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收集和转送材料

收集教育、文化方面的材料，是邓小平交给政研室的一项重要工作。胡乔木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分工的第二天，即七月十一日，我和邓力群就向刚刚调来的五位同志传达了头一天会议讨论的情况，具体布置了收集文教方面材料的工作。这方面，政研室做的事情还不少，我就自己记忆及掌握的材料说这么几件。

一是文艺方面的两个材料。

理论组的郑惠等几位同志花了不少工夫，查阅那几年的报刊，作了详细的统计。他们发现，报刊上的文章，引用毛泽东关于文艺方针的话，只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不引“百花齐放”，显然是有意砍去了“百花齐放”。这个发现，令大家很兴奋，终于抓住“四人帮”阉割毛泽东指示的直接证据。他们很快整理出两个材料，一个是报刊文章砍掉“百花齐放”方针的材料，一个是报刊上宣传“三突出”的材料。主要是反映当时“四人帮”控制的文艺单位和写作班子，在文章中故意隐去“百花齐放”方针，以及文艺创作强调搞“三突出”的情况。七月下旬，胡乔木把这两个材料送给邓小平，还写了一封短信，说这个材料很费了一番工夫，值得看一下。邓小平看了材料，说这个材料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两个材料有没有转毛泽东，邓没有同我们说。但是，不久以后，九十月间，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显然，政研室送的这两个材料是起了作用的。

二是电影《创业》作者的上书。

《创业》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故事片，反映的是大庆油田石油工人创业的事迹，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公映。“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严厉指责该片，罗列出十条罪名，说它“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下令停止放映。胡乔木了解一些情况，觉得应当向毛泽东反映。一开始，政研室曾经找一位原在文艺界、后调石油部门工作的老同志，想请他向上面写信反映。后来，又找到了《创业》剧本的作者张天民。张天民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本来就对“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极为愤懑，这时政研室找到他，正好是个机会。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毛泽东，一封给邓小平。胡乔木将两封信一起送给了邓小平。邓将信转送毛泽东。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张天民来信作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前面说了，毛泽东批示的第二天，邓小平就向我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还要求将张天民的信增发文化部和来信人所在单位。中央办公厅将这封信和毛泽东的批示，作为一九七五年第一八一号文件印发。这样，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就传播到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人们争相传告这件事情，对“四人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三是电影《海霞》创作者的上书。

《海霞》是一部反映海岛女民兵生活的电影故事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这部片子也是一九七五年初拍摄完成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观看影片后，都肯定了片子很好。但是，文化部负责人却提出几十条意见，责令摄制组检查创作思想。这年六月，影片经过修改后，再次送文化部审查，依旧受到刁难。七月二十五日，在政研室的鼓励和帮助下，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谢铁骊、导演钱江给毛泽东写信。信里说：“《海霞》修改后，全厂普遍认为比原来有改进。谁知就因为我们保留两点意见，文化部便决定：‘完全按原来（即第一次审查之前）的上演，新改的镜头一概不用。’理由是修改了就不好批判了。”这封信写好后，第二天就经过政研室交给了邓小平。那天正好是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第二次“读文件”，而且恰在那一天，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邓小平很快就把这封信送到了毛泽东那里。第四天，即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就对来信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政治局审看了这部影片。邓小平、李先念等观看后，决定按照创作者修改过的片子放映。这封信和毛泽东的批示，也被中央办公厅作为一九七五年第一八三号文件印发。这是继电影《创业》作者上书之后，给“四人帮”的第二个打击。

四是李春光的大字报。

李春光当时是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的教师。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四日，在系里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时，他先后三次发言。会后，李春光又将发言整理成文，于八月八日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大字报。这份大字报尖锐批评了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给电影《创业》罗织的“十条罪名”，批评了文化部负责人先是扼杀影片、继而消极抵制毛泽东批示的行径。大字报认为，“不批判‘十条’，不利于领会主席‘批示’”。大字报对所谓“十条罪名”逐一进行了批驳。在大字报里，李春光还提出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批评文化部负责人在理论研究上“不讲马克思、列宁，不讲主席，不讲鲁迅，专讲一些伟大发现”，在办刊物、抓创作上“事情没有办好”；好责怪别人，没有自我批评，压制不同意见。政研室得到李春光的大字报后，也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转给毛泽东，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五是钱韵玲的信。

钱韵玲是音乐家冼星海的夫人，当时居住在杭州，一九七五年曾经给毛泽东写信。这件事情我自己参与较多一些，所以记忆也多一些。政研室负责人分工时，我负责收集材料和日常工作。文艺本来是我不熟悉的领域，认识的人也很少。但是在同“四人帮”斗争中，这个方面非常重要，我也就力所能及地做些工作。

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陈莲常来看我，她是延安时期新华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孟起予的女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陈莲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她对中央音乐学院教学的看法。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群众反映》上看到摘登的这封来信，于九月二十七日写了批语：“定一同志：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接着，毛泽东又在落款之后写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语。一九七五年，陈莲时常跟我反映文艺界的情况。江青在文艺界一手遮天，除了她抓的“样板戏”，其余作品一律不许表演。一九七五年是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四十周年、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陈莲和她的音乐界的朋友酝酿举办纪念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以此在江青独霸的文艺界打开一条缝隙。这件事情文化部当然不会批准。她和音乐界的朋友商量之后，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我和她商量，请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写一封信给毛泽东，反映这件事情。考虑到直接送给毛，可能被江青等人截获，所以我建议钱韵玲另外写一封同样的信给邓小平，由政研室转送，再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比较保险。

九月二十七日，钱韵玲写信给毛泽东。信里说：“今年十月三十日是星海逝世三十周年。解放以后，星海逝世十周年、二十周年，聂耳逝世二十周年、三十周年都曾隆重纪念。但今年七月十七日，聂耳逝世四十周年，日本藤泽市民都召开了纪念大会，而我们国内却没有表示。”“我希望今年能够演出、广播、出版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及其他作品，集会或发表文章，以示纪念。”十月三日，毛泽东收到了这封信，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有了毛泽东的批示，纪念聂耳、冼星海的活动就能举办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音乐会可以举办了，但是请钱韵玲来北京又出了问题。当时，“四人帮”不许钱来京参加音乐会。我们想了个办法，设法由学部正在筹办的《思想战线》杂志约请钱韵玲写纪念冼星海的文章，以请她来北京修改稿子的名义，让她参加音乐会。十月二十五日，首都音乐界终于成功举办了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音乐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音乐界人士几乎全部出席，听众爆满。在民族文化宫连续演出两天后，又移至首都体育馆连演三天，一时盛况空前。在北京举办之后，还在上海、广东等地举办了同样的纪念活动。“文化大革命”以来，聂耳、冼星海的许多音乐作品已经停演多年，这时重新公演，人们熟悉的那些旋律又一次回响，引起人们对革命历史的回想，更激起人们对“四人帮”歪曲和否定革命历史、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憎恨，引起人们对“四人帮”未能阻挡住革命历史音乐公演的兴奋。演出过后一段时间，人们还沉浸在这种兴奋之中。

六是周海婴的信。

十月二十八日，鲁迅之子周海婴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鲁迅著作出版、研究中的问题。信里说：“出版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始终是母亲多年的愿望。”母亲去世“至今已经七年多了，书信集的出版仍然毫无消息。我非常希望书信手稿能够交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保护收藏，以便于做两件事：一是文物局负责全部影印出版，供研究工作者使用；二是由出版局负责编印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包括鲁迅给日本友人的信等），供广大读者阅读”。周海婴还请求毛泽东指示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此外，信中还就开展鲁迅研究提出了看法和建议。这封信也是政研室转送到毛泽东手里的。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对来信作出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毛泽东批示后，国家出版局很快作了规划：立即着手出版包括现存全部鲁迅书信的《鲁迅书信集》；新注鲁迅著作单行本二十六种，一九七七年底前全部出齐；新注《鲁迅全集》十五卷（后来正式出版时为十六卷），一九八〇年底前出齐。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了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局的报告。

上面说的这几份材料，都还是文艺方面的。实际上，当时政研室收集的材料，还不止这些，包括教育、出版、新闻等方面的材料收集，也做了不少工作。当时邓小平明确指示政研室把出版工作管起来。政研室曾经转送过几份材料给他，其中有一份材料，是国家出版局一位负责人给邓小平写的信，主要是谈出版工作管理体制问题，提议出版工作分工管理。这封信是由我转送的，邓小平曾要国务院办公室召集会议讨论此事。九月三日，中华书局一名干部写信给邓小平，就出版工作提出一些建议。邓小平收到信之后，于九月十一日将信送给毛泽东，邓小平在信中说：“主席：知你向来关心这些方面的问题，故送上一阅。拟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乔木同志等研究处理。”毛泽东圈阅后，邓小平又将这封信转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我手头保存的材料里，还说到收集北大、清华材料的事情。记不得具体时间，北大历史系一位研究美国史的女教师写信给我和胡乔木，反映她在学校里没有课可教，请求把她调到学部的世界历史研究所。这件事情正好在邓小平谈北大黄昆教授之后，我们很重视。有一次“读文件”，胡乔木同我商量，是否可以安排政研室里从北大来的同志了解北大基础课的情况，写个材料给毛泽东。没想到，会后李鑫跟胡乔木说：北大、清华的事情都是毛主席直接管的，你不要插手。这样，了解北大、清华的事情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