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为什么会形成中国范式

为什么会出现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国范式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下一步研究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兴起的原因很有助益。已经指出，中国启动国有企业改革的直接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以解决当时的商品短缺问题，从而奠定了实用主义的改革思维，所以早期的放权让利显然是合理的选择。不过，控制权改革为何延续这么长时间？而所有权改革为何又如此渐进和摇摆？要知道，中国经济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提出所有权改革（董辅礽，1987），基层企业当时也出现了一些自发的民营化指向的所有权改革（刘铭三，1985），而那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国有企业的实质性改革尚未起步。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意识形态制约，实用主义思维的固定化，以及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过分谨慎，是促使中国范式形成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存在意识形态制约，因而不断解放思想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别重要。实用主义思维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实用主义思维似乎使改革的早期阶段只有赢家没有输家（L.J.Lau, et al,2000）。中国注重实效的改革举措得到了推崇（J.Studwell,2002）。尽管实用主义思维有很大的优点，但其在改革初期的显著效果反而起到了负面作用，使这种思维固定化了。我们已经指出，实用主义其实就是机会主义，它意味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政策导向。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过分谨慎，贯穿着中国经济转轨的全部进程。中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需要的是确定能够促进发展、消除贫穷的改革。私有化能够确切地、立竿见影地促进企业发展吗？答案并不总是肯定的。实际情况可能令人尴尬，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激进私有化改革之后，无不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转轨衰退，GDP只有改革前的30%～50%。这些国家的企业产出下降显然不能用需求不足来解释，实际上，正如J.Kornai（1992）所言，短缺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M.Dewatripont和G.Roland（1995）等人认为，激进的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效果，的确存在不确定性，这种方式的改革并不一定导致产出上升，也有可能导致产出下降。J.Sachs等人（J.Sachs, et al,2000）通过对二十多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时，除了所有权转移之外，还应该有基本的市场竞争制度和市场规制体系以及公司治理框架，这些是决定私有化能否促进企业效率和竞争力持续改善、促进宏观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A.Vining和A.Boardman（1992）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S.Wallsten（2001）则从电信业这个特定行业的角度研究了私有化和市场竞争对于产业表现的影响。J.Vickers和G.Yarrow（1991）则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研究了私有化。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J.T.Harper,2002），企业的绩效与私有化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许多因素，不仅仅是私有化，对企业业绩产生了影响。对于转轨中的一些企业的所有权改革的效果，研究者也各有看法，例如I.Otchere和Z.Zhang（2001）, G.Pohl等人（G.Pohl, et al, 1997）, J.D Sachs和W.T.Woo（1997）的研究。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相反，中国更喜欢在推出某项改革举措之前问一问：这项改革确定能够达到调动积极性、促进发展的预期目的吗？什么样的改革举措最能够增加确定性、减少不确定性？在改革初期，不管是农村家庭承包制，还是城市企业的放权让利和承包租赁，这个问题实际上存在现成答案，答案就是储存在农民自己、企业自己和政府官员头脑中的记忆，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前曾经有过这些政策，实践经历告诉他们，这些政策确定会提高产出、促进发展。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一些民营化指向的所有权改革，但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领域而不是制造业领域，除了商业服务业存在大量的微型企业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业服务业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曾存在过大量私人企业。这恰恰说明，此时中国改革方案的选择是由记忆而不是理论、由经验知识而不是书本知识所指引的。不过，实用主义思维的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一旦国有企业的经营困局得到缓解、国有部门因某方面的因素重拾发展势头，国有企业的改革压力就会消失、改革进程就会被延缓，2004年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但是，走过初期阶段以后，人们无法从历史记忆中找到确定的改革举措，而需要从国际经验和理论探讨等方面得到启示，这时，除了意识形态争议以外，不确定性和风险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邓小平本人是一个非常强调“敢闯”的领导人，但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强调对不确定性的控制。邓小平说过，“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他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1989）。虽然他主要是强调政治方面的稳定，但也包含着减少改革举措带来的不确定性、控制改革风险的意思。中国在1988年尝试过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当时选择的突破口是价格改革，结果却导致了出乎预料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居民抢购，迫使这次激进改革被放弃。毫无疑问，对这次激进改革的不愉快记忆增加了政治系统和普通民众对于一种新制度的戒心。现实生活中私人企业时常出现的违法经营、寻租敛财、败德牟利的现象加重了人们对于私有化的疑虑。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对国外私有制的负面宣传也使很多人对别国的私有制缺乏全面了解。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国有企业职工对于彻底的所有权改革持有严重抵制态度，这种抵制态度与其说来自于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还不如说主要来自于对铁饭碗和“主人翁地位”的坚持。对于推行改革的人而言，风险不仅仅来自于改革效果本身的不确定性，更来自于政治体系、社会环境和改革实施过程的污点。20世纪90年代初山东省诸城市大批小型国有企业被出售，当时推动这项工作的诸城市长陈光就被称为“陈卖光”。所有权改革实施过程本身也很容易产生污点，如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等，这些污点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会导致上访和请愿等群体性事件。在这种特有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环境中，多数人对改革的风险态度必定是风险厌恶而不是风险爱好。邓小平曾经不厌其烦地劝导“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敢于冒风险”，恰恰反证了人们对改革的风险态度。不过，中国也有一种巧妙的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方法，那就是允许少数甘冒风险的人或者国有部门已经成为严重包袱的地方进行局部试验，以观察试验效果和试探官僚体系和普通民众的反应（陈清泰，2008）。局部试验从而通过良好效果示范来全面推进改革的方法，被认为是更具稳妥性的改革路径（Roland, G.,2000）。幸运的是，中国国有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使局部试验成为可能。如果国有部门出现严重的财务困局，如果来自于国有小型企业内部人的所有权改革基础推动力日益强劲，就会弱化意识形态制约、顽固的实用主义思维，以及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担忧。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中国范式的形成。

中国对于改革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厌恶尽管拖延了改革进程并产生了很大的改革成本，但却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产出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中国不但实现了国有企业在放权让利之后的产出持续增长，也实现了在漫长的渐进所有权改革进程中企业产出持续增长，尽管不同阶段的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有差别。这使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中国范式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但这种范式将改革给国有企业内部人带来的不确定感降到了最低，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产出下降。激进的私有化肯定会给内部人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感，使他们失去对未来的明确预期。突然的私有化将使内部人担忧，他们不知道谁将是老板，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原有岗位，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工资收益是多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J.Arrow（1984）分析了不确定性下的个人选择，他认为，不确定性下的个人选择将比确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困难得多。不确定性下的个人选择从模型上来说可能比较复杂，涉及非合作博弈等问题，但卸责和偷懒可能是最合理的选择。中国范式在改革前期引入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这些确定性很强的举措，内部人可以清晰地计算出产出增加后自己将得到多少收益，因此，他们会选择努力工作以提高企业产出。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渐进所有权改革过程中，改制企业也普遍出现了产出增长、业绩上升的现象。一方面，因为许多改制主要面向内部人，而且内部人获得的股份基本上不能出售，使得内部人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即使是面向外部投资者的改制，许多情况下内部人特别是管理层事实上可以与外部投资者达成私下协议，以获得更多的确定感；另一方面，中国的改制注重通过“承诺”来减少风险、缓解内部人的不确定感。即使是未实行显著的所有权改革而被保留下来的国有部门，其整体产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仍然维持了增长，这显然得益于放权让利的激励机制仍然存在，而且这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才能的提高与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几乎是合拍的。更何况，那些表面上仍然维持国家所有制的企业，也通过分拆式改制、合资和上市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迂回所有权改革，这对于减少政府干预、促进企业运营的商业化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国家对国有部门投入巨额资金进行了长时期的重组，也有利于国有部门重新获得市场存活能力。

但是，这种产出增长是以牺牲社会公平性为代价的。这似乎有点耸人听闻。激进的控制权改革使天平不断向内部人倾斜，内部人日益侵蚀利润，1993年之后干脆停止上缴利润，作为名义最终所有者的国民根本不能享有所有权回报，国家理论上的财政收入减少了，用于改善社会公平的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政府开支受到挤压。国有企业停止上缴利润还抬高了企业税率，对民间投资者构成了不公平，也抑制了民间投资，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提供。激进的控制权改革在强化内部人利益的同时，容易刺激经济扩张和国民收入超分配，引发通货膨胀，这对其他人是很不公平的。渐进的所有权改革导致了巨大的改革成本，国有企业几千万内部人所产生的这些成本最终将由十三亿大众间接承担。主要面向内部人的所有权改革，容易损害公平性，时常出现的国有企业内部人腐败更加重了不公平。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依靠“剪刀差”和银行输血等方式积累起来、由全体国人特别是农村居民贡献所谓的“国有资产”，却沦为供养国有企业内部人的“企业养人资产”。中国范式也拖延了提高经济效率的进程。渐进的所有权改革，以及改革中的机会主义思维，毫无疑问拖延了改制的进程，延缓了企业效率的进一步改善。

总之，由于混合所有制主要起源于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探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和特点对于研究混合所有制企业兴起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发现，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范式，而混合所有制与中国范式是共生的，因此，混合所有制带有深刻的中国范式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