精神刺激的追求。这就为新型毒品的蔓延提供了文化需求的空间。

（二）迎合文化多元的商业操纵

市场转型，带来娱乐休闲活动方式的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也使各种娱乐消费成为可能。为了迎合不同人群的需要，娱乐场所出现多样化，娱乐方式、消费方式出现多元化。青年人对流行娱乐文化的强烈需求，为商业娱乐市场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与毒品有关的各种亚文化，也为商业化和大众文化整合收编，发展出各种娱乐活动场所和娱乐产品。国外的娱乐活动方式传播到中国，在中国急速生根发展。随着文化流通领域的开放，中国娱乐场所出现多元化和快速化发展态势。舞厅、迪吧、卡拉OK厅、夜总会、棋牌室、按摩店等各种娱乐场所层出不穷，娱乐活动呈快速上升趋势。在商业操作下，娱乐场所的增加不仅使俱乐部文化成为一种流行的青年文化，也促进了俱乐部毒品的快速转型和急骤增长。

俱乐部文化和俱乐部毒品的商业运作，使得新型毒品使用的场所有了较多可选择性，而毒品利润的可观性也使得毒品供应量大幅上升。从中国周边的“金三角”、“金新月”等毒源地流入的新型毒品数量很大，仅云南每年就缴获1吨多从缅北流入的冰毒，而缴获的数量总是大大小于实际流行的数量。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相比，新型毒品不需要原植物，具有加工工艺简单、隐蔽性强、成本低和周期短等特点，更加大了流通的速度和缉毒的困难。

（三）滞后于文化转型的监管政策

有关毒品的法律法规总是滞后于毒品问题的产生，对于与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有关的种、制、贩、吸等违法犯罪活动，管控政策比较完备，公众知晓，识别能力和戒备水平也比较高；而对各种新型毒品的管制，处罚上却出现滞后、混乱的局面。

从执法层面看，对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的查处具有一定难度。由于流行的新型毒品大都属于化学合成毒品，形态各异，极易在不改变效果的前提下变动成分，由此给新型毒品的界定造成困难。目前新型毒品的种类已达两百多种，但多数人，包括执法人员对此认识不清，难以区分与界定是否使用了新型毒品。而且，各地对于新型毒品的监管措施也比较随意。一般对查处到的偶尔使用冰毒、“摇头丸”等苯丙胺类毒品的违法人员，即：尿检呈阳性，但尚无明显精神依赖症状者，按照1990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八条的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由公安机关处15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并没收毒品和吸食、注射器具。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但是，具体落实到对使用者的治安处罚方式上，各地和各级公安机关做法不一，有的罚款，有的教育释放，有的行政拘留，有的则要劳教。

毫无疑问，这种混乱的管制信息不利于对公众形成警示和威慑力，而一些新型毒品使用者也确实并不知道其行为属于违法。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对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的滥用作了最高“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的统一划分，这为管制新型毒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保障。不过，由于新出台的法律缺乏统一的执行条例，对新型毒品的管制方式依然比较模糊，这就很可能会给新型毒品和毒品亚文化的继续流行留下空隙。

三、当今中国毒品亚文化的特点

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背景，既为新型毒品的蔓延提供了社会条件，也为毒品亚文化的流行提供了生存空间。今日中国的毒品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流行文化，一种时尚娱乐文化。对新型毒品的消费，不仅被认为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同时也引发了与越轨性文化的联动。

（一）大众化：普遍流行文化

在中国，冰毒等新型毒品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流行文化，使用场所多样，使用人群广泛。我们在调查中发现，KTV、夜总会、宾馆等娱乐场所都可能成为新型毒品的使用场所；一些娱乐场所不仅秘密兜售冰毒等新型毒品，还会制作使用这些毒品的器具。

上次我去一个大型夜总会，那里的所有服务生都会做这个（指为客人摆设吸食冰毒的器具），你一进包房，一个一个小罐子就已经摆好了。那些“妈妈”身上都有这些东西的，你随便叫一个都可以买到。

调查发现，新型毒品使用者中尽管有不少无正当职业者，但波及人群十分广泛。除了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和娱乐服务场所从业人员以外，还涉及演艺界、白领、公务员、学生等。

我们那个地方，涉及这个的面很广。我们那些人大概都在玩，很多人都在玩，基本上那里的都在玩。这个在我们那边流行开来，跑到哪里都是冰，基本上在外面玩的，个个都溜。这些里面全部溜，没有不溜，人人都会玩这东西。

现在上班的人玩得很多，社会上的朋友，玩这个东西很多。像在这样场所上班的服务员很多，一个店里至少有三四十个服务员，一半的人都会玩。

正因为涉足新型毒品的人群十分广泛，因此人们对待新型毒品的态度也显得比较宽容。在我们的调查中，50.6%的受访者认为使用新型毒品没有影响他们的交友活动，原来的朋友没有与他疏远。有些人表示，即使自己因为使用新型毒品受到拘留，也没有因此遭受排斥和歧视，身边的同事、朋友、老板对此表示理解，只是劝说如果身体不好，少用点。这种状况很容易让使用者对新型毒品的看法产生误解。访谈发现，新型毒品使用者中很少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行为，相反，一些人以某些明星、名人也使用新型毒品为榜样，以社会各层次人群都被卷入普遍使用为理由，以社会的宽容态度为依据，认为新型毒品的使用是休闲娱乐活动的正常组成部分，是公开的、正常化的行为，从而盲目追求这种流行时尚生活方式，渲染流行文化的共享性和享乐主义。

（二）娱乐性：新潮时尚文化

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国外流传进来的卡拉OK、迪斯科舞厅、酒吧等各种娱乐活动，已经成为年轻人新潮时髦的生活方式。在这些娱乐场所中，精心制作的夜晚活动、吸引人眼球的室内布景、嘈杂的音乐、超现代的激光、音响设计，迷幻和烟雾缭绕的感觉，都足以让年轻人不受限制地尽情放纵自己，释放压力，宣泄情感，进入狂欢世界而忘记现实生活的烦恼。而新型毒品的使用更是助长了人们进入幻想世界的主观性体验，使他们完全置身于现实之外，不受生活的束缚。因此，一些使用者认为，使用冰毒等新型毒品，是一种可以完全放松身心的娱乐活动，更是一种时髦新潮的娱乐方式，比较前卫、潮流。

用了这些药物确实有兴奋感，而且会觉得比其他人优越、时尚、前卫，现在又不像以前，去钱柜唱歌没什么意思了，而且简直就是老土。

用大麻一般是在KTV唱歌，就把大麻卷在香烟里吸上几口，感觉很酷。

在一些年轻人看来，使用新型毒品不会与海洛因滥用的负面认同和污名联系在一起；“溜冰”等行为给人的感觉是时尚、流行，而海洛因滥用则被看成是老一辈的文化行为，不仅危害大，也是一种过时的娱乐行为，是“走到路的尽头”的一种行为。在一些毒品使用者看来，海洛因的污名来自注射使用方式以及因无钱购买引发的违法行为。由于价格昂贵，成瘾者希望“自己的钱能够确保换取最大的快乐感”，因此静脉注射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形式。海洛因毒瘾者被称作“用针怪人”，被看成是卑鄙、可恶的堕落者，是脆弱而且自我放纵的。海洛因使用者玷污了他所接触的一切，他什么都不是，应受到谴责、社会道德惩罚和法律制裁。而新型毒品的出现，改变注射这一污名严重的吸毒方式，人们不再需要通过注射“硬”毒品满足对毒品的需求，改成吸食或口服使用的方式。

访谈发现，新型毒品使用者不仅把吸冰毒等当成娱乐项目，还会把这些毒品当成一种礼物，以请客方式或庆贺方式和朋友分享。

一般朋友生日吸食这些东西（指新型药品）都是由主人（邀请方）做东，也有来宾以礼物形式带来大家分享吸食。

我结交圈里的朋友一般都是生意上的人，有娱乐业、运输业等，先前一起做生意的人没人吸食。是后来由于生意往来中的朋友生日聚会、公司开张庆贺到娱乐场所，就有朋友带来分给大家吃。

（三）身份感：消费符号象征

鲍德里亚指出：“当代物品的‘真相’再也不在于它的用途，而在于指涉，它再也不被当做工具，而被当做符号来操纵。”现代社会，消费的重心逐渐从物品功能性消费转向了象征性消费，社会象征功能超越使用价值消费，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人们普遍地进行象征性消费，把消费视作获得身份和归属、进行自我确证的手段。新型毒品，作为一种时尚娱乐消费，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式的功能消费满足，更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是有钱人玩的文化。很多人认为，“玩冰”的人都是有钱有势、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我男友是抽大烟的，但是我从来不吸，都没有人相信我不玩，但我不玩，因为大烟被人看不起。溜冰层次不一样，玩的人都是当地呼风唤雨的人，他们都在玩这个，层次不一样。层次高有安全感，因为毕竟层次越高的人越不想被关进来。

尽管海洛因价格不菲，但新型毒品的使用同样需要一定经济条件的支撑。

我现在自己与同伴玩这个东西（指K粉、摇头丸和冰毒）每月的花销在4000—5000元，每次平均在300元。

由于新型毒品的使用通常和群体性性行为相关联，因此许多人会选择在使用后购买性服务，这样支出就更大了。

一般我们六七个男人一起玩，一次要6000—7000元，如果要开房的话，就要上万元了。我们一般是轮流做东，做东的人负责付毒资、场子费和开房费。点菜费（请小姐陪玩）800—1000元/人，上海小姐1200元/人；套菜（小姐陪玩并发生性关系），外地小姐1000—1200元/人，上海小姐1800—2000元/人。“开会”（一起吸食冰毒）后开房的比例约占50%，一般开标房300元/间，通常情况是两个人一间房，有时也会四个人合用一间标房。

由此可见，使用新型毒品确实是有钱人的游戏。使用者一般把它看成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些人以冰毒等作为请客礼物，作为体现阔绰、显示声望的表现。这种有钱人奢侈品的符号含意也吸引许多年轻人去效仿有钱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尝试新型毒品，以此向有钱人看齐。

一开始只是觉得那是有钱人玩的，后来想，有钱人玩得，我玩了也算是有钱人了。这是感觉下来的。这东西真的很贵，比黄金都贵。确实是有钱人玩的，真的，三百块钱，0.4克，比黄金都贵，有的地方还要贵。

使用新型毒品作为一种有钱人的标志和身份的象征，在今天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使用者的地位大不同。20世纪80年代海洛因刚刚开始流行时，也曾当做有钱人的享受，但很快，暴发户们的钱都掉进了毒窟，毒瘾控制下无法自制的堕落导致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因此，在人们今天的印象中，海洛因滥用者已经完全没有了地位。受访者大都认为，抽大烟会上瘾，丧失人格，被人看不起。或许这也是许多人会选择使用新型毒品，甚至用新型毒品取代传统毒品的原因之一。

说句心里话，大烟，它一个要上瘾，还有丧失人格。他身上没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抽大烟的人如果没有钱，他又想抽，很快就出事，他真的丧失人格，我见到的真的太多了。有的啊，他没钱，问你拿二十块钱也好，他知道如果你是贩大烟的，他耍无赖一样，赖在你门口，你不给他就打电话，他坐在你家门口，不走。打针的人一打针就什么事情也不管了。

吸海洛因这事，没人帮，不光彩的事情。在外面偷东西也好，打架也好，也比这好。抽大烟的人，被人看不起。

（四）放纵性：庸俗文化联动

由于使用新型毒品被看作是一种流行性娱乐活动，它带来的群体狂欢、尽情宣泄释放的效果，会经常性地与其他越轨行为结合，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性滥交行为的增加。这一点从新型毒品使用者的暗语中也有所体现。如“配菜”，指使用冰毒等新型毒品后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又分“私菜”（自己带来的女性）和“公菜”（商业性性交易女性）、套菜（小姐陪玩并发生性关系）。新型毒品对性方面的影响不同于传统毒品，长期使用海洛因会导致性能力的减弱，而新型毒品有增强兴奋感、发泄欲和性刺激的作用，从而导致追求感官刺激、宣泄激情的商业性性交易行为的普遍增多。

不瞒你说，吸大烟以后我有五六年都没有性生活，可以说，抽大烟的人，生活里就没有“性”这个字眼了，女孩子看都不要看的，根本就没想法。结果，“溜冰”以后又有性欲了，而且还挺强的……我们都是十几、二十个人一起……

他们说，不玩那个（群交），只吃药还有什么意思……自己人胡闹（发生性关系）还叫一群小姐出台去一起吃药，一起搞（发生性关系）。女的吃了药性欲也会增强，她们一晚上出一次台，能和五六个男人在一起。

使用冰毒每次感觉都很强烈，一般女朋友在身边的话肯定会发生性关系，如果女朋友不在身边的话，有时会找娱乐场所的小姐，频率比较多，那时非常地兴奋想发泄。其他朋友在“溜冰”后，也常常会在娱乐场所找小姐。

新型毒品里有些种类，如K、Rophynol和GHB，被统称为“约会—强奸药”，有损害短期记忆的能力、容易实施性暴力。因此，有时也会发生吸毒后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这对于年轻的女性尤其容易造成伤害。

“摇头丸”也分好多种，橘色的俗称叫“小辣椒”的，它主要是给女性服用的，因为能引起性冲动而又无知觉。我就看到过同伴吃了“小辣椒”后，糊里糊涂地跟两三个男的同时做那事（发生性关系）。

访谈发现，在一些赌场、棋牌室，使用新型毒品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因为赌博时间长，需要新型毒品增强兴奋感。于是一些开赌场、放高利贷的老板做庄，经常拿冰毒招待客人，形成一种畸形的交往文化。

打麻将打得累了，人家放在旁边就吸上几口，一吸晚上就不要睡觉了，我第一次吸就三天三夜不睡觉，脑子也兴奋。

坎贝尔认为，现代享乐主义的特色是渴望在现实中经历那些在臆想中创造或享受的欢乐。这种渴望使人们不断地消费新奇商品。快乐一旦和具体活动脱离，就有永不终结的潜在力量。另外，物体和感官刺激之间的直接联系一旦被打破，幻想和幻觉一旦介入其间，那么意念，作为想象的手段，就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现代快乐方式。新型毒品的使用，正是契合了这种享乐主义的元素，为使用者打造出一座可无制约地进行娱乐消费、充分自由地享乐和狂欢的海市蜃楼，它会不断激发人们去满足缓解身心压力、在虚幻中极度宣泄的享乐主义的欲求。在宣泄欲求、追求感官享乐的过程中，新型毒品使用者很容易产生多方越轨行为的联动；各种庸俗文化的混合，也让商业性性交易、赌博、贩毒、放高利贷、开赌场等不法行为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