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确保农业不被边缘化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是一车之两轮、一鸟之两翼，不可偏废。经济学理论和世界各国现代化成功实践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水平时，通常工业化也进入了中期阶段，这一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几乎成了一条铁律。

（一）“三农”的投入与现状

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党中央对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和农村形势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反哺”的政策：2004年到2012年，中央连续发出9个“一号文件”，不断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

自2003年起，中央逐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2003年至2008年，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就达2.15万亿元，年均增长22.7%;2009年为7161.4亿元，比2008年增加1205.9亿元，增长20.2%，高于中央财政收入增幅；2010年为8183.4亿元；2011年为9884.5亿元；2012年增加到12286.6亿元。尽管投入很多，但“三农”现状仍不容乐观。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是党中央对“三农”形势实事求是、切中要害的判断。经过2009年、2010年的努力，这些问题虽有所改进，但仍未有大的改观：2009年、2010年全国大面积水旱灾害暴露出我国在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然落后；农村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与城镇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在扩大（由2000年的2.8:1上升到2009年的3.3:1）等。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三农”投入缺失与破解之道

实践证明，仅靠国家财政资金的注入来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缺失，缺失在投入的经济性差、效率低，缺失在未充分考虑承受者的转化能力，即使调整出宝贵的资金，增加了投入，然而期望与成效的差距仍然巨大，对“三农”的困难仍很难从根本上破解。究其原因，当前我国正处于“四个转型”时期：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三是农民向市民转型；四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在这“四大”转型期，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是全方位的，突出表现在城乡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上，而这一非均衡性又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配置上，城市人才严重过剩与农村人才严重短缺并存。在社会转型期，即使完全按市场规律运行，生产要素也必然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等量人力资本在农村得不到等量收益导致农村人力资源的外流，而城市的人力资源由于城市优越性很难外溢于农村——这是由农业特有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决定的。所以，“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统筹城乡发展，贯彻“多予”的方针，既要在资金、科技、政策上“多予”，更要注重“人”的“多予”，予“三农”活的要素去转化农村已有和新注入的物质要素使其发挥内在禀赋的效用。“人”的“多予”是贯彻“多予”方针的核心。

反思30多年来的农村改革，我们似乎一直任土地、技术、资本、信息、劳动者、社会化组织形式等生产要素自由选择与流动，使得农村空虚甚至处于崩溃边缘。

在这一重大转型期、在二元结构尚未突破的情况下，福建省南平市抓住了破解“三农”问题的要害，做活“人”的文章。通过派遣各类干部下农村，把管理和服务以及各种资源由城市延伸到农村去，让党中央的惠农政策在广大农村落地、生根、结果，以人力资源来带动资金、科技、信息、管理等关键要素优化配置到农村去，发挥“放大”、“倍乘”效应。这一导向是正确的，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以，它是科学的、富有生命力的。这一成功的社会实验，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以“人力资源反哺论”破解“三农”难题，创造性地开辟了“两个反哺”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