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为了新生政权的巩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划时代的日子。北京三十万军民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下午三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这一盛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时，刘少奇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十月十九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还没有满五十一岁的刘少奇，肩负着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责任，以他丰富的经验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巩固新生政权、治理国家的浩繁工作中去。

建国伊始，摆在新中国领导者面前的形势，是严峻而复杂的。以美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力图孤立和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内来看，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包括重庆、广州等重要城市在内的西南、华南大片地区和沿海岛屿还有待解放。在新解放地区，两百万土匪武装仍严重威胁着新生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经过国民党长期统治和连年战乱，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一方面是生产萎缩带来大量失业，一方面又是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迎来伟大胜利的同时，又面临着国际国内多方面的严峻考验。刘少奇一九五〇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号召：“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一九五〇年就要在基本上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的胜利。同胞们！同志们！为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的历史性的胜利而战斗啊！”

新中国诞生的最初阶段，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进行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需要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那时西方国家敌视新中国，这种状况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改变。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为了加强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五天—十月五日，中苏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朱德、刘少奇、宋庆龄三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首都群众一千余人出席中苏友协总会的成立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以三十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今天的事实，说明苏联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说：“苏联对中国人民真诚友谊的帮助，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之一。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人民应该特别重视和珍贵对苏联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宋庆龄等七人为副会长。

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后，在中苏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初，会员达到五百三十七万多人。

为了使新中国获得有力的国际支持，毛泽东应邀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就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广泛地交换意见。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出访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这次访苏，历时近三个月：十二月六日启程，到第二年三月四日才回到北京。在此期间，他同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毛泽东自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通知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因为斯大林已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有关问题。一月四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报告政治局讨论的情况，提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应有时间期限等意见。次日，毛泽东复电说：“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你们所指出的各点都是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经过几天准备后，周恩来在一月十日前往莫斯科。这以后，刘少奇在国内主持党、政、军的全面工作，并密切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的谈判。

为了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刘少奇提出应该尽可能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允许中外合资，合作办企业和工厂，这种合作可以首先从苏联开始。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刘少奇致电正在苏联的毛泽东，提议在新疆设立开发金属、石油的中苏合资股份公司。他在电报中说：“这种事业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工厂和企业。甚至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也可能要求来办这种工厂和企业。但我们如果不主动表示要苏联来办，苏联是不会要求我们办这种事业的。现新疆同志则要求苏联来办，我们是否向苏联作这种要求，请你考虑决定。此间同志认为是可以作这种要求的。”经过双方谈判，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新疆石油与有色金属两个合股公司的协定。这些消息发表后，在一部分群众中引起思想波动，怀疑这两个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为了向干部和群众说清楚这样做的原因，三月三十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党内的指示，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合股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

中苏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不断将会谈情况和草拟中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内容用电报发给刘少奇，刘少奇在国内组织党内外各界人士进行讨论，并把意见汇总起来，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电告毛泽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今天政治局会议讨论后一致同意。”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订。

二月十五日，刘少奇举行有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负责人、外国使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盛大宴会。刘少奇在宴会上发表演说：

“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是久已存在的，然而，只有到了今天，由于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这种深厚的真诚的友谊，才用条约的形式把它确定下来，因而就使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受到极大鼓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便决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举办国际性会议。作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的刘少奇，具体指导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世界工联主席、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路易·赛扬和三十一个国家的一百多名工会代表参加会议。

十一月十六日，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刘少奇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在开幕式上致词。他说：

“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今天能够在中国召开，这是由于亚洲和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强大发展的结果。这是世界工联所领导的世界民主工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反对美、英、荷反动工会领袖的分裂政策，坚持国际工人运动团结统一，以保卫世界和平、民主与工人阶级权益的一个伟大胜利。同时，这也是由于中国人民大革命在中国这一块广大的土地上获得了决定胜利的结果。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无疑的，它将推动亚洲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广大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加向前发展，并在国际无产阶级亲密团结的基础上促进亚洲澳洲各国工人阶级的亲密团结。”

接着，刘少奇介绍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会议期间，一些国家的工会代表之间在讨论有关文件时发生了争执。刘少奇了解情况后，邀集这些代表座谈协商。他在斡旋中既坚持原则，又尽量照顾到各方面的意见，使风波迅速得到平息。路易·赛扬十分满意。

十二月一日，亚澳工会代表会议在通过《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关于建立世界工联亚洲联络局的决议》等文件后闭幕。告别宴会上，路易·赛扬热情地伸出大拇指向刘少奇祝酒，说：“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请你一定干杯，亲爱的刘少奇同志！”

亚澳工会代表会议期间，两位越南特使带着胡志明的亲笔信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胡志明是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二十年代以来曾在中国广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早有交往和友谊。他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九四五年成立后不久，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占领了越南南方各个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向越南北部解放区步步进逼。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敌强我弱、极其艰苦的时期，迫切需要得到国际上的支持援助。

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设立对外联络部，涉及外国党的问题由刘少奇直接处理。鉴于中越两党、两国之间的通讯和交通极为不畅，情况不甚明了，刘少奇决定先派人作为中共的联络代表，带工作人员赴越南，沟通两党联系。

经过研究，刘少奇选调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担任联络代表。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向罗贵波当面布置任务：转达两党的意见，沟通两国的关系；搞好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供制定援越计划的依据。在罗贵波临出发前，刘少奇又约他谈了一次，仔细交待工作方针和注意事项，并要他对这次行动暂时保密，在适当时候回国汇报。最后，刘少奇为罗贵波写了封介绍信：越共中央：

兹派罗贵波同志前来与你们联络，希予接洽。我们给予罗贵波同志的任务，由罗同志面告，特此介绍并致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

一月十六日，罗贵波带着刘少奇的介绍信和工作人员由北京启程前往越南。一月十七日，刘少奇给越共中央发电报，通知他们中共联络代表罗贵波已经出发赴越南。第二天，他又致电越共中央正式通报：中国决定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几天后，刘少奇接到中南局报告，胡志明本人已经秘密来到中国广西境内。刘少奇立即为中共中央复电中南局，要他们热情欢迎胡志明来访，并指示：“在他到达武汉后，你们可和他商量是否能在北京公开欢迎他，看他意见如何再作决定。你们对胡同志应热情招待，周密护送来京。”

一月三十日，胡志明抵达北京。按照他的意见，北京没有组织公开的欢迎仪式。当晚，刘少奇、朱德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设宴盛情欢迎胡志明并进行了会谈。对胡志明提出的希望中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要求，刘少奇要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研究方案。会见结束后，刘少奇立即致电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报告胡志明来访情况：“胡志明同志今日已到北京，晚间政治局设宴招待并进行谈话，他作了简单的情况报告并提出了要求。我们除盛赞越南抗战成绩外，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他离开工作已有一个月，赤足步行十七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六十，身体瘦削，但尚健康”。由于胡志明提出要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和毛泽东，刘少奇迅速安排他在二月三日晚乘火车去莫斯科。

这以后，根据中央领导的分工，向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工作，由刘少奇直接负责。三月十四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说明：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应该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本着这一精神，刘少奇指示和协调国内各有关方面，积极组织人力物力，支援越南人民抗击法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一再要求有关部门：所调武器必须是合用的，所配干部必须是条件好的。一九五〇年三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通知罗贵波组成援越顾问团，任命罗贵波为团长。后来，中共中央又陆续加派陈赓、韦国清、乔晓光等一批高级干部赴越南，帮助越共中央训练部队、指挥战役和开始土地改革。一九五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有关援助越南的具体工作由中联部直接办理，但每一项较为重要的决策与工作，仍在刘少奇的关心和指导下进行。

在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期间，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胜利进军，肃清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军队。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为中央军委起草命令：“两广战役即将结束，陈赓所部休息十天至半个月，然后进兵云南，解放云南。”第二天，原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十五日，刘少奇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同意他们用前线将领名义批准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并任命各将领。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军西藏和有关问题的指示。但这时就全国来说，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其中，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广大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不做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实现。

土地改革的工作，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历来由刘少奇分管。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提出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步骤：“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十一省应该准备在一九五〇年秋后分配土地。在宁夏、青海两省完全汉人居住的地区亦须准备秋收后进行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及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则不进行。在贵州、云南、西康则在一九五〇年还不能进行土地改革，一九五一年秋后来进行。”

一月十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回电：“一月四日中央发各中央局关于土改及征粮等项工作的指示很好。请你们考虑可否要各中央局将此项指示电转发给各省委研究，并要各省委向中央局及中央表示自己的意见。这些电报收到后，由你汇编告我。”十一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一月四日中央发给你们关于土改与征粮等项工作的长电，请你们转发各省委研究。”

土地改革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新解放区又占全国人口的一多半，所以刘少奇对新区土改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他在二月十二日重新起草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对一月四日中央指示中提出的步骤作了若干调整。新的《指示》规定：一九五〇年秋收以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九省和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汉人地区，凡是准备工作已经充足、群众的觉悟与组织已达应有水平的地区，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开始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绥远六省，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实行；新疆和全国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地区，则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另行决定；所有新解放区，在实行分配土地之前，应一律实行减租。刘少奇将这个新指示电请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同意。随后，刘少奇又召集各党派人士协商。经政务院第二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后，《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于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名义发出。

三月四日，毛泽东、周恩来从苏联回到北京。中共中央又就新区土改的政策进行反复讨论并征询党内外人士的意见，最后确定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四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中公开宣布：今后的土地改革“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

此后，刘少奇以主要精力，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向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刘少奇在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提出这次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关于富农土地问题、债务问题、人民法庭问题等方面的方针政策，经会议通过。全会还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刘伯承、邓子恢、黄克诚等参加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审定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刘少奇主张不能机械搬用汉人地区的做法。六月十三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指出：“关于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土地制度、租息制度、婚姻制度的改革等，必须从缓提出。”“必须严格防止机械搬用汉人地区的工作经验和口号，必须严格禁止以命令主义的方式在少数民族中去推行汉人地区所实行的各种政策。”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土地改革。六月十四日会议开幕的当天，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基本目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政策。报告分五个部分：一、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二、土地的没收和征收；三、保存富农经济；四、关于分配土地中的若干问题；五、在进行土地改革时若干应该注意的事项。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

“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关于保存富农经济，刘少奇指出：

“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

鉴于老解放区土地改革中曾发生“左”倾错误的教训，刘少奇在报告中特别告诫：

“我们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容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纠正，而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因为我们今后的土地改革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又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起草、修改情况的说明报告。二十二日，他就会议对土地改革问题的讨论作了结论。会议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六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后公布施行，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

这样，从一九五〇年秋后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分批分期陆续展开。

刘少奇清楚地看到：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是土地改革中“可以引起各种错误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他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在土地改革开始前的一九五〇年七月下旬，刘少奇就主持制定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它是以一九三三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作出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为基础，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后制定的。八月四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这一决定，并于八月二十日公布施行，为土地改革中正确划分阶级成分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刘少奇十分注意运动发展中出现的动向。十二月二十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电，说：“我们基本上同意你们发这样一个指示，着重纠正土改中的右倾偏向，以便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但在指示中还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那些‘左’的错误是不允许再犯的，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忽视联合中农的重要性，破坏富农经济，对地主普遍地扫地出门，乱打乱杀，在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大轰大嗡等。如此，才能一方面既放手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又不犯或少犯‘左’的错误。”一九五一年二月下旬，根据几个月来土地改革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刘少奇又领导制定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草案）》，对各种政策界限作出更加清晰的规定，使这一工作更具可操作性，避免发生以往在土地改革中曾出现的一些偏向。

刘少奇的姐姐刘绍懿在土改中被定为地主，写信给刘少奇。刘少奇复信说：“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是别人养活你们的，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人家说你们剥削了别人，那是对的，你们过去是剥削了别人。”“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

由于这项工作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由于实行了保存富农经济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得很顺利。在全国范围内，新老解放区的人数达三亿多的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摆脱了原先要向地主每年缴纳约七百亿斤粮食的繁重地租，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出现了“贫雇农得地开心，中农有利放心，富农不动定心，地主劳动回心”的喜人景象。到一九五二年冬、一九五三年春，广大新解放区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如期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这一历史性任务的胜利完成，彻底消灭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翻了身，得到他们多少年来渴望获得的土地。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大变革。它加强了工农联盟，并为新生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刘少奇在这项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大陆时，遗留下大批残余力量和特务、间谍分子。这些反动分子，有的结成土匪武装同人民政权直接对抗，有的进行暗杀、放火、抢劫以至聚众骚乱，使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难以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有些地区这种破坏活动达到十分猖撅的程度。此外，在各地还有许多过去长期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恶霸、流氓、封建把头等仍在继续为非作歹。不把这些恶势力打下去，人民便不能扬眉吐气，感到自己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则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的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是十分猖撅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撅。”“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土匪的行动中，决不应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的现象。此事应由各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

经过严厉打击，各地土匪、特务、流氓、恶霸等的活动有所收敛。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他们产生错觉，以为形势对他们有利，反攻倒算的活动再度猖撅起来。一九五〇年七月和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此期间，刘少奇以很大一部分精力来抓这项工作。他及时答复各地的请示，批转介绍这方面斗争经验的报告，指导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十月十九日，他批复中共中央西北局上报的《关于开展反对一贯道活动的工作指示》：

“一贯道及其他类似的秘密迷信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文化的落后，但它们在最近迅速发展及其活动的猖獗（已有许多暴乱及反动谣言宣传），则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和我们的麻痹，我们放任其自由发展和活动，没有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所以他们的活动越来越猖獗。我们应该迅速纠正这种错误，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答复西北局：

“你们应即在军区军分区及各城市军管会与剿匪司令部下组织军事法庭，在减租土改地区组织人民法庭。凡土匪、特务、反革命案犯，在军事管制时期，经军事法庭判决执行，在内部经省委或地委批准后，即可执行。”“在城市中的反革命亦可大杀几批，才能压下反革命气焰，鼓励群众的情绪。应告诉我们的干部，对反革命的坚决镇压，只要我们不杀错办错，是完全符合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理直气壮的，不要怕民主人士有什么批评和不满。”

为了使镇压反革命运动有法可依，一九五一年初，刘少奇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说：“惩治反革命条例，已经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发布了。请审阅。但审判反革命罪犯仍以照现在办法归各地军事法庭为好，有些地方无军事法庭组织者，可立即组织起来，故人民革命法庭可以不组织，亦很难组织起来，不能应付目前情况，故以军事法庭审判来得简单有力。”当天，毛泽东批示：“此件关涉军事及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二月二十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这个条例。第二天，正式公布。这个条例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规定了处理反革命分子的原则和方法，使这场全国规模的斗争有了可以依据的法律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随着《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公布和《人民日报》发表《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等社论，运动很快进入高潮。一九五一年五月中旬，中共中央适时地指导公安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将运动转入清理积案阶段。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到会讲话，总结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的成绩，并针对一些地区发生的工作草率和“左”的倾向，指示镇反工作现在要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精力处理积案。会议最后确定，从一九五一年六月到九月的四个月内，全国各地一律停止捕人（现行犯除外），集中清理积案。到一九五一年十月，镇压反革命斗争作为全国性的运动基本结束。中国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被镇压下去，社会秩序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使人民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从而大大巩固了人民政权，保证了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干部手里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有些人还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诱惑。这种环境和地位的重大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新的考验。刘少奇一直特别重视党的建设，并且在党中央领导层中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建国前夕，他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曾说：

“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征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

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革命胜利后党的自身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作了清醒的估计。毛泽东在会上正确地提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刘少奇在建国后认真地研究并在实践中努力探索解决这一问题。

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关于一些干部中发生贪污腐化、欺压群众的恶劣作风的情况报告上批示：“对于以上较为严重的事件，应交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及人民监察委员会加以调查，弄清事实，并给以处分（须本人到场）。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处理的事件在报纸上公布，在群众中树立党与政府的纪律的威望，而不要把这些隐蔽起来。”四月十九日，刘少奇修改、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尽管中共中央对端正党风采取了若干措施，但一些危险的倾向还是很快出现了。由于党的队伍急速扩大，新党员数以百万计，其中不少人思想作风不纯，甚至混进了少数投机分子和坏分子。同时，在一些老党员、老干部中，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甚至贪污腐化现象也在滋长蔓延。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于五月一日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一九五〇年夏秋冬三季，结合各项工作，在全党全军中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以整顿全党首先是党的干部的作风。主要方式是，阅读若干指定文件，评定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次整风到同年冬季基本结束。运动收到一定成效，使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得到遏制。但由于这次整风时间短，而且重点在解决各级领导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因此党的基层组织中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共中央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整党建党问题也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从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起，用三年时间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次整党运动，首先用一年时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贯彻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整党建党的决定。三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全面分析党的状况。他在报告中作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论断，指出：“我们党经过了三十年来伟大的、艰苦卓绝的和复杂的革命斗争，已经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同时，他又指出，党内还存在着问题，有些地方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党员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有严重毛病或丧失了党员条件，甚至还混进了一些坏分子。因此，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对党的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是完全必要的。根据党章和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刘少奇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

（一）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

（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三）“必须是一辈子坚持革命斗争。”

（四）“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

（五）“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

（六）“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能叛变共产党与共产主义。”

（七）“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

（八）“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

四月九日，刘少奇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题为《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他说：“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已经被提了出来，因此，今后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才能担负这些任务，否则，是不能担负这些任务的。这也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针对党的队伍中存在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情况，刘少奇具体阐述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共产党员的条件等问题，要求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对所有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

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把刘少奇提出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作为整党中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指出这“是每个共产党员所应该和必须具有的条件”。这就向全党说明了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五月初，中共中央将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和刘少奇在会上的总结报告转发全党，要求立即传达并贯彻执行。整党工作随即在全党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

这次整党，是建国后的第一次整党。一九五二年中共中央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后，整党工作和“三反”运动结合进行，取得很好的成效，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创造和积累了经验。

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完后不久，五月上旬起，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宣传工作方面也遇到许多新课题。尤其在开国初社会情况复杂、思想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党的宣传工作应该怎么做，任务是什么，机构怎样设置，这些都还缺乏经验。五月七日和二十三日，刘少奇两次在会议上作报告，全面地论述了这些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一方面在广大的范围内宣传了马列主义，使马列主义的原理通俗化，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另一方面在极为深刻的意义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在马列主义总武器库中增加了不少新的武器。他提出：在当前的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范上教育人民”。宣传工作可以分为两项：一项是当前工作、时事政策的宣传，一项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要建立经常的宣传机构和工作，注意思想斗争，反对自由主义。

中共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开得很有成效。党的宣传部门和广大宣传工作者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任务，认清了方向。随着会议精神的贯彻，各级党的组织进一步健全宣传机构，建立起一套相应的制度。经常性的宣传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全党的宣传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