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之骨”
中国古代的士，一方面是国家管理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是“道”的承担者，“道”与“势”的博弈不仅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造成了心灵世界的无穷纷扰。《儒林外史》在对科举时代士人心态的描写中，时时回首原始儒家的道义理想，直接面对知识阶层的人生责任与道义理想的矛盾，期待读书人保持其“道”的承担者的高贵和自尊。吴敬梓以其超越流俗的襟怀面对科举时代的士人心态，他的忧虑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深沉意味。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一论断表明，吴敬梓自始至终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作为区分俗儒、真儒或臧否人物的首要标准。
一、“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
《儒林外史》开场词后，吴敬梓感慨道：“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看不破，所以没有功名富贵的便要“媚人下人”。《儒林外史》第一回，我们便在七泖湖边看到三个不知姓名的读书人，一个穿宝蓝便服的胖子，一个穿黑色便服的胡子，一个穿黑色便服的瘦子。他们坐在草地上，一边吃酒，一边聊天。谈些什么呢？无非是表达对他人功名富贵的歆羡。那胖子的话尤其厚颜无耻，他说：“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前月初六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敝亲家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瘦子和胡子，也你一句，我一句，说个没完。卧闲草堂评语指出：“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书中诸人之影子，其所谈论又是全部书中言辞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大有关系。”认为“三人”隐喻“诸人”，范围或许宽了些，但“三人”无疑代表了那些“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的可笑角色。
芜湖县的市井细民牛浦郎是“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的一个标本。这个平日爱“念两句诗破破俗”的小伙子，一天，拿到牛布衣的“两本锦面线装”的诗稿，读了，不觉异常兴奋。什么缘故？他见那题目上都写着“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娄公子偕游莺脰湖分韵，兼呈令兄通政”“与鲁太史话别”“寄怀王观察”，其余某太守、某司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牛浦郎想：“这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作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于是打定主意冒充诗人牛布衣。
自己做不了官，“相与”几个官也是好的——这便是牛浦郎的如意算盘，“真乃所谓自己没有功名富贵而慕人之功名富贵者”。他的目的居然很快便实现了。举人董瑛在京师会试归来，特登门拜访，为抬高自己的身价，牛浦郎让舅丈卜信充当仆人。董瑛走后，受了侮辱的卜信、卜诚跟他吵了起来，其中的几句对白极为生动：
牛浦：不是我说一个大胆的话，若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个老爷走进这屋里来。
卜诚：没的扯淡！就算你相与老爷，你到底不是个老爷！
牛浦：凭你向那个说去！还是坐着同老爷打躬作揖的好，还是捧茶给老爷吃，走错路，惹老爷笑的好？
卜信：不要恶心，我家也不稀罕这样老爷！
牛浦郎热衷于“相与老爷”“坐着同老爷打躬作揖”，卜信、卜诚先还只是看不起“到底不是个老爷”的牛浦郎，后来索性道出“我家也不稀罕这样老爷”，卜氏兄弟的口气越硬，越显出牛浦郎对功名富贵的艳羡心理之丑陋。
“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的最宜于观摩研究的标本是五河县。此时五河县有两个得意的人家：一家姓彭，一家姓方，于是五河县人，包括某些世家子弟，都争先恐后去奉承巴结。吴敬梓将世家子弟中的慕势者分为两种：一种是呆子，一种是乖子。所谓呆子，其特点是一门心思地要和方、彭两家结亲攀友。除了方、彭，他任何亲友都可以不要。这样的人，自己觉得势利透了心，其实呆串了皮。所谓乖子，其特点是编造与方、彭两家亲密来往的谎话，到处说了吓人。有人信了他这些话，也就时常请他去吃杯酒，借他这些话再吓同席吃酒的人。这就是五河县的世家子弟！这就是五河县的风俗！
艳羡功名富贵，一心一意要与做官的“相与”，牛浦郎如此，五河县人更是如此。唐二棒槌得知虞华轩确与厉太尊的幕僚季苇萧相熟，涎着脸求华轩带他去见“从不曾会过”的太尊，虞华轩带他去了。论理他该感谢虞华轩才是，然而不，当他得知方老六正同厉太尊的公子一起“玩耍”时，他反过来“抱怨”华轩：“我上了你的当！……他们这样相厚，我前日该同了方老六来，若同了他来，此时已同公子坐在一处，今同了你，虽见得太尊一面，到底是皮里膜外的帐，有什么意思？”这真是出人意外，可又在情理之中。追逐势利，欲壑无底，对这些艳羡功名富贵的人来说，“相与”也有疏密之分。如此翻进一层刻画其“媚人下人”的心理，真能入木三分，吴敬梓的社会观察之深刻，由此可见。
二、“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没有功名富贵的要“媚人下人”，有了功名富贵的便要“骄人傲人”。《儒林外史》从总甲写到秀才写到举人写到进士，由下至上地描述了一系列“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的人物。
夏总甲是薛家集“第一乡绅”。明清的赋役制度规定，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一里分十甲，总甲承应官府分配给一里的捐税和劳役。在帝制时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中，总甲实在太小；可在薛家集，夏总甲却是当仁不让的首脑人物。其出场就派头十足。新年正月初八日，薛家集的七八个人来村口观音庵商议龙灯上庙、户下各家须出多少银子的事，夏总甲虽姗姗来迟，却气概非凡：“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种非第一号人物不能有的昂然自得的举止神情，吴敬梓描画得极为到位。
夏总甲的言谈口吻绝不逊色于他的举止神情，甚或比他的举止神情更有派头。他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喂驴；吩咐过了和尚，把腿跷过一只来，自己拿拳头在腰上只管捶，一边捶，一边说：“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想这新年大节，老爷衙门里，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来，我怎好不去贺节？每日骑着这个驴，上县下乡，跑得昏头晕脑……”说了半天，才讲到龙灯上，夏总甲居高临下地表示，“这样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烦管了。……今年老爷衙门里，头班、二班、西班、快班，家家都兴龙灯，我料想看个不了，那得功夫来看乡里这条把灯？……”后来说到请先生教孩子的话，又是夏总甲主讲：“先生倒有一个：你道是谁？就是咱衙门里户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里请的一位先生……”
以“俺如今”“咱衙门里”为口头禅，那种今非昔比的气魄，那种不把薛家集人放在眼里的派头，读者看了，恐怕会哑然失笑。因为，如《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语所说：“夫总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贵？而彼意气扬扬、欣然自得，颇有‘官到尚书吏到都’的景象。牟尼之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庄子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他太不自量了！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夏总甲又并不可笑。在那些秀才、举人、进士中，不也同样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的角色吗？梅玖、王惠、高翰林……他们哪一个是“自量的”？
梅玖年纪轻轻考上了秀才，于是，他便时时处处记得自己是“进过学”的，比那成千成万的童生高出一等，倒霉的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周进就这样成了他调侃、戏谑的对象。周进是《儒林外史》中出场很早的人物之一。第二回，我们看见这位老童生来汶上县薛家集教私塾糊口，黑瘦面皮，花白胡子。正月十六日，薛家集人招待塾师周进，请梅玖做陪客。周进入门时，梅玖睬也不睬，直到申祥甫拱手让周进来到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就座时，众人以为，“论年纪也是周先生长”，该坐首席。梅玖竟回过头来向众人道：“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秀才）是从来不同小友（童生）序齿的。”顾影自怜，妄自尊大，轻薄至极。
更轻薄的言行还在后面，酒席中间，他当场念了一首“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念完，用嘲讽的口气“注释”道：“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呆是不呆的了。”“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长斋，胡须满腮’，竟被他说一个着！”说罢，哈哈大笑。
周进最伤心的是什么？正是未“进学”，六十多岁了，还是个童生。可梅玖居然当众指出周进胡须满腮还不是秀才的事实，弄得“周进不好意思”。“骄人傲人”到了如此伤害他人自尊心的地步，梅玖是太轻薄了。周进后来在贡院痛哭，这次羞辱无疑是诱因之一。
嘲弄他人与炫耀自己其实是一回事。席间，申祥甫说到做梦，梅玖连忙接过话头：“做梦倒也有些准哩！”“就是侥幸（指考上秀才）的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天上的日头，不差不错，端端正正掉了下来，压在我头上。”把一个偶然的梦说成是考上秀才的预兆，可见他的得意；把一个小小的秀才与“天上的日头”并提，可见他的得意已使其联想失去分寸。因此，比他高一个等级的举人王惠后来嘲笑道：“他进过学，就有日头落在他头上，像我这发过（中过举人）的，不该连天都掉下来，是俺顶着的了？”
同样是这个周进，同样是这个梅玖，两人后来的身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几年后，周进由童生而监生而举人而进士而部属而学道而国子监司业，他在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也就愈来愈受尊崇：观音庵里一张供桌，供着他的金字牌位，那是薛家集里人和观音庵僧人合伙供奉的。堂屋中间墙上还是周进写的对联，尽管因为时间太久，红纸都已变白。尤其有趣的是，过去称他为“周长兄”而目下还是秀才的梅玖，现在见了对联，却对和尚这样发话：“还是周大老爷的亲笔，你不该贴在这里，拿些水喷了，揭下来裱一裱，收着才是。”由周长兄而周老师而周大老爷，梅玖对周进的称谓随周进的升迁而升迁。这里，“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与“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乃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秀才“骄人傲人”，举人自然更胜一筹。梅玖还会说句“今日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的客套话，而王惠来到观音庵时，却是“也不谦让”，就在上首坐了，周进下面相陪。王惠吃过饭，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他自己不扫，也不叫管家扫，却留给周进去扫。目中无人、趾高气扬，他哪里体会得出老童生周进心头的酸楚？
说到王惠的自负，还要提到两个细节：一个在第二回。王惠在跟周进聊天时提到，他曾梦见自己和荀玫同年中进士，而荀玫当时只是个小学生，连荀玫的老师周进也只是童生，与王惠的堂堂举人身份差得远着呢！因此王惠自命不凡地宣称：“难道和他同榜不成！”“可见梦作得不准！况且功名大事，总以文章为主，哪里有什么鬼神！”只是，《儒林外史》故意跟王惠开了个玩笑，他后来果然与荀玫“同榜”。还有一个细节在第七回。陈和甫请来的乩仙“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在为荀玫的同榜进士王惠指示吉凶时，填了一首《西江月》词。此时，已须发皓白的王惠仍然进取之志不衰，口口声声不离“事业”。这一次，听陈和甫破译《西江月》词，说他可升至“宰相之职”，不胜欢喜。举人王惠不信“有什么鬼神”，进士王惠却因“神示”而内心“欢喜”，一疑一信，全以狂热的进取和自负心理为前提。
其实，只要平心静气地读读《西江月》词，就能看出，那绝不是什么吉兆。结句“一盏醇醪心痛”，尤其凄惘至极。如果说这首词真是“神谕”，那便是警醒王惠不要太热衷于做官，不要一味进取。可王惠丝毫不理会，一心做他的宰相梦。结果，“卒致颠蹶”，落得“更姓改名，削发披锱”的下场。他身败名裂的结局使我们想起王冕母亲的话：“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吴敬梓写王惠不理会“神谕”的真意，由进取而得祸，在为世上的贪图功名富贵者敲响警钟的同时，还进一层写出了王惠因贪图功名而从未计及宦海风波的性格侧面。
从夏总甲到梅玖到王惠，读者由下至上地看到了一系列“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的人物，他们身份有卑贱，地位有高低，但都把功名富贵看得高于一切。吴敬梓让夏总甲、梅玖、王惠早早出场，无疑是要使读者感到社会风气的恶劣，感受到周进、范进两位老童生生活在这种风气中的凄凉的心境。于是，他们先后的“哭”“疯”就不只是喜剧，而是包含着深刻的悲剧因素了。
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以社会精英自期的读书人向来看重个人价值。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世俗背景之下，怀才不遇的读书人常寄慨于知音难得。而科举制度将确认读书人价值的标准空前地简单化、程式化了：榜上有名即意味着学识过人，名落孙山则证明了其学识浅陋。万中书推想迟衡山、武正字的学问“必也还是好的”，高翰林当即不容置辩地反驳道：“那里有什么学问！有了学问倒不做老秀才了。”功名成了学问的标尺；要证明自己有学问，便非挣个功名不可。浦墨卿也认为“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他还举了一个例证：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位，他还要科举。后来点名，监临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这位老先生何以如此热衷于进士的功名，想来绝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名，为了证实自我的价值。
以科名的得否作为衡量学识的标尺，这标尺可靠吗？明朝的解缙、胡俨一同去看进士榜，解缙因为胡俨不是科举出身，就指着进士榜，说这黄榜上头都是些大丈夫。胡俨笑道：其中也有侥幸中榜的！胡俨的意思很明确，科举考试存在偶然性，中进士、登高科的，不一定就有学问。
举业无凭，功名偶然，于是有人故意诋毁举业、嘲弄功名，以“山人”自居，以隐士自居。杨执中、权勿用、陈和甫、景兰江、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等就是这部分读书人的代表。他们以退为进，以隐邀名，借清高为名，以获取王惠等人从科名中得到的好处，走的是唐人所谓“终南捷径”。其人生目标，与科场中人同样卑微。比如，景兰江曾不无自豪地宣称：“可知道赵爷虽不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哪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如此心态，如此声口，不正是典型的俗儒吗？
这里我们且就“山人”陈和甫多说几句。
“处士”“山人”均为隐士的别称。既为隐士，就该淡泊名利、深藏不出，然而有人自称隐士，却是为了提高身价，以便“相与”达官贵人。这些人因此成了《儒林外史》嘲讽的对象。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别集存目七赵宦光《牒草》条载：
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居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82]
这说法一点不假。晚明万历年间的名人陈继儒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又号糜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书法家兼文学家。年未三十，即“取儒衣冠焚弃之”[83]，自号山人，居小昆山，名重一时。他同时代的曹臣，编过一部《世说新语》式的《舌华录》，其中与陈继儒直接相关的便有二十余则。这些片段集中渲染的是陈继儒的隐士品格。据说，陈继儒还曾归纳出山居胜于城市的八种好处：不责求苛细的礼节，不见不熟悉的客人，不胡乱饮酒吃肉，不争田产，不听世态炎凉，不纠缠是非，不用怕人征求诗文而躲避，不议论官员的籍贯。《舌华录》对陈继儒的欣赏几乎已无以复加。
嘲讽陈继儒的也大有人在。原因在于：陈继儒自号山人，却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清人赵吉士编的《寄园寄所寄》卷十二载，陈继儒一向负高隐重名，著名戏曲家汤显祖了解他的底细，一向看不起他，跟他合不来。时值曾任宰相的江苏太仓人王荆石去世，汤去吊唁，陈代主人陪客，汤忍不住大声说：“吾以为陈山人当在山之巅，水之涯，名可闻而面不可见者，而今乃在此会耶？”[84]弄得陈十分羞愧，无地自容。
清中叶袁枚的为人与陈继儒极为相似，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才三十三岁，便辞去江宁县令，于南京小仓山筑“随园”隐居。其《随园记》谈到隐居的动机时说：如果我在此地做官，那么，每月只能到随园一次；如果我隐居在随园的话，那么我可以天天在这儿游览。既然二者不可得兼，那么我宁可舍官而取园。“舍官而取园”，人品不可谓不高，他的《司马悔桥》诗甚至说：“山人一自山居后，梦里为官醒尚惊。”[85]只是，这位怕做官的山人却热衷于结识达官显宦，如毕沅（官至湖广总督）、尹继善（文华殿大学士）、卢见曾（转运使）、孙士毅（文渊阁大学士）……尽管他可以用“出入权贵人家，能履朱门如蓬户，则炎凉之意，自无所动于中”[86]的老话头修饰自己，但这并不能使人人信服。
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的蒋士铨，对袁枚就相当不满。他写了一部传奇剧《临川梦》，其中《隐奸》一出，集中讽刺陈继儒，出场诗说：“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87]剧中的陈继儒，据说便是影射袁枚。
对陈继儒、袁枚如何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且不去管他。“飞来飞去宰相衙”一句，确实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某些“处士”“山人”的老底，令我们想起晚明冯梦龙《古今谭概·微词部》中的笑话“一片白云”：
金华一诗人，游食四方，实干谒朱紫。私印云：“芙蓉山顶一片白云。”商履之曰：“此云每日飞到府堂上”。[88]
《儒林外史》中的陈和甫也正是“每日飞到府堂上”的“一片白云”。他自称“山人”，却“并不在江湖上行道，总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衙门来往”。他有什么过人的能耐吗？我们记得，作为莺脰湖大宴的名士之一，他扮演的角色之一是“打哄说笑”，与“善以谐词媚人”的袁枚比较接近。第十回正面铺叙过他“打哄说笑”的情景。初见娄家两公子，他便侃侃而谈，吹嘘自己“卜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以及请仙判事，扶乩笔录”，“都略知一二”，“向在京师，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门的老先生请个不歇”，“自离江西，今年到贵省，屈指二十年来，已是走过九省了”！说罢，便哈哈大笑。为什么要笑？有什么好笑？不好笑也要笑，这才能造成“打哄说笑”的活跃气氛。果然，两公子当下便“让”他到书房里。陈和甫举眼四看，见院宇深沉、琴书潇洒，便朗声赞叹：“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这样的话。谁不爱听？清人陈皋谟辑的《笑倒》中有《笑友》一则，列举了名姬、知己、韵小人、酒肉头陀、属意人、羽流等，陈和甫至少算得“韵小人”，他作为“笑友”是毫无愧色的。
要说陈和甫只会“打哄说笑”，就委屈他了，他卜卦兼行医，倒也并非庸医。鲁编修与夫人怄气，晚上跌了一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陈和甫来切脉，切过脉，便诊断病情，确定了“先以顺气祛痰为主”的治法，并颇有胆识地在处方中用半夏而不用贝母。说实话，他比后来改行行医的“侠客”张铁臂强多了。
陈和甫既然长于医道，有这件“寻饭吃本事”，干吗要去做什么“山人”？只是为了好听吗？当然不是。原来，有了“山人”之名，身价提高，赚钱就容易得多。陈木南曾问那个替聘娘算命的瞎子：“南京城里，你们这生意也还好么？”瞎子答道：“说不得，比不得上年了。上年都是我们没眼的算命，这些年睁眼的人都来算命，把我们挤坏了！就是这南京城，二十年前，有个陈和甫，他是外路人，自从一进了城，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欛拦着算了去……”陈和甫挟“山人”之名，别的算命先生就只好退避三舍了，好处都进了他的囊中。他凭借“山人”的名头打开了算命的市场，当然也可以凭借“山人”的名头打开行医的市场。
这里可以顺便谈谈吴敬梓生活中的一件疑案。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三十三岁的吴敬梓从故乡全椒移居南京；乾隆十年（1745），三十岁的袁枚来南京任江宁知县，三年后辞官隐居。吴敬梓的朋友如程晋芳、金兆燕、程廷祚、江昱、朱草衣、樊明征、李葂、涂长卿等多与袁枚有交往，而吴敬梓和袁枚虽长期同在南京，却未见任何酬答过从的记载；吴敬梓到过随园附近的永庆寺、丛霄道院，却未曾涉足袁枚的随园。对此，后人有过种种猜测：或以为二人实有交往，只是证据尚待发现；或以为二人的关系近乎魏晋时的桓子野之于王子猷，以形迹论没有交往，以精神论则契合无间。其实，从袁枚号为“山人”而穿梭于达官贵人之间的性情看来，年长袁枚十余岁而又崇尚清高的吴敬梓，不喜欢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无论形迹，还是精神，吴敬梓和袁枚都难以亲近。陈礼，字和甫，命名之义近于陈继儒（字仲醇）。蒋士铨用陈继儒影射袁枚，而吴敬梓笔下的陈和甫，则既影射了陈继儒，也影射了袁枚。这样来解读《儒林外史》中陈和甫的形象，才能把握吴敬梓的深意：他对那些“飞来飞去宰相衙”的“山人”，满怀鄙夷不屑之意。
四、“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中国早期的读书人是以“仕进”为职业的。孔子奔走列国，孟子游说诸侯，仕进即其目的之一。但比仕进更本质的士的历史使命却是“任道”，当仕进与任道发生冲突时，为了弘道，为了向“势”显示“道”的尊严，他们宁可不再“进取”，其结果，崇拜隐逸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了。中国文化对隐士的偏爱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索解，《儒林外史》对于隐逸的偏爱也正基于吴敬梓对“道”的执着，对读书人的独立社会角色和文化职能的执着。这种执着，就是所谓儒生情怀。
南朝宋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的序中曾将隐士区分为六个类型：一、隐居以求其志；二、回避以全其道；三、静己以镇其躁；四、去危以图其安；五、垢俗以动其概；六、疵物以激其清。[89]照笔者的看法，二、五、六可归为一类，都以追求人格的纯粹为旨归。无论是“回避以全其道”，还是“垢俗以动其概”，或是“疵物以激其清”，所重视的均为“道”“概”“清”等人格范畴。《儒林外史》中的王冕、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四大市井奇人等，便属于这一类，其中虞博士名为做官，实为隐居，故杜少卿称他是柳下惠、陶渊明一流人物。他们或许会被批评为缺少社会责任感。比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就指出：阴司厌恶对名利的热衷，认为种种坏事，都由此而来；但不怎么看重隐逸，因为天地生才，原是为了有补于世事；倘若人人都做巢父和许由，那么至今洪水横流，怕是想找一块隐居之地也找不到。[90]纪昀的话无疑有他的道理。但清高自许，淡于名利，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代表的却正是以“道”自任的传统儒家精神，这是社会责任感的另一种实践方式。
“去危以图其安”，属于避难之隐；王冕的母亲曾说，“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嘱咐王冕“不要出去做官”，王冕哭着答应了。在吴敬梓看来，官场是势利所在，那里处处有风波，人生之舟随时可能倾覆。一个以“道”自任的士，万不可轻易地涉足官场。
退出势利场，不受功名富贵的牢笼，这部分读书人对于自身的地位、性质和作用有相当清醒的意识。什么叫知识分子？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一句话，知识分子必须既学识渊博又人格崇高。中国古代的士，其理想的标准很接近于此。《论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以仁为己任，不重大吗？死而后已，不遥远吗？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表明，中国古代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或更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是一贯的。王冕、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杜少卿等便大体具备这两种素质。
且看《儒林外史》如何塑造王冕的形象。
王冕是元末的著名诗人、画家。比他小二十三岁的宋濂第一个为他作传，从宋濂的《王冕传》，我们了解到，王冕确有些怪诞：“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91]《儒林外史》中的王冕，比这更为惊世骇俗：“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何以要这样怪模怪样的呢？没别的用意，只是要让世人晓得他王冕是个目空千古的豪杰。
宋濂《王冕传》记了王冕几桩玩世不恭的“狂”举：“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每居小楼上，客至，童入报，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楼长啸，使者闻之惭。”[92]《儒林外史》未写王冕骂人和戏谑部使者的情节。但时知县来拜访，王冕故意让牧童秦小二汉谎称“他在二十里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也正是“怠慢”得紧。秦小二汉的出场尤为风趣：
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
秦小二汉是受王冕之托来“撒谎”的，“倒骑水牯牛”，含有不想正眼看时知县的意思。为什么不想正眼看？王冕说得明白：“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听不为，我为什么要相与他？”这就赋予了王冕之“狂”以深厚的人文内涵。
宋濂《王冕传》强调了王冕的“逸”，即隐逸，其中有一节专写他携妻子儿女隐居九里山的生活：“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蓬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93]但同时，宋濂也突出了王冕的用世之志：“尝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人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94]在宋濂看来，王冕的隐居，其性质近于诸葛孔明而异于陶渊明：他期待着明主的赏识，向往着建功立业。但清初朱彝尊已不满于宋濂的描叙，他重写《王冕传》，着力塑造一个没有用世之志的隐士：朱元璋听说了王冕其人后，打算任命他做咨议参军；王冕却在正式任命之前去世了。为什么会突然去世呢？朱彝尊以为，“盖不降其志以死者也”[95]。也就是不愿与朱元璋合作，迫不得已，只好以死来表明自己品节的高洁。
朱彝尊笔下这个将隐的品格贯彻到人生终点的王冕更合吴敬梓的儒生情怀。闲斋老人说《儒林外史》“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辞却功名富贵”，非隐而何？所以，《儒林外史》采用了朱彝尊的说法：当朝廷派人来授他咨议参军之职时，王冕已逃往会稽山，他隐姓埋名，后来得病死去。“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毫无疑问，元末的历史人物王冕不愧为名士，《儒林外史》也是将他作为名士来塑造的，只不过进一步强化了他的“逸”的品格。
《儒林外史》对王冕的塑造表明，吴敬梓并不鄙薄名士，他鄙薄的只是那种并非真儒，并不清高，却借着狂、逸、怪、侠的外在行为骗得高名的人。真名士与假名士的区别，关键不是外在的行为方式，而是内在的素质：他真能淡泊自守，“辞却功名富贵”吗？“是真名士自风流”，假名士则最终免不了露馅。吴敬梓用“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的王冕来“隐括全文”，这个参照系的选择提示读者：《儒林外史》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作为区别真儒和俗儒的核心标尺；在狂、逸、怪、侠诸种人格因素中，超然于名利之外格外受到重视。只有超然于名利之外，才有可能保持人格的独立，才能在与“势”的博弈中站稳脚跟。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杜少卿等人，正是这一类读书人，他们以其中流砥柱的风采，屹立在《儒林外史》中，也屹立在读者的心中。吴敬梓的道义理想，由这些人物承载和传达，其厚重感和深沉感，是明清时代别的小说难以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