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奥地利的每个乡村邮电所都差不多：知其一而尽知其他。它们都是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1]仰仗同一笔经费、用同样寥寥可数的陈设装点起来或不如说划一起来的，处处显示出官府财政衙门那种不耐烦的神气。就是走到极为偏僻的、嗅得到冰川气息的蒂罗尔[2]山村，也处处清一色地散发着一闻便知的奥地利旧衙门气味：冷冰冰的烟草味和积满尘土的文牍霉味。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布局：一道中间装着玻璃板的木板墙把房间按严格规定的比例分成两半：一边谁都可以进来，另一边则是公务重地。国家不怎么欢迎它的公民在人人可以进入的那一侧滞留较长时间，这一点从那里既无落座处也不提供任何别的方便上看，就一目了然了。在公众区域内，惟一的家具多半只是一张颤巍巍的、瑟瑟缩缩倚墙而立的斜面写字台，铺在上面的那块破旧不堪的油布，被不可胜数的斑斑墨迹染成了乌黑色——虽然谁也记不起那嵌进桌面的墨水瓶中除了积满灰尘、干得无法蘸写的一团浓浆之外还见过什么别的东西。如果这张桌上的笔槽里偶尔放着一杆钢笔，那也肯定是断了笔尖的，根本无法书写。对于美观，节俭的国库也像对陈设一样毫不关心：自打共和国[3]从墙上取下了弗兰茨·约瑟夫的肖像以来，现在顶多可以把贴在肮脏的石灰墙上那些刺眼的广告画说成是屋内的艺术装饰品了。这些大红大绿的招贴，还在那里为早已过时的展览会招徕观众，或者为彩票招揽生意；在某些边远局所，甚至还有宣传购买战时公债券的[4]。这些廉价壁饰，充其量再加上一张无人理睬的“禁止吸烟”的张贴，便是国家在公众室内表现出的全部慷慨了。

界栅另一侧的景象，倒颇有几分令人肃然起敬。在这里，国家在一块小小的地盘上十分密集地、象征性地、清清楚楚地展示着它的权力和幅员。屋子一角放着一只铁钱柜，从加了铁栅的窗户可以推测，那柜里的确经常收藏着可观的财富。一架有活动底座、擦得锃亮的黄铜莫尔斯电报机，是室内的豪华奢侈品。相形之下，旁边那台放在黑色镍制托架上的电话就逊色多了。仅仅这两件为屋子增添着某种喜气和敬畏感的物品就占据了较大的空间，因为是它们接上铜丝以后把这个偏僻的小镇同全国广大地区联结在一起。不过这样一来，其他邮政用品和器具就只得委屈一下了。称邮包的磅秤、信袋、书籍、文件夹、账簿和登记册，还有哗啦作响的存放邮资的圆筒、天平、砝码、黑的蓝的红的和淡紫色的铅笔、回形针、夹子、绳子、印油、海绵、吸墨器、胶水、小刀、剪子和裁纸刀——这些邮政业务所需的五花八门的用具，乱糟糟地堆在写字台上两尺见方的小块地盘上。在那许多抽屉、柜子里放着多如牛毛的、不断更新的大叠大叠纸张和表格。然而这种表面的铺张和阔气，实际上只是眼睛的错觉罢了。原来，国家对于它这些不值钱的用品，每一件都是暗中记录在案，毫不含糊的。从用剩的铅笔头到撕破的邮票，从残破的吸水纸到铁皮洗手池中被水漂走的肥皂片，从公务室照明的灯泡到锁门的钥匙，无论是在使用着的还是已经报废的，国库都要求它的雇员一一登记造册，不得有半点马虎。铁炉子旁边挂着一张用打字机打印的详尽的物品清单，上面加盖了公章，再加上一个字迹潦草得无法辨认的署名，这就使它有了权威的力量，它用铁面无私的数字，将邮务所内哪怕最小、最不值钱的公务用品全部开列出来。凡是清单上没有的物品，一律不得放在公务室内。反之，清单上开列的任何物件，则必须放在室内，随时可以拿到手。这是公务、规章和法度的要求。

严格说来，这张打印的物品清单还应该包括一个人。这个人每天早晨八点钟推开窗口玻璃板，使那些原本没有生命的用具活动起来。他打开邮袋、加盖邮戳、支付汇款、开收据、称邮包，他用蓝红黑各色铅笔在纸上书写那些稀奇古怪的符号，他拿起电话听筒、摇动莫尔斯电报机手柄。但也许是出于某种照顾吧，这位多半被公众称为邮政助理或邮务官的某君并未列入这张硬纸清单。他的大名记录在另一张公文纸上，放在邮政管理局另一个科室的另一个抽屉里，然而同样是经过严格审查、核实，有案可查的。

这间笼罩在雄鹰纹章的神圣气氛中的邮政办公室，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自然界永恒的生灭法则，碰到国库的围墙也会撞个粉碎；屋外四周树木从开花到秃枝，小孩长大成人，老人离开人世，旧房衰败坍塌，新楼拔地而起，可是公务所却以它永世不变的气派，昭示着它那超乎自然的神奇力量。你看，在这块领地上的每样东西，不论是用旧了的或丢失的，还是磨损变形而报废的，经过向上司呈报之后又补发同样的一件，从而为变化多端的世界作出榜样，显示出国家的优越性。内容更换了，外形却依旧。墙上挂着一份日历。每天撕掉一张，一周七张，一月三十张，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变成一张薄纸。用完，就申领一本新的，同样纸型，同样大小，同样规格：这就是说，新的一年来到了，可日历还是原样。桌上摆着一本分栏结算账册。左边一页数字写满了，就在右边一页接着写上累计数字，这样一页页写下去。到最末一页写满，账册用完，便开始一本新的：同样类型，同样大小，同前一本毫无区别。今天消失的，明天又出现，千篇一律，就像每天上班那样。所以，那同一张木板桌面上总是摆着那些东西，毫无变化，老是那些一式一样的纸张、铅笔、直尺、表格，无休止地在更换，但始终是同样的东西。在国库属下的这间屋子里，既无所失亦无所得，主宰这里的是没有花开花落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或者不如说是一成不变的、持续不断的死亡更为确切。在这批形形色色的物品中，所不同的只是损耗和更新的疾徐，而不是它们的命运。一支铅笔可使用一星期，然后便有一支新的、完全相同的取而代之。一本邮政记事册可使用一个月，一只灯泡三个月，一本日历一整年。为藤椅规定的更换期是三年，为坐在这把椅子上蹉跎岁月的某君呢，估计是三十至三十五年，届时将有另外一位某君被安插到这把椅子上。说到底，没有什么差别。

一九二六年，在离维也纳约有两小时火车路程、距克雷姆斯市[5]不远的一个小小村镇——克莱因赖芙林的邮务所里，“公务员”这个可更换的设备部件是位女性，而且，由于本所属于邮政系统一个较低的等级，她的官方职称叫做邮务助理。透过窗玻璃，只能窥见她那使人顿生爱慕之心的文静的少女侧影。她嘴唇略嫌单薄，脸色苍白，眼圈下面一抹淡淡的灰色；晚上，当她照例打开那驱除昏暗的电灯时，如果细看，会发现她的前额和鬓角已有一些皱纹了。然而无论如何，同窗台上的锦葵和她今天放在铁皮洗手池里的一大把杜松枝比较起来，她终究是克莱因赖芙林邮务所诸多物品中最富生机的一件，看来至少还可以让公家使用二十五年。那只手指苍白的娇小的手，还要成千上万次地将那格格作响的玻璃板推起、放下。它还能以同样机械的动作，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封信扔到邮戳台上，几十万、几百万次地将蘸了黑色印油的黄铜邮戳砰砰盖在邮票上。也许那熟练的腕子会越来越灵巧、越来越机械化，动作会越来越变成下意识的、越来越不受中枢神经支配。几十万封都是不同的信，然而终究是信；邮票也不是同一张，但都是邮票。日子不断过去，今天不是昨天，明天不是今天，可都是同样的一天：从八点到十二点，从两点到六点。在这宇宙万物不断新陈代谢、新旧更迭的年月里，公务却始终不变，永远是老样子。

在这万籁俱寂的夏日上午，坐在小玻璃窗后面的头发浅黄的女邮务助理也许正沉浸在这一类遐想之中，也许她只是在慵懒发呆。总之，她那无所事事的双手已从桌上滑落在怀里，一动不动地交叉着，显得瘦削、疲惫、苍白。在这赤日炎炎、火烧火燎的七月天的中午，克莱因赖芙林邮务所不必担心有多少事要做，早班邮件已经处理完毕，信件早已由那个嘴里时时嚼着烟叶的驼背邮差辛特费尔纳送到各家各户，天黑以前工厂不会再送包裹和货物样品来办托运，要说写信吧，农民这会儿是既无兴致又无时间。他们靠头上戴着大宽檐草帽遮蔽烈日，此时正在镇外老远的葡萄园里耙地。孩子们现在也不上学，光着腿在小河里追逐嬉戏，邮务所门前那一块块鼓鼓的路石，在中午时分灼热似火的骄阳下空荡荡地静卧着。现在要能在家里小憩，做个清梦该有多好！放下来的百叶窗提供了人工的荫凉，纸张、表格都在它们各自的抽屉和架上入睡了，电报机和电话机，在曚昽的金色光线中懒洋洋地、有气无力地微微闪光。寂静宛如一层厚厚的金色尘雾覆盖着所有物品，只有蚊子发出的像小提琴一般尖细的嘤嘤声和一只褐色黄蜂发出的大提琴般低沉的嗡嗡声，在关闭着的几扇窗户间演奏着一种小人国的夏日乐曲。这间凉快的屋子里惟一不停地运动着的东西，是挂在墙上两个窗子之间的镶着木框的挂钟。它每秒钟轻轻嘀嗒一声，就吞掉一滴时间，但是，这微弱、单调的声响与其说在唤醒人，不如说在催人入睡。女邮务助理就这样在一种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半麻醉状态中，在她四周那个小小的沉睡的世界包围中木然闲坐着。她本想做点手工活，这从她准备好的缝衣针和剪刀便可以看出来。但那没有完成的针线活皱成一团滑落在地上，她不想把它拾起来，也懒得费这点力气。她浑身放松、呼吸十分平缓地仰身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尽情地领略着这种无所事事怡然自得之感——一种不可多得的美妙感受。

这时，突然“嗒”的一声使她猛地惊醒过来。接着是更响亮、更清脆、更急切的嗒、嗒、嗒声。莫尔斯电报机像挣脱羁绊的小鹿东突西撞，闹钟也丁零零响起来。这意味着：一份电报——克莱因赖芙林镇的稀客——在钟鼓齐鸣中驾临了！女邮务助理猛地一下摆脱了懒洋洋、软绵绵的精神状态，一个箭步来到电报机旁，装上了纸带。她几乎还没有看清电码头几个字，便觉心潮腾涌，热血一直升到发根。因为，自打她在这里工作以来，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电报纸上！她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读着这打好的电文，一点也摸不着头脑。这是怎么回事呀？有什么事？是谁从蓬特雷西纳[6]给自己拍来电报？“奥地利，克莱因赖芙林，克丽丝蒂娜·霍夫莱纳：竭诚欢迎，随时等待你，日期不拘，行前电告抵达时间即可。祝好！克莱尔及安东尼。”她寻思着：等着她去的这位安东尼是谁呢？是女的还是男的？是哪个好友同她开个好心的玩笑吧？可是接着她突然想起，好几个星期前妈妈就对自己讲过，说姨妈今年夏天要到欧洲来，对了，她是叫克拉拉[7]呀。还有安东尼，这准是她丈夫的名字，只不过妈妈一直管他叫安东。唔，现在她记得更清楚了，几天前不正是自己亲手把一封瑟堡[8]的来信交给了妈妈，而妈妈总是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丝毫没有透露信的内容吗？然而电报分明是打给自己的，这又怎么解释？难道竟是要她上蓬特雷西纳到姨妈那儿去？这可是从来没有说起过的呀。于是她盯着这张还没有贴到信纸上去的纸条、这份她在这里接到的第一封打给自己的电报，一遍又一遍、好奇地、将信将疑地、心神慌乱地、茫然不知所措地读着这张奇怪的字条。不，决不能等到中午。她得马上去问妈妈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她下狠心拿起钥匙，锁上邮局大门，向街对过自己的住处跑去。激动中竟忘记关上电报机的制动手柄。于是，在这间空无一人的房间里，那黄铜电报机打字键就在空白纸带上不断嗒、嗒、嗒地空打下去，仿佛气呼呼地对人们忽视它的存在表示愤慨。

电报的速度每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往往比人们的思想还快。你看，像一道无声的白晃晃的闪电照进奥地利死气沉沉的公事房的这几行字，是仅仅几分钟前才在距此有三国之遥的恩加丁[9]地方，在龙胆般纯净的天空下，在那使人神清气爽的、淡淡的蓝色冰川的阴影中写就的，现在，发报人填写的电报表格还墨迹未干，而电报的内容和呼唤已经如迅雷一般袭入一颗震惊的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