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禁毒教育的悖论
如前所述，新型毒品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危害很大。因此，重视在青少年群体中开展认识新型毒品、抵制新型毒品的教育至关重要。
一、教育的盲区
（一）关注教育方式的探讨，忽视了教育干预的有效性
一般来说，青少年越轨行为的产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当前学历霸权的高压下，学校中学习之余的娱乐活动很有限，很多家长、老师都鼓励孩子多学习、少参加活动，以免耽误了学业。而有限的课余活动并不能满足青春期学生的娱乐需要。特别是读书成绩不好或压力过大的学生，容易对学习产生厌倦感。面对学习压力，他们会选择远离学习、追求快乐的事，而课堂外的娱乐活动则成为他们首要的选择。为了增加课外活动的时间，他们经常会把众多课外的时间投入其中，甚至也把课内的时间利用起来，逃课出去玩乐。也有一些玩心重的青少年，会把许多学习之余的时间投入玩乐中。
青少年时期的娱乐需求日益增加，尤其当出现厌学情绪时，在校外的娱乐活动明显增多。而校外娱乐过量的结果，就是经常接触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接触混迹社会的朋友，容易引发逃避学业责任、沾染社会不良习气等越轨的想法和行为。他们在外玩耍时间过长，也很容易产生打架滋事等现象。调查发现，有40.5%受访者在16岁以后在公共场所与人打过架。
打架经常性。具体几次，不知道，发生了不开心的事，就上去打了。基本上每周都有。什么原因都有，那个时候傻乎乎的，觉得帮人家很雕（有本事）。朋友说你帮我叫点人，我就叫一帮人一起去了。
在面对学生这一时期的成长变化时，许多家长老师的教育出现了盲区，并没有清醒准确的认识，也没有及时有效地干预，产生了这些学生最终走上违法道路的结果。这其中的原因，并非是简单地对个体的教育方式的探讨问题。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吸毒者的父母教育方式中，唠叨型占29.2%，谈心型占27.0%，溺爱型占15.0%，放任型占13.5%，打骂型占10.2%，其他占5.2%。显然各种教育方式之间差异不明显，各种类型的教育方式都有。而且我们之前观念上普遍认为，谈心型的教育方式可能是比较好的一种，但显然在这里并没有看到太大的效果，很难说哪种教育方式最有效。说明简单的教育方式与吸毒并未有直接关系。实际上适应青少年从事越轨行为，走上吸毒道路的教育问题，主要涉及两块：一块是教育投入问题，另一块是教育能力问题。
1．教育投入不足
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投入并不仅仅体现在对教育的经济投入，如买辅导书、请家教等，更主要的是家长老师对学生教育时间的投入。调查中发现，父亲从事最长的职业中，工人47.8%，专业技术人员12.6%，农民9.9%，个体工商户9.2%，办事人员7.3%，处级及以上干部4.2%，私营企业主1.9%；母亲从事最长的职业，工人53.1%，农民13.2%，专业技术人员11.0%，个体工商户6.3%，办事人员4.1%，私营企业主1.1%。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父母处于较高收入岗位，工作比较繁忙。如个体工商户、高干、私营企业主等。他们经常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与教育，对孩子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对子女的学习和表现关注不够，没有及早意识到子女从事越轨的前兆，比如对子女娱乐活动增多花销增多、子女逃课、成绩下降或不想念书等没有及时发现，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许多父母因为没有过多时间给孩子，就用增加零花钱来弥补自己的愧疚，这反而助长了一些孩子高消费、过度娱乐的可能。
受访者：大一那个时候像我这样一个月最起码要花掉七八千。一开始还没这么厉害，比方一个星期去娱乐场所一两次，后来去两三次，后来觉得很好玩了，就慢慢地天天去。然后家也不回了。
访问员：那你父母亲一个月会给你七八千？
受访者：我母亲会给我的。我说钱花光了嘛。要就给嘛，我父亲反正那个时候开口，就给我一两千最起码。开一次口就一两千。那个时候也没有固定什么时候去，就是没有了就跟我妈妈讲一下，跟我爸爸讲一下，后来就变成不敢向我爸要了。就问我妈妈要钱，我妈妈比较宠我。
访问员：那你这样出去玩，他们没找你谈？
受访者：主要他们还是工作忙，星期六星期天经常不在家。以前基本上都不在家，回家也只有我一个人。没时间找我谈，怎么可能有时间找我谈这个。
还有一部分当工人的父母，工作时间也比较长，有的甚至还外出打工，没在子女身边。他们更多的是把孩子推给学校，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时间投入少，容易忽视孩子出现的各种问题。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个时候根本无所谓，那个时候父母亲忙，刚开厂，忙得不得了。
我不想上学没跟父母亲沟通。他们知道也没办法，那么远的地方（父母在朝鲜打工）。电话也说过这事，都依着我，他们劝不动我。以前接他们电话，他们这么说，后来我就不接他们电话，他们也不提了，在那么远的地方。
而在学校教育中，老师本应该对每一位学生都一视同仁，尤其对学习成绩差、表现不好的学生，应该多投入、多帮助，才能鼓励他们共同进步，避免走上歧途。然而，在当今“分数第一”、“升学率第一”的指挥棒下，对老师的评判和要求也越来越倾向于看其学生的成绩线以及升学率、课堂纪律等简单的硬性标准。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老师对学习成绩好、表现好的学生有所偏爱，对不同学生的时间投入出现差别。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获得了老师的重点关注和保护，而对学习差的或一般的学生，则关注极少，只要不影响其他学生，不违背学校纪律，便听之任之。这种教育投入的不同形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学校和老师对于学生出现学业压力或学习厌倦情况，对于学生逃课或在外玩乐时间过长等现象，难以及时发现和引导。
2．教育能力缺乏
对于教育时间的投入涉及教育干预的及时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主要取决于教育的能力。在需要适当干预的时候，如何进行有效的干预，这就是教育能力的问题。调查发现，父母亲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父亲占62.8%，母亲占69%。可见许多家长文化程度不高，教育孩子的能力尚需加强。这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许多家长对子女教育缺乏方法，教育方法单一。有些教育方法粗暴，有些比较溺爱，有些则放任自流。调查发现，父母教育方式溺爱型占15.0%，放任型占13.5%，打骂型占10.2%。样本人群在涉足毒品前对父母教育的反应是，愿意接受者仅占34.3%，勉强接受者占16.6%，其余为厌烦、对抗、阳奉阴违或者不理睬，占49.1%。对于经常出现越轨行为、学习成绩不好的子女，许多家长到后来管不住，也就不管了。也有些家长给子女设了底线，只要不出事，其他就随便孩子了。
我爸就是打我，打得特别狠。在外面惹事了，回来我爸就拿皮带抽我，抽的身上全是红印子。我就反抗！坚决反抗！他打我，我就跑，跑了就不回家，在外面跟朋友混。最长的一次半年没回家，短的也要好几个礼拜。
基本上是在中学时候，上学不上学无所谓，报报到就可以，又没心思听老师上课。到初三分了差班就开始这样了。之前也不认真。像我们这种，混个文凭就可以，自己知道读书行还是不行的。父母亲不说，说什么。他们说反正你自己看，读不读随便你，要读我们也供你。
访问员：你是2000年被开除的，然后你游荡了一两年，你不跟他们做，他们有没有叫你做工作？
受访者：他们没有叫我去做，反正你不要惹事就可以了。当时工作呢，去上什么班，最主要是父母亲蛮溺爱的。
访问员：你后来工作了也这样，你父母亲不说你吗？
受访者：只要不出事。他们其实管也是管的，没有一个父母不管自己小孩的，因为管了，管不好，他们已经失去信心了。中学的时候对我失去信心。
二是家长与子女沟通不畅，对子女监管不力。单一的教育方式，让很多家长与子女沟通不顺畅，或者对子女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认知，对子女在家庭外的事情比如逃课、滋事、交友、闲暇时间安排等，知晓不多。因此对孩子的越轨前兆也未能及时发现。
受访者：我父母就是平常关心关心我，在外面干什么？他们现在不知道我在外面干什么，我也没跟他们说，他们知道我没在干什么，所以他们经常就叫我去上班。有时候他们问我，你的钱哪里来的，我也没有正面回答。我觉得你们不要去管这些东西了，有了就有了，你们不要去管。还有第一次因吸毒被抓是关15天，能瞒过去就瞒过去了。到后来他们知道我是拘留，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为什么拘留。他们问我怎么会拘留的，我说跟人家打架，他们就相信了。
访问员：他们没找你谈心吗？
受访者：没有。我也知道他们很想和我谈，我也想和他们谈，但是有的时候刚刚想谈的时候，谈不下去。我也不知道。说不上那个点。从小就不谈。
很多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专注于学业成绩，而对于子女交友情况却有所忽视。有学者对家长提出忠告，要认识到你对孩子结交什么朋友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幼年和青春期。尽量减少使孩子易于与有越轨行为倾向的同伴凑在一起的可能性。
许多父母对子女的交友情况并不知情，尤其是对子女期望不高的父母，并没有过于关注子女的交友，或者对子女与朋友交往的情况不太清楚。
访问员：那你经常出去，你父母亲会说什么吗？
受访者：不干涉我的私生活。不干涉我交友。
访问员：那父母没有教你，比如这个朋友不太好呀，之类的？
受访者：但是他们在我爸妈眼里都蛮好的。
访问员：你爸妈觉得他们好在哪？
受访者：反正跟她们在一起没什么事情，也不会整天出去了，不回家那种。就是出去玩归玩，回家还是回家。
三是没有根据子女的不同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行为干预。一些子女越轨行为没有得到处罚，反而被子女钻了空子，强化了子女的这些越轨行为。还有的家长对子女期望低，这也会助长子女厌学、外出玩乐的机会。
他们先知道我抽烟，我在家里抽烟，被他们看到了，然后逃夜给他们知道了。我在想他们好像也不是很生气，他们就说了我几句，没怎么骂我。在我印象当中，这种事情要是被他们知道了，他们会骂我的，会发脾气，他们脾气没发，好声好气跟我说。他们发脾气，那个时候我还听点，大概他们觉得发脾气没用，好声好气总比骂好。他们说现在你还小，不能晚上出去不回家，烟嘛，最好不要抽。我这人大概那里不好，你好声好气跟我说，我大概就会越来越贱，你骂我我就会收敛一点。最多就是给他们说两句，然后大概骨头越来越轻了。到后来有一次在学校里打架，老师打电话给我妈妈，我爸妈过去，受了个处分，他们很生气，什么话都没有跟我说，把我接回家之后，什么都没说。那个时候我也大概不服气，小孩子肯定劝不住的，你不说话我也没什么改变。你不说话我改变什么，改变态度什么，都没有改变，就这样是对的，打人也是对的。
而在学校中，有些老师的教育能力也有待提高。他们在升学率的高压下，对学习不理想的学生缺乏关心。甚至对于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反而压制其学习的热情。对于闹事的成绩不好的学生，老师一般不喜欢，教育教育，管不了，也就不管了。
从初一就开始这样。有时也会逃课去玩。看有的课，一个礼拜不多，一两节。老师也管过的，找我们谈话过，比如旷课，反正教育的话，那个时候已经听不进去了。那个时候老师管不好，不管了。
老师说你考中专嘛，无所谓。高中，不一定考得上，你就白考了，过去考了，你有可能也会去职校的。我觉得我老师他有问题，他对某些人很好的，对家境方面比较好一点宽松一点的家庭比较好。大致上整个班级以上的人都会这样想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老师和父母对越轨青少年的放任态度也是一种越轨行为的表现。默顿提出的越轨行为，形式之一就是形式主义，即在人们接受了正统手段但由于所受的社会化教育或由于缺少社会接触的机会从而没有接受正统目标的场合，形式主义就会发生。那些在学校制度的种种压力下放弃教育孩子这一目标但依然是“教师”，并在形式上遵守各项准则的教师；那些形式上顶着父母头衔却同样放弃了教导子女职责的父母，都可以作为形式主义越轨行为的例子。他们对孩子的越轨行为认为管不好，管不住，任其发展，就是一种形式主义，没有尽到为人师表为人父母的教育责任，而这又为孩子接受越轨亚文化，做出违法行为提供机会。
（二）差生的污名化
在当前社会，好成绩成为好学生的标准，高学历成为好前途的象征，因此这类学生群体备受关注；而成绩差、学历低的学生则被贴上了标签，成为坏学生和没有前途的代名词。教育对于这些学生并没有达到提升理想的目的，反而污名化了他们，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1．差生标签：学校把差生推向社会
对差生的标签造成了这些学生对读书的认识偏激，仇视或忽视读书行为。对读书的看法，44.97%的受访者认为，学校里教的东西没用，55.22%的受访者同意，只要会混读书不好照样可以赚大钱。许多人认为读书没用，能赚到钱的才有用。现代社会，即使会读书，也需要有后台才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因此文凭可有可无。
现在社会，读书，后面自己有台的，有后路的，人家帮你介绍工作。你没有后台，读书读得再好等于是空。现在社会现实得不得了。全都是关系。没关系再大的文凭也没用。文凭是可有可无。因为现实中见得多了。我姨父的儿子大专毕业还在家里，找不到工作，全都是新手，实习也不要。我姨父没有后台。我老婆姑姑家是法院的，她侄子当兵回来，分得好得不得了。
这种差生、坏学生的标签，也使许多学习成绩平平尤其是对学习不好的学生热衷于好学生不一样行径的行为，更容易采取一定的越轨行为表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如逃课、退学、打架、长时期待在网吧或其他娱乐场所等行为。实际上，学校对这类学生的处分并不能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犯罪学古典学派相信自由意志对违法行为的影响，而且使用处罚来阻止违法，只有处罚大于违法所带来的好处时才起作用。这些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时，产生痛苦和压力，而在应付学业、逃课、过度玩耍的过程中，却获得了快乐，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意思最为关注的事。而学校，是耗费时间，占用时间的某种“东西”。在学校上课反而剥夺了他们娱乐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在当时情况下，尽快脱离学校，摆脱学校的各种限制是件快乐的事情，可以降低学业带来的压力、脱离学校的管制以及父母的责难。因此拿处分或开除来实施处罚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约束行为的效果，相反的，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娱乐时间，提高了他们生活的乐趣，鼓励他们变本加厉地采取逃课或退学等越轨方式增加玩乐生活。而许多学校和老师实际上对成绩差、爱闹事的学生也是厌恶的，认为拖了学校高升学率的后腿，他们对这类学生经常态度粗暴，要么听之任之，应付学生毕业了事。对于过分闹事的学生，则直接让其退学或开除回家。可见学校和老师对差生的态度最终就是把差生推向社会，任其发展。
我是因为打架被开除。他过来找我麻烦，然后就打起来，然后他一个牙给我打掉了。打掉一颗牙，学校老师肯定知道的，然后叫我把爸爸妈妈叫来，校长和我爸爸妈妈说，要么让你儿子退学，要么就开除他。我爸妈去了以后求校长再给我一次机会。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就跟爸妈说不读了，不读了，也不想读。
我是中专第三年被开除的。我打架。偶尔打架。读书的时候学校有这个处分，吃了大概五六个处分。打架，旷课，还有晚上不住宿舍住朋友家。
2．低学历标签：社会就业机会少
默顿认为，大规模的越轨行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一个文化价值系统将某些人人都有的共同成功目标实际上完全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而对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说，社会结构却严格限制了或完全堵死了这些目标的达到和得到认可的途径。当前社会片面强调学习成绩，强调高学历好成绩对个体进入社会、获取成功的有用性，这对于成绩一般或较差的学生来说，从初中甚至小学就已经被僵化的教育结构决定了命运，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通过正常途径获取成功的途径。一些年轻人因为学历低、没有好的家庭背景，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岗位非常有限。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要找到比较理想哪怕只是一般的正式工作都相当困难。因此，他们很容易认同非主流的亚文化，在非主流人群中寻找偶像，力求实现自我价值。
对我来说，读书现在没什么用，最重要的是你赚得到钱，就像厦门的赖昌星一样，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凭，但是他能搞到几百亿。现在很多大学生，出来没找到工作的多得是。我宁愿做赖昌星也不做大学生，哪怕是有点违法的行为，只要能赚得到钱。我自己赚钱靠自己，都是歪门邪道，比如打桌球，有时候帮人家出去打架都给钱。中学那时候不叫打架，就是闹着玩，到了社会上有时候就帮人打架，都给钱的。我们在镇上有一定的名气，就是不怎么好，在一般人眼里都是像小流氓似的。有什么事出钱、打架。还有的时候故意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故意闹事，找他们要钱，等于绕个弯子，敲诈勒索。这也是生活所逼没办法，又不可能再向爸妈要钱。没办法，身不由己。
现代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对青少年人生的成功与失败的影响巨大。许多研究表明，青年药物滥用问题的突出性，其实是社会不协调发展带来的恶果。比如失业问题，往往是造成青年人滥吸毒物和越轨行为的重要因素。同时，学历霸权对高学历、好成绩的要求，使得学校教育对于成绩差的学生来说，变得毫无意义；特别是现实中教育对就业的无助，出现众多教育与职业脱节的现象，更增强了某些很现实的学生的看法，他们认为读书对自己以后想做的事没有帮助，教育的内容与他们的前途不能直接联系起来。O．瑞和C．科塞认为，鼓励和增强孩子对学校、学习成绩和长期生活目标的价值的认识，当孩子日常活动和行为与实现长期目标相抵触时，要及时指出来。这有助于预防青少年吸毒行为的发生。然而，许多老师与家长对有越轨行为的孩子的教育并没有培养起长远的生活目标，学校对未来职业的作用也缺乏正确的评估与规划，没有及时纠正和引导孩子们的越轨观念与行为。于是，一些家庭背景不好又遭教育制度淘汰的青少年开始尝试吸毒，希冀从中寻求解脱；而家庭背景好的青年虽然受教育制度淘汰的影响小些，也不需要过早工作，但因为没有经济压力，行为自由而不受约束，同样也会因为生活空虚的心理和迷恋娱乐而尝试吸毒。
二、教育的悖论
随着禁毒宣传力度的加大，不少青少年已经接受了毒品危害的教育，对毒品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我们的调查发现，有67.6%的受访者在当时就知道新型毒品是违禁药，54.7%的受访者知道使用新型毒品是违法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明知故犯的吸毒行为呢？这值得引起社会反思。禁毒教育对预防吸毒行为的发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在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禁毒教育的两难
目前的禁毒教育大部分是针对青少年的，主要强调吸毒的危害。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曾定期在电视和报纸广告中刊登一则广告：手握一颗鸡蛋，OK，主持人说，再来一次，这是你的大脑。然后鸡蛋放进平底锅里煎。这是你吸毒的大脑。这些信息确实会传递给目标观众，但因为它的过于夸张和不真实性，也会导致与教育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而中国各地多年来针对青少年的禁毒教育展，通常展示的不是缴获的毒品，就是照片上骨瘦如柴的吸毒者、吸毒死亡的尸体和骷髅的形象。尽管禁毒宣传的口号多种多样，但大多还是恐吓式宣传，如：死亡是吸毒者的朋友；“摇头丸”——要头丸，吸毒—欠债—偷盗—抢劫—监狱；闻一闻，要你的命……2005年，网上票选出十条最佳禁毒宣传口号：一次吸毒终生悔，莫拿生命赌明天；远离白色粉末，拥抱七彩生活；毒莫沾，沾必悔等。其实这些口号并没有将毒品的真实信息告诉人们，很难产生教育的效果。
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恐吓式、说教式的做法往往会引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一些年轻人认为，自己可以对毒品作出自己的判断，不需要媒体的教育，“媒体关注不是好主意。它对教导青年、孩子远离毒品是好的，它确实是不好的东西。但随着你年龄增长，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大到足够自己作决定，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20世纪以来采用恐吓式的毒品危害教育方式不是很理想。社会学家戴维·汉森对130项毒品教育的效果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发现青少年在接受教育后对毒品的态度只有很小的变化，有时甚至会增加吸毒。由兰德公司进行的另一项对毒品教育计划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另一项研究发现，这样的宣传教育其实质性效果无法被确定，却发现有时会刺激好奇心。还有研究显示网络有关毒品的信息如“摇头丸”会增加吸毒的潜在危险，对初学者而言，寻找毒品知识，会正常化解风险行为，使网络信息搜索者对这些毒品的使用表现出更能接受的态度。
可见，在禁毒教育方面，全世界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宣传怕引起青少年的好奇心，不宣传却担心青少年因无知而受骗。不过，在全球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下，一个总趋势已经形成，即：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只能开放对待，不可能藏着掖着，不宣传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禁毒教育而言，问题已经不在于宣传不宣传，而在于如何宣传，如何起到引导又不会起到误导的作用。当然，还需要加强探索和创新，力求禁毒教育模式的多元化、多样化。例如，郑渊洁、敖幼祥等知名漫画家为少年儿童专门创作了首部以禁毒为题材的漫画读物《逃离恐怖岛》，一经推出便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反馈，相比较枯燥乏味的宣传手册，漫画读物的形式更能吸引青少年的目光。
（二）信息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毒品信息缺乏正确、科学的内涵，有些内容出现错误或者夸大。如吸毒的宣传口号：“预防吸毒从第一口开始”，结果吸毒者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发现吸了一口并没上瘾，就会认为这些教育都是在骗人。而实际上，吸毒成瘾有一个过程。即使是成瘾性最高的海洛因，成瘾也需要一个过程。
在禁毒教育中，欠准确的话语反而会误导青少年对吸毒的理解，对毒品的认识陷入误区。人们总是以成瘾性与否来评判毒品以及毒品的危害程度。访谈中发现，多数吸新型毒品者都认为新型毒品与海洛因不一样，又不上瘾，没有什么危害。而且他们也通过亲身体验验证了这一点，一位18岁的吸毒者说：
“实际上不会上瘾，根本没必要抓到强戒所强戒。我用了以后身体各方面都没有变化，连我妈都说我跟以前一样，没变。”
吃新型毒品不会上瘾的，又不是海洛因。我有一个朋友，小时候很要好的朋友，用了海洛因，自己给自己打（注射）的时候，死掉了。那个东西我是绝对不会碰的，碰了就完了。人家有一句话说得太对了，“一日吸毒，终身戒毒”，那种东西（传统毒品）一沾上就出不来了，骗钱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我知道这些的。我玩的这个（新型毒品）不一样的，我完全可以控制，这个我分得清，绝不会犯糊涂。
新型毒品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在成瘾性和危害性方面的表现并不一致。新型毒品最主要的危害在于它的精神依赖，而且长期使用会导致大脑和神经系统不可逆的损害。但是对于这一重要区分，现有的禁毒教育资料呈现了知识结构老化和信息失实的问题。不少毒品宣传资料实际上混淆了新型与传统毒品的区别，对于有关新型毒品的知识和危害的宣传很少。导致一些使用者认为宣传中有关毒品的信息是夸大的、不准确的，因为它与使用者的体验正好相反。体验与宣传不一致，会造成宣传可信度的下降。毒品宣传内容的不准确不到位，让许多人不信任媒体报道和医生对毒品危害的解释，认为对毒品的立法和管制没有道理。这就需要宣传上不夸大，不虚构，对于各项毒品的利害关系说明清楚，以加大准确信息、有效信息的宣传力度。
（三）不深入的宣传方法，形式单一难以普及
对新型毒品的宣传教育面不深入不广泛，宣传面小，宣传内容不到位，许多人对此认识不清。不像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宣传教育面广，人们认识深刻。海洛因毒品不能碰，对人体有危害，在人们脑中观念根深蒂固。调查数据显示接受过新型毒品这方面教育的受访者只有25.4%。
目前对新型毒品的宣传力度不够，我们对相关的这些法律规定都不了解。你看，我为什么知道血液接触、性交、母婴传播、共用针筒这些会传播艾滋病，为什么知道海洛因不能碰，这都是宣传力度大的结果啊。现在只讲是“软性毒品”，可讲得不具体，比如包括哪些种类？对人体有哪些危害？都没讲清楚。
对中国现有的这种禁毒做法我是有看法的：拘留的效果，其无非是15天没吸；以后还是照样吸，而且吸得更厉害。禁毒不是靠墙上贴几条标语口号，人们就会远离毒品的。要把毒品的毒性分解给人看，毒品对人体的危害到底在哪些地方详细解释给大家听。宣传的途径很多，如网络、媒体、教科书等都可以。尤其是对中学生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新型毒品作为一种比较新兴的事物，宣传面上不普及，不仅广大公众认识不清，就连许多禁毒执法人员对此的知识也甚少。全国各地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禁毒专业人才少，整体素质不够高。如2005年福建省禁毒队伍中，禁毒民警473名，其中42.5%从非侦查单位调入，29.2%为46岁以上老同志，46.5%从未参加过禁毒培训。加强宣传教育活动，不仅要向人民群众普及，对于与毒品有关的执法人员要首先加以培训宣传。
所以，在大力向公众宣传毒情形势，宣传毒品的社会危害的过程中，既要让公众了解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危害，更要加大新型毒品社会危害的宣传力度，通过充分利用公共媒体、传播媒介，做到电视有画面，报刊有文章、广播有声音、网络有报道，同时也要充分利用橱窗、墙报、文艺演出、手机短信、公益广告等载体开展禁毒宣传工作。特别是发挥网络的作用，网络信息宣传的作用已得到研究肯定。
不过也要看到，进行毒品宣传教育的目的在于预防吸毒，针对的目标群体主要是未接触过毒品的青少年群体。对于已使用新型毒品的人而言，这些信息并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西方一些研究表明，锐舞和俱乐部亚文化中的年轻成人不会对戒除、预防毒品信息作出反应，相反，他们更偏向减少危害的信息，如精确测量如何获得毒品的愉快影响而避免危害影响的信息。对于他们而言，鼓励负责任的俱乐部毒品使用是公共卫生关注的首要方面。中国对于使用新型毒品者的教化目的在于减少毒品对他们的危害，最终达到戒除。那么，能否借用国外的研究成果，从公共健康的角度考虑，对已经接触新型毒品的年轻人的戒毒过程，首先从宣传最小化危害的信息开始，逐步扩展到戒除的信息传播，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