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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及国内和国际市场，现代世界是无法想象的，而各地区融入到这些巨大的结构中，通常被当作一种至关重要的现代化标尺。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前的社会就是由零散和孤立的社区组成。例如，中华帝国的晚期拥有自己规模巨大的经济网络，这种网络造就了比许多国家还要大的统一的宏观区域。 G. William Skinner,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73-351, 275-288. 并且，尽管这个帝国不具备超越地方特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势力，但它确实在其整个地域中引导着重要的人口、资源和观念的流动。这些早期的网络也不是现代国家和市场的粗陋的雏形；它们还因不同的原因和以不同的逻辑联接着一个紧密如织的世界。

1850年以后的中国致力于创造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经济，在建立新的甚至更大且通常更强网络的过程中，较为古老的网络随之瓦解。尽管有着西方帝国主义的背景，但这两种活动主要是由中国人来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这个国家新的网络及其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偏向于新的目标。官员们寻求生产和使用财富以用于国际竞争，因为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强行纳入到这场竞争中，这场竞争不是像其祖先那样，去重建一个儒家社会。这种新的国策既改变了国家专注的使命，也改变了它认为最重要的地区。随着中国地位的改变，中国内部不同地区的地位也在改变：既包括一个区域核心和边缘的地理界线，也包括一个社区成为核心或边缘的政治和经济含意。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在中国旧网络中至关重要的地区，在新的、更强大的网络中沦为无关紧要地位的痛苦演变的故事。这个地区——我称之为“黄运”，下文将予以更具体的定义——是华北平原一片较大的内陆部分。它的变迁被一项技术变革展现了出来：跨越这个地区的大运河，被靠近但未穿越这个地区的铁路和轮船所替代。不过，这种演变的原因和结果却要更加深远。

黄运在好几个世纪里都是华北宏观区域核心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运河的衰落与沿海贸易（尤其是东北和外贸）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在山东半岛上造就了新的核心地区，并把大部分黄运地区变成了边缘部分。这是沿海经济增长所造成的某些宏观区域核心的最大转换。事实上，上海和香港分别从一个小镇和荒地上兴起，但它们都非常早地确立了地位的核心地区。青岛至少接近施坚雅所认为的，甚至在西方到来之前，曾一直是华北核心的边缘地区，在修建铁路之前，从济南到这里大约要10天。而从这个核心地区的其他重要城市到这里则更远。由于外国影响而繁荣（至少暂时地）的烟台，从1850年以前的核心城市到这里甚至要更远，而事实上与东北则具有更密切的关系；威海卫曾经几乎被完全孤立。相反，其他沿海大区域中的某些临河城镇，如扬州，在鸦片战争后可能曾越来越被长江流域的其他城市所遮蔽，但它们从未变得像黄运一度兴盛的临清、聊城或滑县那样的隔绝。这种听起来很抽象的过程，严重地搅乱了人们的生活。例如，黄运居民获取石头和木材开始变得艰难起来，这些木材是治理洪水和作为燃料所绝对不可或缺的。作为一个长期的核心地区，黄运拥有稠密的人口，这些不可或缺的日用品无法自给自足；但作为一个新的边缘地区，它不再拥有良好的水运，无法把它们运输进来。

新的政治经济使黄运损益交互。就贸易而言，黄运从演变为一个更具活力的核心腹地中获得了益处；如果不是黄运南部的本土士绅为了信贷和其他资源，阻止当地融入到更广大的市场中，它得到的益处可能会更多。但如果我们通过非市场手段，诸如治水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或是植树规划，来观察资源分配的话，在19世纪后期新的外贸、技术和威胁把国家的注意力引向沿海并引离黄运之前，黄运的境况本来是极其优裕的。

外国的冲击摧毁了明清国策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通常要求富裕地区接济较为贫穷地区基础设施的社会再生产义务。取而代之的是，外国的压迫给一个正在努力图存的国家带来一种类似重商主义的逻辑。资源不得不被用在他们竭力捍卫的地方——中国濒临危险的独立，这种危险由直接的干涉或是外债的影响或两者兼而有之所造成。按照这种逻辑，维持黄运的基本服务变得无关紧要了；通过从国外为它运来商品（如木材）或服务（如水利工程），来缓解这类次优地区的困难，反而具有危害性。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重新定位具有巨大的福利让渡；并且，由于中国的革命终究是成长于内地的根据地，作为一种国家建设战略，它似乎很值得质疑。但在那个危机时期，新的道路似乎是理所当然或别无选择的，或两者均是，这几乎成了共识。

如果不考虑这种根本性的国是变化，人们甚至无法评价帝国主义对于经济影响。在中国许多地区，1850年以后向重商主义方向的转变，是一个比1911年或1928年的那些变化更为重要的政体转变，是一个具有深层经济含义的变化。与把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和直接的经济损失——像黄运在庚子赔款上的负担或是它在进口鸦片上的支出——相比较不同，我们也将试图来评估当一个备受压迫的国家停止资助黄运地区基础设施的时候，它失去了什么。

这份新的政治经济概要，介绍了本研究四个主要议题。第一个议题是黄运不断地（尽管不是整齐划一的）融入到集中于条约口岸的市场中。第二议题是这个地区基于大运河的某些旧的经济联系的被瓦解，大运河曾一直作为至关重要的生态进口（如木材）的一条补助性的渠道，而新网络却无法替代。第三个议题是国家政府对该地区水利系统——不仅是大运河，而且还有黄河——的抛弃。

第四个议题源于一个显而易见但却时常被忽略了的论点：黄运并不是一张供国家和市场的创造者们来书写的白纸。旧网络的分崩离析，主要是外人造成的，但有些当地人比其他人具备更好的条件来抵制这一情况。进言之，旧网络的崩溃，并不保证与新网络的融合。当新市场与其他渠道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时，斗争兴起了。这些斗争的结果取决于黄运北部和南部地区迥然不同的当地社会结构；因此，既有组织以何种程度，如何去融入超越地域性的市场，去融入现代化的省级、国家级政府管理，也取决于这种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