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毒品政治的灾难

完美的人性，通常表现在宗教、艺术和幻想的抽象人物身上。在现实生活中，完美的人性并不存在。作为个人的人性肯定存在某种缺陷，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各种有缺陷的人性会在社会生活中互相磨合、互相制约，这必然会导致其向合理的方向转变。在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遵循社会规范的前提下，人性在总的方面会表现出合乎理性的趋向。但是，存在于个人的人性缺陷一旦外化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缺陷，并以政治、军事和法律的形式对待他族和他国时，这种缺陷就会演变为人类的悲剧。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问题，不足以左右人类的终极命运，但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终究不会是人类的福音。

一、社会规范与社会失控

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前提是，追求个人享乐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毛病，除非他人或我们自身以某种手段来压制这种本性。每个社会都已构造了一套标准化的体系来规范人的行为，以使其与社会准则与规范相一致。由于毒品的使用（或者称作越轨行为）最初是从享乐出发的，每个人的本性中可能都有向其靠近的倾向，而人们之所以远离毒品（或称作非越轨行为）仅仅是出于对使用违禁药品的制裁措施感到恐惧。也就是说，一个人对社会制裁严重性的判断与态度将决定这个人使用毒品的可能性。主观上对社会制裁的评价反过来又受到“社会纽带”（social bond）的影响，而社会纽带是在一个人与他人和社会团体进行接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根据赫希（Hirschi, 1969）的准则，社会纽带根植于个人与他人的接触、个人对社会团体的贡献、个人做出的正常（非越轨）行为以及个人对社会准则与规范的信仰。这些社会纽带越是牢固，一个人就越不可能放纵自己，发生诸如吸毒之类的越轨行为。同时，社会约束也能够通过选择性交友这一方式间接地影响个人对毒品的使用。一个身上有着社会纽带，同时又信奉社会准则的人不太可能会加入吸毒人群的圈子，而这一点又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吸毒的可能性。

但是由法律规范的社会秩序并不总是能够有效制约人性的走向和缔结完美的社会纽带，毕竟法律和社会纽带只是人性利用的工具。社会绝对不平衡的发展总是会加剧人性的扭曲，当人性的普遍需要在短时期内无法看到危险性结果的时候，人类非但不会设立自我限制的法律，相反还会鼓励和怂恿这种追求。如对财富表现的扩张欲和社会富裕提供的享乐欲，总的来说，都是人类普遍推崇的人性。尽管在个人表现这种人性的时候会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制约，以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德约束，但当它由一般个人的欲望演化为整个民族或国家的欲望时，法律和道德的限制和约束往往就失去了效用，这种无约束人性的聚合会构成人类的基本缺陷，是人类社会人造灾祸的根源。这种无约束的人性在国际政治和军事关系中不仅会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以极端卑鄙和野蛮的手段表现出来。

例如，经过文艺复兴后的近代欧洲，科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创造财富和追求财富的欲望也得到了极大的膨胀。由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英国，成为18世纪欧洲富强之国，逐步取代了荷兰、西班牙等国在中国的贸易地位，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最初的扩张，英国的商人还没有丧失一般的人性，他们企图通过正常的商品贸易来打开中国市场。但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棉布、茶叶和各种土特产，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却对外来物品的需要非常有限，因此文明交易的结果是英国的产品大量积压，中国的产品热销英国，尤其是中国精美的瓷器成为英国贵族喜爱的珍品，以至于在英文中瓷器（china）成了最能够象征中国魅力的代名词。而今天成为进口产品的英国红茶原本来自中国，因为中国的茶饮能够改善西方饮食的副作用而成为销量日增、不可缺少的日用饮品。那时，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1617—1821年，英国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一亿元左右，到19世纪前叶，中国每年出口的价值已达200万—300万两。东印度公司已经感到越来越难以收求到足够的货币运往广州购买茶叶了。鸦片，正是在英国人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被罪恶地发掘出它的商业意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武器被推上中英关系史的舞台的。”

由于此前已经有鸦片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者的贸易中流入中国，吸食鸦片之风正在中国形成，又看见贩卖鸦片者发了大财，英国人为自己国家扩张财富的欲望顿时高涨到失去基本人性的地步，开始着手对中国的大规模鸦片侵入计划。开始的时候，一些英国在华官员对英国商人违反中国禁鸦片法令而从事的鸦片交易感到不满，但随着发现鸦片利润巨大，是解决英国在中国贸易逆差方面唯一的出路，也就开始表示支持。这种以损害中国人健康为代价的交易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抵制，于是它的进一步发展便是诉诸武力。鸦片战争，不过是鸦片后面潜藏的巨大的国家利益的最高争夺形式。

二、毒品政治与人类灾难

在人类历史上，为扩张财富而丧失人性、背弃国家平等交易之道义的现象，不独存在于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前后的交易关系中，也普遍存在于一切财富扩张的政治手段中。在欧洲，当许多国家开始为维持统治的合理性和“回归真正的信仰”时，也曾积极禁止烟草、酒精、咖啡等各种刺激物。但是，当统治者发现这些物品的生产和消费对国家财政与税收具有重要作用时，道德和人性的原则就纷纷退到了后台。“道德家和教士继续指责烟草、咖啡和烧酒的邪恶性质和对人体的破坏作用，但已让位于政府官员；后者认识到，这些使人上瘾的物质远非只是使金库枯竭，实际上还可能变成获利来源。对于背上日益增长的军事行政支出负担的欧洲早期近代国家来说，烟草、咖啡和烧酒提供了一种扩大税收基础的绝好机会。”后来的毒品则更是成为扩张实力而弥补财政缺口、稳定统治局面的一种普遍的政治手段。

旧中国之所以鸦片泛滥，除了西方列强的大肆武装入侵，打开鸦片市场外，本国的军阀为聚敛财富而不择手段地种贩鸦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中华国民拒毒会1925年的调查，全国只有吉林和山西两省坚持禁种鸦片，其余各省无不勒逼、放任鸦片种植。一项对13个地区20年间种植鸦片面积的变化调查表明，种植鸦片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比，1914年至1919年为3%，1924年至1929年扩大为11%，1929年至1933年则扩大到20%，云南、贵州皆在百万亩以上，四川省1932年鸦片产量在4万两以上，以每亩产鸦片烟50两计，则有烟田800万亩。如于恩德在《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记载，凡有军队驻防之处，即有鸦片种植。

如果说旧中国军阀割据和混战时期象征了一种经济落后和政治腐败，那么后来的毒品盛行地几乎都与经济落后、政治腐败或统治薄弱的特点密切联系。著名的世界毒品之乡金三角，就是一个地处缅甸、老挝、泰国三国交界，交通闭塞，统治薄弱的地方，在这片至今无法弄清其实际面积的土地上，以原始自然方式栖息的十数个少数民族，并无国籍意识和边界概念。他们对罂粟危害世界的毒品性质也并不了解和关心，在他们的自然意识里，种植罂粟与种植其他植物并没有什么区别，种植品种的选择只是根据收购的经济价值来决定。并列世界三大毒源地的银三角和金新月也是这样，银三角地处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三国交界处，是一片亚马孙河流经的热带森林，有着可以充分利用的原始落后的自然环境来保护毒品生产；金新月则地处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国交界，是一处山岭密布，土地贫瘠，如同月牙形的地区。这种特点正是被毒枭们利用毒品实行地域统治和外交的最好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

由早期英国帝国主义开创的毒品政治和对外交易，在后来几乎成为所有世界著名大毒枭的榜样。他们不仅会利用落后闭塞的自然环境来掩护毒品犯罪，更会利用国家和社会普遍的求富欲望而达成黑白勾结的政治关系。如20世纪70年代，南越的西贡就曾经是金三角的毒品主要通道，南越的空军、国家官僚和陆军是三大控制毒品流通的集团。南越政府每年从毒品交易中获得8000万美元的利税，相当于这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一年的全部收入。此外，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凶恶、最危险、最残暴、最大胆也是最有钱的毒品犯罪集团，哥伦比亚的大毒枭埃斯库瓦尔经营的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恰恰不是依靠凶恶的武力起家，而是依靠伪善救世的政治角色欺骗起家。获得犯罪学博士学位的头号毒枭埃斯库瓦尔深深懂得利用社会和人性的弱点进行犯罪的起家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当支持当地工业的纺织业衰败，失业率高达80%以上，农田荒芜，灾民蜂拥入城，城市陷入瘫痪时，埃斯库瓦尔抓住有利时机深入农场，组织种植古柯，很快发展起了组织精良、技术高端的毒品生产网络，然后以救济贫民区的慈善面目发展毒品生产的基地，并用兴办学校、普及教育、提高公共服务，保障失业和老龄津贴等手段，将自己打扮成受各界尊敬的绅士和党政要人。而当其劣迹败露后，又大量暗杀政府要员和法官，破坏缉毒机构，甚至与整个国家进行武装对抗，如此等等。世界上的毒品犯罪都有着与当地政治、经济和人性的各种弱点纠缠在一起的复杂原因，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利益的争夺战以及贪婪人性的关系链，要彻底消除毒品的魔力，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自己与自己作战一样，只能是一场没有最终胜利的战争。

国家本是理性和法律的象征与典范，是人性规范的执行者。但在近代社会，代表科学文明进步的发达国家在发展科技、扩张领土和聚敛财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毒品政治，不仅给被入侵的落后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其失范的人性也像毒素一样侵入到其自身的机体中，给后来的社会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以国家的名义采取的掠夺行为，也为集团和个人不择手段的财富聚敛行为开辟了通道。当近代国家发现这一行为的后果将危害包括本国在内的整个人类的健康和利益时，这才意识到人类共同禁毒的迫切性，终于在1909年首次召开了万国禁烟大会。

然而，人类的意识往往落后于实际的进程，禁毒的措施总是滞后于毒品世界的发展速度和变幻手法。毒品犯罪高昂的利益诱惑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个人和集团变得疯狂，他们与国内外的政治势力相互勾结，铤而走险，令毒品交易成为正常经济交易关系中难以根绝的毒瘤。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演绎的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魔盒效应的又一个悲剧性的典型。

自从18世纪西方殖民国家将毒品当做武器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统治后，这一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就再也无法关闭。然而，让起事国无法预料的是，仅隔百多年后，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大量局部性、地域性的问题变成了世界性问题。随着毒品经济的不断升级和对世界金融网络的渗透，发达国家更是首当其冲，普遍成为毒品危害的主要受害国。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UNODC）执行主任安东尼奥·马里亚·科斯塔在接受奥地利《侧面》周刊采访时披露，全球金融危机中，毒品交易产生的巨额现金利润成为某些银行的“救命钱”。由此可见，毒品犯罪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之无法隔断的事实，是由人性的基本缺陷导演的一场持续的悲剧。由于西方文化对人性的开放陷入无度和失控状态，发达的经济条件和空虚的纵欲享乐文化恰好为毒品的流通和消费打开了市场。目前世界上每年接近一万亿美元的毒品交易，70%以上流向了发达国家。美国是当代世界第一大毒品消费国，欧洲位居其次。纵观历史，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因果回归：当年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撒下的毒种，今天正在反过来成为发达国家毒品泛滥的不灭源泉。

当然，历史不会倒退，人类也无法追悔。无论毒品世界的罪恶起源何属，人类今天必将共同面对它的危害，而不是追究它缘起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毒品世界的罪恶与人性演绎的复杂关系，或许可以对遏制毒品的滥用产生更为科学与合理的认识。

说到禁毒，人们往往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只要杜绝毒品的来源，一切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国门一旦打开，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任何一国要想单独杜绝毒害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民族发展的角度看，闭关锁国并不是值得歌颂和提倡的政策，因为它所造成的国力落后以及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的危机，终究比毒品带来的危害更为严重。以民众生存的艰辛来换取社会的安定只能是国家在特定时期采取的权宜之计，而不是长治久安的策略。这就如同特殊病人的休克疗法一样，尽管它对抑制某种疾病的发作会有一时之效，但过长时间的休克最终会夺去生命本身。春天是生命万物复兴的日子，但同时也是病毒细菌猖獗的日子。了解这一规律，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机体免疫力，正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基于此，开放社会必须重视研究开放社会的社会政策。

三、人性自由与社会越轨

人性自由是开放社会的显著特征。这个特征在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无限动力的同时，也为个人生活创造了无限美好的可能，这都是人类文明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但另一方面，人性的充分自由也可能导致基因性的社会诱致风险，助长了越轨行为的产生。尽管在现代社会，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律越来越多，法律条文多如牛毛，但即使专业律师也难以穷尽记忆，更不要说普通民众。显然，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并不会背熟了法律条文再去生活，更多的时候，人们总会跟着感觉走，只在遇到了问题后，才会想到寻求法律的帮助。如此一来，行为的失范或越轨就成为人性开放的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上长期与人性之弱点眉来眼去的毒品滥用，自然也不甘寂寞了。

近百年来，西方学界解释越轨行为，包括毒品滥用行为的理论层出不穷。

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尽管少数研究发现越轨与生物学因素有紧密的联系，但是，在解释越轨问题上，一个趋势正在现代社会兴起，即：将越轨行为作为各种疾病，包括器质性和精神性疾病的结果。这一趋势称为用医学方法处理越轨问题（medicalization of deviance）的倾向。结果，像吸毒这类越轨行为，现在通常更多地视之为医学上的问题而非品德上的缺点。这一重新阐释的过程与那些将小过失都看成犯罪的传统观点相比，似乎更适应今天快速变化的文化。

从心理学的视角看，对越轨行为有三种解释，一是“个性论”，认为“外向性格”特别可能产生越轨（汉斯·艾森克，1977）；二是“习得论”，认为暴力和越轨都是社会习得的（阿尔伯特·班杜拉，1973）；三是“挫折-攻击论”，认为攻击行为常常由挫折引起（伯科威茨，1962）。

尽管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因素无疑是越轨的重要原因，但社会学家认为，越轨行为得以在其中发生、承受以及有时得以改造的社会环境是越轨的主要原因。建立在迪尔凯姆（旧译涂尔干）失范（anomie）概念基础上的结构性紧张理论认为，当社会的文化与结构之间存在紧张或冲突时，越轨就可能产生；文化传递理论认为，越轨就像遵从一样，是从一个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习得的；文化冲突理论认为，复杂的社会包含许多的亚文化，每一亚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目标和价值。较为强大的亚文化能有效地将许多弱小的亚文化的价值界定为越轨；而马克思主义的冲突理论认为，最能够解释大多数越轨的，是阶级冲突，而不是一般的文化差异；我们社会大多数刑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现状，特别是在不惜损害穷人和无权者的情况下维护权贵的利益；现有的法律体系只是有助于教育、大众传媒和宗教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下层阶级越轨，特别是像街头抢劫和小偷小摸之类的犯罪。结果，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社会损失更大的富人和权贵犯罪上转移开来，而忽视了最基本的越轨原因：美国社会生活的巨大不平等。

在各种探讨越轨原因的社会学理论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标签理论被认为“对扑朔迷离的社会现实提供了重要的洞察力”。该理论强调，越轨是相对的事实，一个行为及其违反者只有当被他人标签为越轨时才变成了越轨；在越轨生涯中，被公开标签为越轨者可能是最重要的步骤。标签可能给越轨者一个公众形象，如“坚果”、“瘾君子”、“男同性恋者”、“懒鬼”或者其他似乎符合情境的名字；而社会拒斥和疏远则趋向于将被标签的个人进一步推向越轨生活，直至加入并认同越轨群体。

西方学界已经提出的这些理论虽然或多或少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越轨行为产生的各种原因，但是，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所有复杂多样的现象，尤其是处于剧烈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新出现和新发现的现象。因此，如何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对毒品演变现象的理论阐释，已经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在现代西方社会，暴力、虐待、自杀，乃至在学校用枪杀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西方的文学影视作品也总是倾向于描绘那些处于焦虑、紧张、变态、绝望、虚无与抗争之中的人和生活。问题是，尽管“对抗”和“斗争”也许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矛盾和问题，但显然不是人类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常态。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一篇关于西蒙娜·薇依的评论中反省说：现代以来，文化界推崇的英雄居然多是“偏执狂、疯子、置人格于不顾者”。“由稳健的作家以一种公正无私的口吻发布的观念几乎不可能得到大众的响应。如今的时代充斥着互相矛盾的历史经验和知识分子立场，品类是如此芜杂，自我标榜的浪潮震耳欲聋，以至于我们听不到中正明智的声音。稳健则已成了妥协、回避、谎言的代名词。”苏珊·桑塔格对这种畸形的趣味不以为然，提出了自己的怀疑：“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自觉地追求健康的时代，但更是一个认可病态的时代。”

由于西方文化在现代以来一直占据主流引领地位，因此，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所讨论的诸多问题都是西方语境下的产物。包括在中国，学者们讨论最热烈的理论也都源自西方。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尽管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人文观念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它并不是普世性的。

在中国古代伟人的认识中，自由人性与社会规范的和谐关系历来就是一种高级的追求目标。孔子的著名人生格言中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名言，这是在“五十而知天命”和“六十而耳顺”的境界之后，才可能达到的高级的自由境界。它表述了人性只有在自觉不违反规范的前提下，才能进入真正自由境界的高度。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人的自由境界都必须等到七旬晚年才能实现。文明是积淀的。曾经是科学家一生探索的难题，今天已经成为小学生课堂上的常识；曾经是古代人千百年梦想的奇迹，今天已经成为无数人享受的现实。古代人70岁才能达到的修养水平，通过文明的积淀和机制的塑造，应该可以让人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普遍达到。这不是一种天方夜谭。如果我们能从人性的视角来看待禁毒教育和防止复吸的过程，那么人类与毒品的对抗将必然不再是外在对抗的捉放形式，而是一场战胜自我的内在超越。这将是人类文明的真正提升，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