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企业文化国际大融合（上）——兼收并蓄，日本企业文化的形成

一、“学习的精神是走向繁荣的第一步”

日本从来没有自然条件方面的优势，所有日本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日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有的只是阳光和空气。”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宣告结束。战后的日本，一派萧条。此时的日本更是既没有政治和军事优势，也没有经济和技术优势。日本还有振兴的希望吗？

跨过战后多年的发展，历史事实证明日本已经振兴。日本振兴最初的唯一优势就是它的文化。在日本天皇投降昭书中曾引用中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语，日本寄希望于它从中国古代吸收进来的“卧薪尝胆、刻苦图强”的民族精神，寄希望于它善于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民族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确实是日本振兴的良好起点。

勇于和善于摄取外来文化是日本素来就有的优秀民族传统。正如日本人自己所说：“日本人对外国的文化，并不视为异端，不抱抵触情绪和偏见，坦率地承认它的优越性，竭力引进和移植。”在学习外国现代企业管理经验方面，日本人尤其主动、积极、认真。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说：“学习的精神是迈向繁荣的第一步。”被美国《洛杉矶时报》称为“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则说：“我总是被日本出于意料的成功所吸引。在我看来，了解这种成功是了解日本的关键……我越探索这个问题，就越感到迷惑。然而只有一点是越来越清楚的，那就是日本人取得成功的基础是他们具有利用外来工具的独特能力，不管这种工具是社会体制还是物质技术，都被容纳到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中，并为其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日本对美国、中国管理经验的学习

（一）日本对美国企业管理经验的学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管理学教育的“出口国”。对“管理王国”美国的学习，日本人达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

那些有影响的美国管理学书籍，很快便被译成日文，买者甚众。管理人员通常订阅好几种美国管理期刊，及时阅读研究，日本还请美国专家赴日讲学，同时经常派出由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到美国实地考察访问，研讨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

日本从美国引进的管理经验，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引进两种主要的美国管理技术。一种是企业的生产管理，即工业管理和质量控制；另一种是一般性的经营管理。

（2）引进美国技术方面的教育训练（1950年引进“经营者教育”以训练培训厂长、课长等中级人员；1951年引进“基层管理人员训练计划”以培训工段长、班组长）。

（3）引进现代企业的组织机构，参考美国的做法开展了提高生产率运动等。

在上述三方面引进中，日本得益最大的是第二方面。日本依靠它及时培养了一大批可以委以重任的管理人才。正是这批日本自己的管理人才，不仅吸收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各国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方法，而且把学到的东西进一步日本化。正如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东亚研究所所长埃兹拉·沃格尔《独占鳌头的日本——美国的教训》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日本积极培养了能够鉴别、研究现代各国各种制度的专家。这样，日本便造就了一批善于研究、比较各种制度的优越性，而又能根据需要不断加以改革的行家，终于创建了连细节都经过精心改善的现代化制度”。

（二）日本对中国管理经验的吸收

日本人对我国做人的思想工作，对“鞍钢宪法”是比较赞赏的，而且大胆地加以吸收，使之变成了日本企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鞍钢宪法”，是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的报告》上所做的一个批示。该批示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即：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些原则，因为鞍山首创，又具有根本意义，故称“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具有以下特点。

（1）以人为中心，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胆放手让群众当家做主办企业。

（2）强调思想政治工作，重视精神力量。

（3）强调人际沟通，彼此合作协同，形成群体力量。

（4）鼓励职工革新创新。

在“鞍钢宪法”中，日本人主要吸收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思想。

三、日本民族的学习特点

日本走向繁荣的基础是学习、摄取外来文化，日本民族在向外民族学习方面，有如下明显特点。

（一）全面持久

所谓“全面”，是指它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种长处都愿意吸收。在工业产品方面，日本是一个出口大国，而在文化方面，却是一个进口大国。日本很重视引进、翻译和出版外国的经济、文化、艺术类图书。有些外国书籍，原版尚未普遍发行，在日本已有日文译本出售，译本发行量也非常大。美国彼得·德桑普克就曾说：他的某些管理学书籍在日本的销售量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人还很重视外国人评论日本的图书，很注意了解别人的观点。这类书的译本，发行量往往超过原版。例如，原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所著的《日本人》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伊兹拉所著的《头号大国》两书译本的发行量竟是原版的10～20倍，成为日本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所谓“持久”，是说日本向来如此，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公元7、8世纪，它就吸取了当时世界先进的中国盛唐时代的文化，如兼取中国的儒、法、墨及佛学思想，结合日本实际，制定了《十七条宪法》，仿效中国的“均田制”，进行了“大化革新”。自1868年明治维新起，日本又汲取了西方工业文明，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建立了近代的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20世纪，日本人认真地学习了世界各国管理经验，结合大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企业的经济活动，熔炼成一种相当完美的企业文化，并使之发挥重大作用，实现了日本经济的振兴。因此说，日本具有“学习致强的历史传统”并不过分。

（二）学以致用

日本民族学习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钻研理论的热情，更在于把理论原则付诸实践，由实践来检验其作用，并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使之产生实际效果。美国学者舒斯特就曾感触：“在很多方面，日本的管理者们倒是替我们的管理理论家做了很多担风险的实际工作去证实这些理论”。

日本文化与中国大陆文化息息相关。日本企业家对中国文化的运用更为普遍。在日本，企业经营者读儒家经典《四书》的不在少数。尤其是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对他们影响尤为深刻。中国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表明《论语》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加以创新的日本人，把《论语》纳入企业经营管理思想之中，并加以运用，对日本企业的管理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孔子的“中庸思想”和“礼乐思想”，对企业内部如何协调人事关系、平衡日常事务，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论语》中有许多为人处事的哲理，它虽不能直接运用于企业管理，但却能启发企业家的智慧，增强自身的修养，间接地应用于经营管理。松下幸之助对儒家经典《论语》的某些重要段落能熟记在心，他把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套用于企业经营，使其内涵扩大化，变成为这样一种经营哲学：一个人具有诗心，生活的境界一定会提高，这样能心胸开阔、眼光远大，对企业的任何事情都能应付自如。战后以来，日本关于《论语》一书的研究和评论专著达50多种，有的竟连续印刷几十次。

（三）从模仿走向创造

日语中“学习”一词的原意就是“模仿”，因此日本人不拒绝模仿，也善于模仿。但是日本人的学习并不仅停止在模仿上，而是加进自己的东西，从模仿走向创造。虽然这种创造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善提高，注重现实利益，把人类世界引向美好、方便、精巧和廉价，并非真正的“独创”。一位日本企业家曾说：“在企业界，我们甘当小孩、学生和新生，通过模仿进行学习。之后，我们逐渐成长，学会了把我们的天赋的才智和学到的规律与原则结合起来。”日本姬路的某技术人员手里拿着美国犹他大学发明的人工心脏实物，充满信心地发表感想说：“像这种程度的东西，我们能制作得更好。日本人最拿手的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善提高。”确实，日本钢厂从奥地利炼钢厂购得吹氧转炉基本系统的技术，10年之后，日本厂家却将改进的炼钢技术反售给这些奥地利的厂家。同样，20世纪50和60年代日本向美国、西欧、中国学习管理经验，80年代却是全世界向日本学习企业文化建设这一管理新经验。

（四）保持本民族特色

既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的长处，又保持本民族的特色，这可能是世界上一切民族的共同追求，但“追求”是一回事，实际是否达到了目的则是另一回事。在这方面，日本民族是唯一成功的范例。日本文化一方面确保了来自最基层的同一性；另一方面，作为兼容文化，它又令人惊异地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一部分，却又保持了本国文化的稳定性和同质性，从而使日本文化呈现出兼容型独立性。例如，直接引进外国词汇并缩写，在日本人看来，反而增加、丰富了自身文化的内容。而法国和韩国人却认为，一旦引进了这些外国词汇，本国语言和本国文化就会遭到损害。尽管“日本人在一般物质消费和精神生活中，对于各种外国的文明和思潮，不论什么，都是很高兴地信手拈来，当作生活的‘部件’加以接受。但即使如此，传统生活的‘体系’却具有一种能力，使传统生活毫发无损，而且还能使有些不能协调的传统生活体系与外国的文化事物心平气和地并存，并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使后者融合同化到前者的体系之中。”（日本林周二语）

“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日本民族特征的话，我想应回答‘日本是个好奇心极强的民族’。好奇心使日本民族贪婪地摄取外国文化事物和思潮，不过即使摄取了这些东西，也绝不可能改变日本式的做法，这便是日本民族的特征。无论是佛教还是天主教，不是它们征服了这个国家，而是它们作为一个词汇同化到这个国家基本文化脉络之中，这是时间的函数。”（龟井胜一郎语）对此，美国彼得·德鲁克感慨：“在所有非西方民族中，只有日本人能从西方引进技术和制度建成了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经济，而同时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特征和国家的完整。乍一看，日本人在19世纪后期的所作所为与当时其他国家并无不同之处。巴尔干半岛的一些新王国，如保加利亚，南非的一些共和国，或波斯，同样广泛地引进西方制度；以英国为模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和政府部门；以德国为模式的普及教育；以美国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以法国和德国为模式的银行；按德国、瑞士和法国法典制订的法律条文。然而只有在日本，才真正‘汲取’了这些外来品中的精华。不仅如此，它们还繁衍成为有效的现代机构，并在同时让这些外来品的精神为日本服务，使日本能够保持门户开放前那种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凝聚力。”事实确实是这样。

任何一种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受外来文化的渗透，纯粹依靠内部的新陈代谢，实现封闭式的自我更新，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的日本确实创立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和企业文化，这种创造行为正是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大量吸收、消化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