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言

本书为三部曲中的首部，第二部和第三部也业已完成。总体来看，它们代表了对晚期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勾画和证明。这种批判理论必然具有以下三个组成部分。

首先，从行动、结构和历史解释等基本问题的角度来看，它必须做到“方法论上恰当”。《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将抛弃所有与人类个体联系在一起的目的论。与功能主义的观点相反，社会系统根本就不存在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事件的“需要”，同时，它也与某些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反，历史并不存在何种总体性目的。在我看来，我们还必须彻底否定进化论，即使是那些不带有某种目的的进化论机制也不例外，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与同化、变异等生物进化的核心概念相对应的概念。

其次，这种批判理论还必须与对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相契合。正如本书所表明的那样，现代性不是某种单一的制度性建构：现代社会是沿着一系列迥然相异而又彼此联系的制度性维度发展而来的。现代性扩展至整个世界的动力并不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或者主要是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动力尽管极为重要，但全球民族国家体系、联系工业和管理的手段、军事权力也不能置之不顾。

最后，在一个“历史”不再存在其目的或者总体演进图式的世界里，一种重构的批判理论还必须把握批判的含义，及如何证明其正当性。今天的批判理论必须抵制宿命论——认为“历史”既给人类造成了各种问题，同时也为它们的解决提供了方法。宿命论隐含了目的论的含义，但原则上又必须与它区分开来，宿命论的真实含义是：每一个问题总有其解决之道。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它就变成了阶级斗争既是社会剥削的表现，也是超越社会剥削的源泉。

自本书首版以来，已经出现了巨大的知识和政治变迁。在知识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达到了无与比肩的地步。被梅洛·庞蒂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人长期以来一直是批判苏联共产主义的中流砥柱。但是，无论人们认为苏维埃体系出现了何种变形，它至少为发展某种更加有效的社会主义形式提供了具体的起点。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还是克里姆林宫最忠诚的守卫者，谁都没有预料到苏联共产主义的突然崩溃，这种崩溃也使表面上“固若金汤的阵地”变得不复存在。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的理念似乎已经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至少马克思所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是如此。

伴随着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西欧等一些地方存在的“福利社会主义”成为践行社会主义理论的希望之光。长期以来，对于许多人来说，社会主义如果有什么可以接受的话，欧洲的福利社会主义就是其可接受的一面。通过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相结合，福利国家似乎能够实现经济绩效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一些对“既存社会主义”持敌视态度的马克思追随者们相信，福利社会可以为迈向“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系打下基础——尤其是那些发展得极为完善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然而，时至今日，凯恩斯主义或多或少已经衰竭，福利国家也处于困顿之中：即使是那些仍然相信福利制度是“关怀社会”（caring society）基本构件的人现在也对这种事后保护行为开始感到担忧。“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的想法现在突然不仅变得陈旧，而且不合逻辑。

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的著作是否还有何种意义？因为紧随着刚刚描绘的那样事件而来的，至少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明显不再时髦。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许多一度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突然转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和政治追随。苏联马克思主义当然已烟消云散，尽管特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仍然构成了中国官方的统治精神（ethos）。更有甚者，在西欧等其他一些地方，许多曾经冠以“共产主义”名号的政党现在都已改变了其正式的称谓。其他的左翼知识分子也已转移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观念体系的知识立场。一些人彻底放弃了左的立场转而拥抱右翼，用自由市场的哲学代替了其原有的社会主义观念。一些人则形成了某些不同形态的激进主义信念，这些观念多少与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存在关联。其他一些人则从马克思转向了福柯：选择拥抱某种后现代主义的观念。

这些形式的激进主义没有哪一种接近于马克思的观点，尤其对于那些从左派转向右派的人士来说，资本主义成了赞美而不是批判的对象。这种意义的“右派”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审慎批判毫无共同之处。自苏东共产主义崩溃以来，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特定环节建立联盟的尝试由来已久，生态主义思潮尽管偶尔会折射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某些思想，但它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区别，因为马克思主义把人类富强建立在生产力不断扩张的基础之上。一方面，表面上尽管显得极度反常，但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转向自由市场的见解又存在着某种特定的逻辑：两者都相信工业主义能带来物质财富的无尽增长。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增长以对市场力量的超越作为前提，右翼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从马克思转向福柯或者后现代主义，这或多或少太超前于批判理论的可能性。与对待弗洛伊德一样，福柯把马克思也看作是19和20世纪社会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他们的“激进主义”因此也不过是一种伪装。

福柯的权力理论，尤其是权力在监控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确至关重要。但这种理论也排除了对现代社会做任何总体性批判的可能性，至少福柯所详细阐述的理论是如此。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力模式还存在其各种形式的“抵制力量”，只不过这些抵制力量是地方性和情境性的而已。后现代思想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结论，只不过它们可能并不是出自同样的原因。后现代主义者不仅反对目的论和进化论，而且认为“历史”根本就不存在其形式，反对对历史变迁作任何宏大的叙事。宏大叙事的终结不可避免将导致马克思主义抱负的终结，这种抱负旨在控制“历史”以便服务于人类的普遍性利益。

一些主要的思想家——最明显的莫过于哈贝马斯——继续把自己当作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哈贝马斯只是非常形式化地对待马克思，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观点在他那里都遭到抛弃——这也正是许多主流马克思主义者非常厌恶其观点之缘故。但是，哈贝马斯倒突然以一种“正统”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在他的周围甚至不乏有人不惜放弃自己对启蒙运动的信仰。在这方面，对哈贝马斯的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无疑是正确的，他与马克思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如果说哈贝马斯是“最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之所以堪当此任无非是因为其思想与以前长期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

如我在本书的初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以前也被宣判过死刑。但却不止一次从骨灰中爬起，而且经常是那些试图挑战它的思想流派使它重获新生。因此在过去的岁月里，出现了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与其他领域一样，知识文化领域也不乏这样的时尚：或许尘埃落定之后，那些一度对马克思充满幻灭感的人又重新回到了马克思。当世界上所有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之时，当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鸿沟足够宽阔之日，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仍将存在其中肯的地方。

与以前相比，马克思主义的当下处境显然存在差别，以前，它被宣布为过时和衰竭，今天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崩溃。马克思主义囊括了众多不同的东西，但其核心无非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是非理性的这样一种信念。资本主义企业以个人主义精神作为基础，否定工业生产内在的相互依赖性。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决策以介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价格、投资和利润收入作为基础。这种状况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特征——在一段时期的经济繁荣之后，紧接下来的是以高失业率作为表现形式的经济衰退。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国家层级的制度，其次才是一种世界层级的制度，这种制度将在生产与消费的环节之间重新楔入有意识的控制。

对市场运作的干预尽管通常是必要的，但在崇拜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看来，这种观念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它将把市场置于强大的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然而，不断超越市场力量的“社会主义之路”已经不复存在。由于全球化发展的影响，由于个人和组织在购买、销售以及投资决策等方面不断增长的反思性，现代经济的效率总是依赖于自下而上的信息。社会主义预先假定了控制论模式的经济组织。潜蜇在控制论模式之后的是这样一种前提：高层情报机构——控制者（cybernetic governor）——能够最为有效地掌握“下层”的信息。这种假设尽管看似合理，但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中，控制论模式根本就难以有效地运作：相反，它经常造成僵化和对变化缺乏适应能力的结果。

控制论理念也存在于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困惑关系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社会本来预计会是一种民主的社会——其民主发展的水平将比西方自由民主体系高得多。对于马克思来说，后一种民主受两方面的限制。在其有生之年，所谓民主参与的“普遍”权利实际上仅仅局限于非常有限的（男性）人口。即使在自由民主制度完全成熟之后，它也只不过允许某些局部的利益得到代表。在马克思看来，随着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消失，民主机制将不会只是为了特定的利益集团，而是成为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和意志的表现。但这样一种民主观，正如当年涂尔干以及其他一些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将很可能导致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出现——在苏维埃式的社会中果然一语成谶。换句话说，那些自称代表了普遍意志的人很可能压制那些不同意他们的群体的观点。

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困境，它是否还有何中肯之处？如果有的话，“1989之后”的马克思著作的中肯之处又当如何？对于这些问题，我的答案是，如我在本书中已经指出的一样，这种中肯性不会更多，但也不会更少。

马克思的“方法”——即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充满了各种瑕疵。人类历史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不由阶级斗争所主导，甚至并非“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与此相对照，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的分析却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和重要性。他把商品的本质以及更一般意义的商品化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特征无疑是正确的。劳动力成为商品——同时积极抵制商品化——的事实同样意义重大。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经济依赖于劳动契约，在诊断这一现象所导致的后果方面同样少不了马克思的身影。劳动契约建立在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和平”谈判的基础之上。因此，这种经济秩序既不是以对传统或者风俗的直接依赖为基础，也不直接依赖于暴力的使用。正如我在本书所表明的那样，将暴力“驱逐出”劳动契约对于民族国家的内部和平过程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本人对这一见解的意义没有充分加以阐发，但他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提供了某些线索。

我们还必须抛弃马克思经济学的某些重要方面。他依赖于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概念——把它作为经济学的基础——而不是有效地阐明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尤其没有预见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劳资双方的生产率有可能同时得到增长。另一方面，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总是一种权力体系的观点至关重要，它是反驳新自由主义某些经济主张的有用武器。诚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市场无疑将带来各种负面的发展趋势，放任市场的发展只会造成发展的不均衡和破坏地方性的生活方式，同时催生各种形式的经济两极化现象。

今天，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重要性又当如何？因为阶级观念是整个马克思著作的核心，当然还有无产阶级是一个催生社会主义的革命性阶级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否也已完全成为明日黄花？毕竟，蓝领工人阶级在发达工业社会正在不断萎缩，阶级划分对于包括政治行为在内的各种社会行为来说重要性也在不断下降。

马克思的阶级观从来问题不断，至少自马克斯·韦伯以降，它就成为争论的焦点。它太过集中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太过与马克思创建社会主义秩序的抱负联系在一起。正如我在本书试图详细表明的那样，非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分层体系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对比，但为了建立统一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忽视了它的存在。但是，在区分我所说的“阶级分化社会”（class-divided society）与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的整体阶级观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阶级社会并不意味着我对马克思观点的支持，认为阶级关系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认为阶级划分自产生之初就是物质和文化分层的最重要形式。我所使用的“阶级社会”概念意味着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国家权力变得与经济秩序相分离（这在某种意义上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相反）——但另一方面，国家的资源又以这种经济秩序为基础，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依赖于资本主义的企业。无论个人是否直接从事了某种有报酬的职业，广大人口都依赖于劳动市场来求得生存。更有甚者，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雇主、管理人员与劳动力之间通常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联系，为了发展自己的企业，他们依赖于劳动力队伍。这种情况与阶级分化社会迥然相异，在那里，统治阶级与他们赖以取得其税收收入的农民通常不存在直接和持续的联系。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秩序中，工作场所中充满了潜在的斗争，尽管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得到转移或消除。

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阶级并非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共同体的形成。共同的经济利益既可以使人们统一起来，但也可以把他们分开。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当社会学家们注意到阶级并不是如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将变得更加重要的时候，他们通常意指阶级不复如往昔那样是共同社会行动的基础。这种结论也许可以得到证明，但并不是通过阶级分析本身来表明其重要性的消失，而是随着包括阶级团结在内的诸多传统团结纽带的消失，劳动市场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将比以前发挥着更大作用的方式。阶级关系将越来越成为“传记”（biographical）中的记录，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则仍然形构着它的存在。

阶级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承载了太多的负担，资本主义概念也不例外。马克思的著作对资本主义的贪婪本质作了迄今为止或许仍然是最为有力的阐释。资本主义内在地是一种永不停息的经济活动形式，它不仅消解了所有其他的经济体系，而且还不断改变着地方和全球的生活。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资本主义仅仅是现代性众多制度性维度中的一种，所有这些维度都对当代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都包含了矛盾和危机的种子。

把资本主义理解为是一种竞争性的市场交换体系，商品、服务乃至劳动力都在这种体系中被商品化，从这种理解出发，它至少可以在分析的层面上与工业主义区分开来。有关现代性应当被刻画为“资本主义”抑或“工业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长期存在着争论。在主张“工业社会”概念胜于“资本主义”概念的人看来，马克思的原理压根就是一种错误。但马克思主义者则反之，把工业社会概念看作是抛弃了马克思所注意到的权力和不平等的某些基本方面。从很大程度上说，它们不过是一些徒劳的争论。资本主义企业很可能塑造了早期的工业主义，但后者一旦得到建立，它就形成了其部分独立的影响和结果。

监控也一样，本书对监控的起源和性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监控是现代社会行政权力的主要发生器，它意味着对信息的加工整理和对个人或群体的直接监视。说到监控也就意味着说到组织：监控在现代性制度中的独特重要性表现在它与工业组织和民族国家的联系上。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广泛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它是一种独特类型的组织，这种独特性尤其体现在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和对业已划定边界的领土所行使的主权上。引入监控这一主题并不意味着将马克思和福柯融合在一起，而是意味着对两者的批判。马克思的著作根本没有在理论上对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情感等的兴起进行一般性解释，但福柯的著作也不例外，后者只是从“规训权力”扩展的角度分析监控。但由于刚刚提到的原因，民族国家并不仅仅是一种那么“显而易见的规训权力”。

对暴力工具的控制是在分析上可以与其他区分开来的第四个制度性维度。不论何种类型的国家都宣称对暴力工具拥有合法的垄断权，但这种宣告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才真正得以实现。军事暴力当然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的行政管理资源密切相关，但不论是军事暴力的性质还是战争在历史中的作用，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资本主义或者工业主义。

控制论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然失败，马克思有关未来社会的见解在今天也只具有相对有限的影响。但是，与前面提到的其他思想家或者思想流派的主张相反，我并不认为这种情境就意味着对批判理论的放弃或者完全抛弃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晚期现代性条件下的批判理论并不会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升级版，社会主义将更多看作存在于其理想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其各种更加具体形式的实践之中。

当今的批判理论必须正视启蒙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各种问题，而不是盲目追随相对主义或者非理性主义的主张，后一种情况对于主张放弃启蒙哲学的人来说极为常见。正如我在本书结尾章节所提出的那样，这种理论必须具有积极的伦理观念。马克思有关批判社会分析与伦理价值无涉的观点无法令人接受。与此相反，传统的消解与工业、技术对自然的侵犯这一对孪生过程已经给批判理论提出了更加紧迫的普遍价值准则的要求。

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存在性矛盾”（existential contradiction）对于这种伦理的复兴——这种复兴今天已随处可见——至关重要。人类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生命和死亡的节奏相吻合：但是，随着现代制度的出现，这些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做出回答的存在性问题却被纳入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技术支配等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之中。这些在伦理上应当得到探讨的基本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遭到了制度性“压制”——然而，这种压制从未完成。现代国家的合法性由于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紧密关联而预先假定了对于生活的道德取向——这种取向本身无法得到证明或者再生产。“被压制问题的复归”为现代性的伦理批判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尤其是在高度去传统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

通过直面现代社会的不同制度性维度，这种批判可以得到深化并形成其具体的形式。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化，它给人类所带来的问题也出现在每一个维度上。其中的问题之一是富裕与贫穷之间的两极化，它不仅见之于发达国家内部，而且以某些更为尖锐的形式见之于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上。问题之二是工业和科技给环境生态系统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问题之三与监控的强化有关，即权威政体对人权的压制。最后则是无所不在的大规模战争的威胁，无论这种战争是否涉及到核武器的使用。

放弃宿命论意味着把风险当作风险来接受。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由于所有这些威胁之源都起源于人类的社会发展，因此它们不可避免地可以通过人类集体行动得到解决——更不可能通过“历史运转”得到解决。批判理论的复兴需要马克思的现实主义精神：即政治策略必须通过诊断制度发展的内在趋势来加以制定。但另一方面，与马克思相反，我们也需要某些形式的乌托邦：它们是一些伦理观照下的理想主义，描绘了未来美好社会的图景。无论如何，在我所重建的批判理论中，乌托邦主义与现实主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安东尼·吉登斯

1993年12月于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