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句法演变的内在规律性

同语义演变一样，我们认为考虑句法演变，首先应该考虑内在的规律性，而慎言外部因素的类推或借入。下面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汉语史中“VO了”到“V了O”的变化引人注目，梅祖麟（1981）指出这种结构变化有两个原因：第一，动补结构是“V了O”格式的来源。动补结构有“VO+结果补语”（如“当打汝口破”，刘义庆《幽明录》）和“V+结果补语+O”（如“折断绿杨枝”，李白《宣城送刘副使入秦》）两种格式，后者产生于8世纪，这种结构积累二三百年，正好促成唐五代“V了O”的产生。

第二，“VO不得”和“VO了”两个句式里各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是平行的。最初，表示情态的“不得”和表示体貌的“了”都在宾语的后面，宋代以后“不得”往前挪了。“VO不得”变成“V不得O”，这也促使“VO了”变成“V了O”。

曹广顺（1986，1998）提出：在“V了O”之前有一个“V+完成助词+O”的阶段，主要的完成助词有“却、将、得、取”等几个，它们原来都是动词，经过结果补语的阶段，演变为助词。这些表示完成的助词所表达的语义和完成貌句式相同，而其使用的格式，为完成貌助词“了”创造了一个位置，从而使“了”在唐五代前后，从动宾之后，移到了动宾之间。于是“V+O+了”变成了“V+了+O”。

前面我们谈到语义演变时，曾说明“相因生义”这种现象：甲词和乙词有一个义项A相同或相反，而甲词还有另外一个义项B，乙词受甲词的影响，也产生出了B义。现在梅先生、曹先生关于“VO了”这种结构变化的解释，与“相因生义”的解释相似：

动补结构与“VO了”语法意义相关，因为动补结构有“VOC”“VCO”两种结构，故受动补结构的影响，完成貌句式也由“VO了”进而产生出“V了O”。

“VO不得”和“VO了”语义相关，“VO不得”变成“V不得O”，受此影响，“VO了”变成“V了O”。

“VO了”受“V+完成助词+O”的格式变为“V了O”。

不过还有一种解释，那就是“VO了”到“V了O”是由于句尾的“了”语法化为附着形式（clitic），进而又选择动词作为依附对象而产生的，这种现象——即由附着于较大的形式发展为专门附着于动词——在附着形式的发展过程中很常见。Simpson and Wu（2002）曾举到两类这样的现象：

一是“我是昨天买票的”一类句子在北方方言可以说成“我是昨天买的票”。

二是“VO了”变为“V了O”。

沈家煊（2005）还提到下面同样的现象：

“VO不得”变为“V不得O”。“不得”形式弱化受动词吸引前移。

“VO不C”变为“V不CO”。“不C”形式弱化受动词吸引前移。

第二个例子涉及比拟式。关于元代的比拟式，江蓝生（1992b，1999b）认为有蒙古语的影响：

元代文献里用作比拟助词的“似”是生搬蒙古语比拟表达的词序而产生的新的语法成分。至于“也似”的“也”，在蒙古语中没有与之相当的东西，无法从蒙古语角度进行解释。我们推测这种用法的“也”是汉语在借用蒙古语的比拟后置词时自己加进去的语助词，目的是便于把比拟助词“似”跟动词“似”从形式上区分开来。（1992b/2000：174-175）

其理由是：“喻体+比拟助词”做定语（如“紫玉似颜色”，《刘知远诸宫调》12则）和状语（如“捣蒜也似阶前拜”，《元刊杂剧三十种·竹叶舟》），在元代之前很少见，但在元代激增。

这个观察非常细致，但仍有两个疑点：第一，江蓝生（1999b/2000：192）已提到：唐宋之前，“喻体+比拟助词”做修饰语已有个别例证，如“生佛一般礼拜”（《祖堂集》卷14“江西马祖”）、“烂冬瓜相似变将去”（《五灯会元》卷7“玄沙师备禅师”）。第二，从比拟助词“一般”的发展来看，“喻体+比拟助词”的结构，完全可以从“比拟动词+喻体+比拟助词”（如例74、75）省略掉前面的“比拟动词”发展而来，如（76）做定语，（77）做状语：

（74）咱是的亲爹娘生长，似奴婢一般摧残。（《刘知远诸宫调》12则）

（75）你肌骨似美人般软弱，与刀后怎生抡摩？（《董解元西厢记》卷2）

（76）花枝般媳妇，又被别人将了。（同上，卷8）

（77）怎不教夫人珍珠儿般爱？（同上，卷3）[例句引自谢仁友（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