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严峻的“三农”形势亟待突破单向流动的二元经济模型

长期以来，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直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掏干农村过剩劳动力“澡盆”的过程，使得大量人力资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一理论始终未跳出牺牲农业的“城市发展中心战略”的窠臼：农村是落后的代表、城市是发达的象征，因此城市拉着农村的手才能走向现代化。中国严峻的“三农”形势亟待突破并创新这一发展经济学理论。

（一）传统二元经济模型的缺陷：单向流动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所建造的二元经济模型具有经典的地位。他在1954年《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把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二元性明确地刻画出来。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弱小的资本主义部门”（这里的资本主义部门与社会制度或所有制成分无关，而是指雇用工人、创造利润，并再生产资本的现代工业部门）和庞大但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或“自我雇用的农业”并存。他认为，经济发展必须改变这种二元结构，扩张现代工业部门，而传统农业部门则可以为此提供“无限的劳动供给”，并因转移剩余劳动力而获得效率。刘易斯这一模型的实质内容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工业部门的扩大和农业部门的缩小。农业的现代化只能被动地适应或附属于工业的现代化。

其实，“农业消极论”是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持有的观点。他们认为，农业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而工业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发展被理解为现代工业不断吸收传统农业的资源而得到扩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业只是工业化的被动工具，它被当作只能从其中榨取食物、劳动力和资本等的黑箱，无须考虑这一落后、被动部门的发展问题。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利特尔（I.M.D.Little）曾对持这种观点的发展经济学家有过恰当的评论，他说：“非常明显，50年代的主要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和乡村生活知道得太少，他们没有时间去农村考察，也没有关于农村的大量经验资料可资利用。”

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城乡不平衡发展的根源时，提出了城市偏向（urban bias）理论。他们认为，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农业和农民受保护的情况相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是城市偏向的。即在投资、税收、价格、外贸等经济政策上，对城市地区实行优惠而歧视农村地区，造成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在消费、工资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分化。实施这种城市（工业）偏向政策的后果是，这些国家长期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平等交换的机制，乡村为城市提供大量廉价的食品和劳动力，政府却把有限的资源以生活补贴的形式投资于城市居民，从而错误地配置了资源，使发展中国家出现极度不平衡增长，少数繁荣的城市与普遍贫困的农村并存这种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长期维持，难以消除。

后来，美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和费景汉（John Fei）纠正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这一缺陷，强调了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意义（从农业经济到二元经济——从二元经济到现代经济增长这样两个过程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是必要的前提条件）。他们坚持认为：“任何试图加快工业化步伐的不发达经济，当其无视先行的——或至少与其他部门同时进行的农业革命的必要性，都将在前进中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任何只是反映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能力的成功标准，纯粹是明确总结农业部门同时释放劳动力能力的指数。”

其实，刘易斯本人后来也改变了把农业作为一个消极的发展部门的观点。在1978年发表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一书中，他反复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的重要性，指出这是最重要而又易为人忽略的事实。强调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因而先于工业革命或与之同时发生；工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状况的制约，工业部门的规模是农业生产状况的函数。如，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就是在农业生产率最高的国家——英国开始兴起的；在西欧和北美农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国家，工业革命也迅速展开；但在一些农业生产率低的国家，各个工业部门的规模也都较小，工业革命进展缓慢。

综上所述，传统发展经济学家虽然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但囿于对“发展”概念理解的偏差，其主流观点仍未跳出“从农业向工业、城市单向流动”的窠臼。

（二）对单向流动的二元经济模型的反思

针对以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单向流动为基点的二元经济模型，西奥多·舒尔茨（Theoclore W.Schultz）、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Todaro）等人作了一些反思、批判和改进。

刘易斯劳动力模型的基点是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隐蔽性失业。在这些国家，由于人口增长很快，在农业中，劳动力供给相对于资本和土地的供给而言过于丰富，以致边际劳动力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所以，这个隐蔽性失业的观点又被称为“零值农业劳动假说”。由于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的劳动贡献为零，则把这部分人转移出农业部门，在其他要素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会影响农业产量。

“零值农业劳动假说”的这一说法遭到了一些学者批评。其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其批评最有代表性。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一方面，指出这种学说的理论根源是靠不住的；另一方面，根据1918—1919年印度流行感冒引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导致农业生产下降的事实证明“零值农业劳动假说”是欠科学的，亦即在传统农业中，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生产下降，从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舒尔茨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向农村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来改造传统农业。其中通过教育、在职培训、健康保健等途径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对单向流动的二元经济模型的一个重要改进。

对于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来说，只要非农产业能够支付一个高于农业收入的“实际”工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掏干农村过剩劳动力“澡盆”的过程。但是事实上，我国不仅农村存在着失业或就业不足，城市照样也存在着失业或就业不足，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后也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并不一定总能获得高于农业收入的“实际”非农收入，尽管城市的实际平均收入高于农村收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掏干农村和城市两个剩余劳动力“澡盆”的任务。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曾针对刘易斯劳动力模型的局限，建立了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托达罗观察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人口流动的不同特征：城市中的失业和就业不足与大量的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相伴而生。托达罗模型的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样就回答了为什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顾城市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风险而继续向城市转移。在托达罗看来，影响农民进入城市的因素是城市的就业机会和预期收入。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农村一样贫困和缺乏就业机会，因此他认为城乡平衡的途径是要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在农村兴办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缓解或改变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激发农村内在活力需要外在动力机制，亟待城市向农村人力资源反哺。

（三）中国特色的国情

事实上，与西方经济学界所走的弯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业极其落后、工业基本没有的情况下，一大批中国学者就已经指出应当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对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作用。其中，张培刚作为国际公认的发展经济学奠基人，更是系统地和创造性地阐述了工、农业关系和农业国家工业化的道路。

张培刚指出，农业对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劳动力、原料、市场和资金，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他把农业发展纳入工业化范畴，认为工业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和农民为代价，应将工、农业视为一个整体协调发展。他强调农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农业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释放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而非农产业相对于农业的较高收入则形成吸引农业劳动力的拉力，如此“推”、“拉”将促进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的发展。张培刚的理论立足点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

时至今日，中国仍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复杂国情，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建立的模型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目前，中国仍有近7亿农民，官方公布的城镇化率，2011年虽然已经达到51.27%，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任务还很艰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压力仍然很大。并且，当前城乡各方面差距巨大。以城乡收入比为例，2006年为3.224:1,2010年增至3.228:1。在诸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农村与城镇都还有巨大的差距。这样大的城乡差距，再加上中国传统的习惯性的“跳出农门”的价值偏好，大量农村精英人才通过上学、外出务工等途径流入城市。

随着农村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于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随着大量农民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非农收入已成为当地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收入微不足道。因此，那些主要依靠非农产业获取收入的农民几乎没有心思耕种土地。这样，一是大量耕地被抛荒；二是“三化”（农业人口兼业化、老龄化、妇女化）现象严重等，导致“空心村”大量出现，农村开始呈现出凋敝的景象。后来，全国各地的农村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些现象。前几年粮食产量“产不足需”不能不说与此有重要关系。我国许多城市出现人力过剩的现象，且不能合理配置，造成大学生就业难、文凭贬值、政府机构臃肿等问题突出。与此同时，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的现象同样突出。2005年，中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7.3%，初中文化程度占50.2%，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专文化程度占2.1%，大专文化程度占0.6%。如果这种情况不能较快地得到改观，将严重影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进而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进程。

（四）中国应该是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模型

中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是：政府在乡上，农民在村子里，而村又是自治的。乡和村是政府与农民连接的纽带。连接这一“纽带”的途径无非有两个：一是乡以上政府为农民实际利益的代表者，这个代表者有表达农民利益的权利；二是通过发挥政府的政治优势，针对农民的需求，把人才、技术、管理、服务以及信息、资金等优质要素由城市导入农村，打通脉络，弥合乡村工作断层，使机制畅通起来，以外部力量的注入激发农村基层内在活力，将强制型的制度变迁与内生型制度变迁有机结合，把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实在在地写在农村的土地上。长期以来，我们对单向流动关注更多，每年从农村中选拔优秀农民进入公务员队伍，但由于体制机制的缺陷，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农民个人身份改变了，进而淹没在公务员队伍的洪流之中，结果只是在农村少了几个农民而已。对农村、农民而言，惠农政策落地才是硬道理。正如习近平所说，“关键在落实。”“从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工作方面讲，就是抓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和措施要求的落实。落实到哪里去？就是落实到实践中去，落实到基层中去，落实到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以确保党和国家确定的目标任务顺利实现。”

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应当建立中国特色的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模型。作为使用其他一切生产要素的主体，劳动力、人才的流动是这个双向流动模型的核心流。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能够比较自由地在市场中流动。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逐利本能在自然流动的情况下必然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等量等质的人力资本在农村的（预期）收益小于在城市的（预期）收益，这就导致农村的人力资源大量外流，而城市的人力资源由于城市优越性很难外溢于农村。在当前高新技术迅速发展使得大量的自动化设备能够替代劳动力的情况下，这样的单向流动造成两方面后果：农村人才匮乏和城市人才过剩，其典型体现是“空心村”和大学生就业难。长此以往，农业和农村不断凋敝，城市失业率不断走高，工资提升日渐困难，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

上述单向流动是一个通过自主选择而实现的自然流动过程。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通过社会治理即政府政策引导，根据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需要，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各种生产要素由外部导入农村，这样方能解决城市人才过剩和农村人才匮乏的问题。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和谐、均衡发展是我们的社会目标追求，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强势作用，根据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将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优质要素由城市导入农村，再造农村机制、农村组织、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生产要素的导入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是逐利的。农村与城市各方面的差距使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了一种能够导致生产要素流动的利差，使生产要素流向城市；如果要引导生产要素向农村回流，则需要创造出生产要素回流的局部牵引力，即改善农村吸引生产要素的环境。具体来讲，政府以行政力强势推进的同时，应注意利益引导，使导入农村的生产要素在农村获得的实际利益高于城市。例如应为下乡的人才提供高于在城市获得的收入、待遇和自我实现的机会，这是农村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必备条件。非政府组织（NGO）引导和组织各类志愿者（携带某些资源）进入农村进行各种支农工作也是城市生产要素回流到农村的一个重要渠道。近年来，NGO在农村发展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NGO能够引导人才流向农村的原因，主要是在农村的支农工作能够为某些人才提供大于在城市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在生产要素回流农村的同时，应注意这些回流的生产要素的适用化，使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以回流的人才为催化剂，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其综合素质。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是人力资源回流的一个重要内涵。这种通过政府或NGO引导以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各种生产要素回流农村的机制，实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源反哺机制。通过发挥政府政治优势和NGO的道德优势整合优质“人力资源”到农村去，关键是要让他们在农村找到人生坐标，找到施展才华、实现自身价值的广阔舞台。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破解中国的“三农”难题，需要以中国特色的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模型为依据，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组织功能动员社会力量，引导以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各种生产要素向农村回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