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新君的困境

1067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正月初八，英宗去世，其二十岁的长子赵顼即位，是为本朝第六任皇帝神宗，这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年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距离北宋灭亡的1127年恰好六十年，一个甲子。

英宗即位时身体便不大好，在位四年后便驾崩。人们还来不及看出他的政治抱负。

但，神宗是一位很有想法的新君。

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载：神宗少年时，“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一天，他穿着金甲，全副武装，来到慈寿宫，对太皇太后曹氏说，娘娘看我这身装束好看吗？曹后迎笑道：你披甲甚好，但如果你都要穿上这一身，国家将危险到什么程度啊！听了这话，神宗“神庙默然，遂卸金甲”。

太祖曾计划在宫中设封桩库，存一笔钱，向辽人赎买燕云十六州，如辽人不卖，就拿这笔钱雇佣军士，武力夺回。因种种原因，此议未能实施。神宗却一直挂怀。

1078年（元丰元年），神宗在内府中设三十二个专库，积蓄拓边专款，每库以自己所写的一首诗的三十二个字分别命名。诗云：“五季失固，猃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意思是，五代丧失幽云边塞，北方夷狄肆意侵扰。太祖建国，有收复失地之志。设立内府，积蓄招募将士的经费。曾孙我要守护它，岂敢忘记先祖遗志？

神宗心中榜样是太祖这样的创业之主，有富强国家、制服两蕃、恢复汉唐疆土的雄心。

雄心来自雪耻的抱负，长久以来，神宗的内心一直蛰伏着屈辱感。《宋史·神宗本纪》的“赞”词中说：“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宋史·林广传》在其“论”中说：“宋太宗既厌兵，一意安边息民，海内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泽，涵煦生民，然仁文有余，义武不足，盖是时中国之人，不见兵革之日久矣。于是契丹、西夏起为边患，乃不吝缯帛以成和好。神宗抚承平之运，锐焉有为，积财练兵，志在刷耻。”

辽朝自唐末五代以来便称雄北方，夺取燕云十六州后，形成对中原王朝的战略优势。宋太宗两次北伐失利，对辽采取守势，局部战争少有胜绩，后来的澶渊之盟虽换得了和平，但留下了“城下之盟”的话柄。

如果说对辽作战的失利还情有可原的话，对西夏用兵的数次惨败，则令宋朝颜面尽扫。庆历年间，宋夏之间虽签订合约，但双方之间仍极度缺乏互信，摩擦不断。1064年，元昊之子夏毅宗李谅祚遣使祭吊仁宗，并贺英宗继位。双方因礼仪问题发生口角，谅祚认为受辱，于同年秋发兵攻宋。仅仅因为外交使臣的几句口角，西夏便再动刀兵，足见其对宋朝的不恭。

神宗即位后不久，宋廷与西夏又围绕横山之民问题发生龌龊。西夏好战，宋夏交界的横山地区的吐蕃、羌族等少数民族常常被征调去做炮灰，引起他们不满，准备归顺宋朝。西夏主谅祚于1067年六月下令将横山地区各族全部迁徙到兴州。北宋青涧守将种谔得知这一情况后，派人前去招纳，于是横山各部首领朱令凌率领所有居民投降了种谔，宋朝立即下令分给横山各族人民土地、住宅。谅祚向宋方交涉，被种谔强硬地驳回。

制服两蕃尤其是西夏，成为神宗的首要目标。

在后来的熙宁变法期间，神宗与王安石就两蕃问题频繁交换意见。王安石对神宗说：“今乃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主）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并鼓励神宗说：现在中国地广、民众，而四夷皆衰弱，这是数百年来没有的情况，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久为夷狄所侮，上天特意把制服夷狄的机会授予陛下。

儒家是道德主义者，法家是功利主义者。神宗崇尚法家，追求功名，欲励精图治。还在东宫做太子时，神宗便表现出对法家人物的兴趣。1065年十月，他拿出新抄录的《韩非子》让府僚校对，侍读孙永说：“韩非险薄无足观”，神宗搪塞说：只是为藏书而已，并不是爱看。即位后，神宗才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宋朝事实类苑》载：元丰中，神宗与辅臣论及人材时说：“人材固有小大，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于齐，商鞅之于秦，吴起之于楚，皆使政令必行，若于道，则未也。傅说之于商，周公之于周，可谓尚道德，而兼功名者也。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

制服两蕃，有赖于建立一支强大能战的军队。而建设一支强大军队，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

那么，神宗有这个家底吗？

实际的情况是，朝廷非常缺钱。

仁宗朝后期，国库收入与支出大体相抵。

英宗时，财政状况恶化。1065年（治平二年），财政收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贯，支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贯，非常规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贯，财政赤字达一千五百余万贯。可以说，神宗继承了一份负资产。

财政状况如此糟糕，如何强兵？如何打仗？事实上，神宗后来力主的变法，用意十分明确——为用兵找钱。

神宗即位的第三天，三司使韩绛、翰林学士张方平便来告急说：太祖、太宗平天下时，收敛各国财富，藏之内府，留下了丰厚的家业，但自从仁宗康定、庆历以来，因用兵之需，内府百年积累为之一空。节用是当今的急务。

但神宗一上来就面临花钱问题——行新君登基之赏，并且为其父英宗建造陵寝。

神宗的老师、太子右庶子韩维进言提醒说，鉴于财政困难，赏赐臣下，以及建造英宗陵寝，均不能过于奢侈。

根据常规，新君继位须恩赐宗室子弟及近臣，神宗不能例外，但恩赐减至以前的三分之一。

先前，由于英宗不是仁宗亲生，英宗对仁宗陵寝的建造格外用心，搞得十分隆重，工期用去七个月，用工四万六千七百人，耗银五十万两、钱一百五十万贯、绸绢二百五十万匹，还赏赐诸军近千万贯，总耗费几乎占用北宋财政年收入的一半。神宗是英宗的亲子，没有格外用心的压力，他派东宫旧臣、权御史中丞王陶到河南府亲自督办，并赐手诏要求凡事须节省。尽管神宗亲自发话，但一班人等岂敢怠慢？减来减去，役卒人数最后也达三万五千人之众。

神宗急于拿出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逐一与朝中元老及各路大臣谈话。

朝中人才济济，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曾公亮、吴奎、赵抃、唐介、范镇、司马光、吕公著，等等，均称誉士林。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国家缺钱是因为花钱太多，新皇帝要抑制个人欲望，少修楼堂馆所，裁减冗员、冗兵，停止与两蕃的战争，国家开支减少了，钱就够花了。

那如果两蕃入侵呢？这些大臣则回答说：只要内修德政，外睦邻邦，人家是不会打过来的。

一轮谈话过后，神宗发现，他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缺钱，而是缺人，他急切地需要一位力行改革、帮他找来钱的能臣。

饮誉西方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凭借其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教》一书，被西方汉学界誉为中国学研究的“伟大的外行”。韦伯在该书中也说：“变法的重点是军事财政”“当时帝国正面临北方蛮夷入侵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王安石试图通过一场理性的改革，为建立一支应付自如的能派上用场的军队创造资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