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语义演变和句法演变
语法化必然有句法上的重新分析（reanalysis）
，但语法化不一定有语义演变（参看第1节）。“附着形式>词缀”的发展，已没有什么语义演变，但是有重新分析。以上说的是有形态句法演变但没有语义演变。另一方面，语义演变也不必然导致形态句法的变化，比如动词词义的内部变化。
那么，在既有语义变化也有句法变化的实例中，是语义先变，还是句法先变？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功能-类型学派认为语义的变化与形态句法的变化同步（Hopper and Traugott 1993：207），甚至认为语义变化先于句法范畴的变化（Heine 1993：48；Traugott 2002）；第二，形式派认为形态句法的演变是自主的，独立于语义和语用（Lightfoot 1979）。形态句法的演变可以先于语义演变。我们认为这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这和Newmeyer（1998）的观点基本相同。
7.1 重新分析的例子
下面举“个”的例子进行分析。“个”从唐五代开始，除了发展为指示代词“这”的演变（参看6.2节），还有两种变化。
第一种变化是相当于“一个”的“个”从带NP发展为带VP。带NP例如：
（59）若道和尚是龙头蛇尾，也只是个瞎汉。（《祖堂集》卷9“乌岩和尚”）
带VP例如：
（60）将知尔行脚，驴年得个休歇么!（《景德传灯录》卷19“文偃禅师”）
这类“个”的分析可以参看曹广顺（1995）、Wu（2000）、张谊生（2003）。Wu（2000）把这类“个”统一分析为表无定的限定词（determiner）。
还有一种变化是变为后附的词缀。比较：
（61）师云：“好个问头。”（《祖堂集》卷19“资福和尚”）
（62）十三娘云：“早个对和尚了也。”（《祖堂集》卷9“罗山和尚”）
上两例中，“好个”还能够视为“好一个”，但“早个”修饰谓词性结构，“个”不能还原为“一个”。
由于有（62）一类例子，形容词、副词加上后缀“个”单独出现就不奇怪了：
（63）问：“如何是皮?”师云：“分明个底。”“如何是骨?”师云：“绵密个。”（《祖堂集》卷10“镜清和尚”）[形容词+后缀]
比较“个”的这两种变化，可以发现：第一类变化，即相当于“一个”的“个”从带NP发展为VP，这是一个扩展的过程，语义的泛化和句法范畴的转化同步。而且，不管重新分析前还是重新分析后，直接成分的边界并没有改变：
（64）重新分析前：是[ClP 个[NP瞎汉]] 同例（59）
重新分析后：得[DP个[NP休歇]]同例（60）
而且，由数量成分变为限定词，这是正常的语义演变。英语的one、法语的un、德语的ein等等，都变为不定冠词，也属于此类演变。
但是，第二类变化，只有在“好[ClP个[NP问头]]”重新分析为“好个[NP问头]”之后，“个”才能发生语义的进一步虚化。也就是说，在第二类变化中，句法变化在前，语义变化在后。这种变化中的重新分析改变了直接成分的边界，与第一类不一样。而且，量词变为词缀，是一种特殊的语义演变。
我们推测：
第一，语义驱动的变化：句法演变与语义演变同步，语义演变有规律，句法上的重新分析不会改变直接成分的边界。这是正常的语法化过程。
第二，句法驱动的变化：句法演变先于语义演变，语义演变无规律，而且重新分析通常改变直接成分的边界。这个过程常常导致词汇化或不太正常的语法化。
关于第一类演变，比如“把”由握持义的动词变为介词，就是这样。关于“把”字重新分析后直接成分的边界以及句法层次未变，参看Whitman and Paul（2005）。而且握持义动词变为介词，也是汉语史中一再出现的语义演变，如“以、取、持、将、把、捉”等。
Hopper and Traugott（2003：51）提到下面的重新分析：
（65）[[back] of the barn]“谷仓背部” > [back of [the barn]]“谷仓后面”
看起来改变了边界。实际上，正如Haspelmath（1998：331-332）指出的一样，这个重新分析并没有改变边界。无论重新分析前，还是重新分析后，句法的结构都是：
（66）[back [of the barn]]
back由名词变为相当于介词的in back of中的一部分，也是正常的词义演变。
再看句尾“好”重新分析为语气助词，参看江蓝生（2005）：
（67）重新分析前：[TopP [亦须著精神] [vP好]]!（《祖堂集》卷7“雪峰和尚”）
重新分析后： [CP[IP亦须著精神] [C好]]!
重新分析前，“亦须著精神”可以整个视为一个话题（topic）成分，占据话题短语（TopP）的指定语（specifier）位置。重新分析后，“好”转换为语气助词，表达祈请语气，成为标句词（complementizer）。可以看出：重新分析后，直接成分的边界并未改变。而且，“好”变为表达祈请语气的助词，同转换为表示仅止于此的句末语气助词“而已”“罢了”一样，都有理据可循，是有规律的语义演变。
关于第二类演变，蒋绍愚（1989a）举有很好的例子，比如“为”由动词变为疑问语气助词、“斯”由指示代词变为连词、“必”由表必然的副词变为假设连词，都是语法引起词义的变化（同上，220-224）。限于篇幅这里不具体说明。
这里再举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那就是“是”从指示代词变为系词。比如：
（68）重新分析前： [TopP富与贵，[IP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
重新分析后： [IP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重新分析前，“富与贵”可以分析为话题，占据话题短语（TopP）的指定语位置；“是”是主语，占据IP的指定语位置。重新分析后，“富与贵”成为主语，“是”成为系词。关于这个演变，蒋绍愚（1989a：88）认为是语法影响了词义的变化，复指代词“是”所处的语法位置正好可以重新分析为系词。
这个变化属于句法的重新分析带动的语义演变（第二类），可是直接成分的边界并未改变。另外，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主语位置上的指示代词转化为系词，不仅仅出现于汉语，也出现于其他语言。（参看Li and Thompson 1977；Whitman 2001；Simpson and Wu 2002：200）
7.2 表层句法变化的例子
上面7.1节所举的例子都涉及重新分析，表层的句法形式并未改变。这种重新分析，可能与语义演变同步（第一类），这是正常的语法化过程；也可能先于语义演变（第二类），这往往导致词汇化或不太正常的语法化。
句法演变也可以伴随表层形式的变化，这种表层形式的改变，如果涉及语义演变，理论上也有两种可能：第一，它可能并不带动语义演变，语义演变与句法演变仍然是同步的；第二，它可能带动、因而先于语义演变。
第一种情况比如“保”的发展。先看下两例：
（69）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粮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飞也，黄白之可求也。（晋·葛洪《抱朴子·对俗》）
（70）专使保无忧虑。（《祖堂集》卷8“曹山和尚”）
（69）“保证”义很明显：“我保证仙丹可以炼出来”（意译），（70）则一般理解为表示必然：“专使您肯定没有忧心之事”。两例的表层结构不同：保证义出现于“说话人+保+子句”，必然义出现于子句主语提升为主句主语的提升结构（raising construction）“NPi保tiVP”。表面上看，似乎是句式的改变带动了“保证>必然”的演变。可是实际上，从下例可以看出来，实际上语义演变与重新分析仍然是同步的：
（71）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71）与（69）（70）有一个不同点：主句主语与子句主语都是说话人“我”。此例既可以理解为“我（周瑜）保证为将军您把它（夏口）攻打下来”，这时子句主语是个空范畴，没有提升；也可以理解为“我必定为将军您把它攻打下来”，这时句子是个提升结构。实际上是（71）这类例子触发了“保证>必然”的语义演变，与之同步的，是由非提升结构到提升结构的重新分析。（70）一类提升结构只是使必然义更加显明而已。
有没有第二种情况，即表层句法形式的变化带动语义变化？蒋绍愚（2002）认为“给予>使役>被动”的发展，即是“表层句式变化带动重新分析和语义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完全不同于“把”“被”一类由语义驱动的语法化。
蒋绍愚（2002）认为：在[给予]重新分析为[使役]或[使役]重新分析为[被动]之前，还必须有表层句法的变化。具体地说，给予句演变为使役句，必须首先从“甲+给+乙+N+（V）”发展为“甲+V1+N+给+乙+V2”，比如：
（72）贾母忙拿出几个小杌子来，给赖大母亲等几个高年有体面的妈妈坐了。（《红楼梦》43回）
（72）出现了和使役句的表层结构相同的部分“（甲）+给+乙+V”，这样之后，就可能进行重新分析，从而转化为使役句。
使役句演变为被动句，必须是句首的施事不出现，而代之以受事，出现和被动句相同的表层结构“受事+给+乙+V”，才能进行重新分析，从而转化为被动句。如下例：
（73）千万别给老太太、太太知道。（《红楼梦》52回）
这个观点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们认为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是“表层形式带动了语义变化”。重新分析需要特定的句法格式，比如“把NP1NP2”不可能重新分析为处置式，只有“把NPVP”才有可能。同样，“给乙NPVP”不能由给予重新分析为使役，“给乙VP”则可能（例72）；“施事+给NPVP”不能由使役重新分析为被动，“给NPVP”则有可能（例73）。“给予>使役>被动”的转化，可能就是一般的语义驱动句法上的重新分析的例子。张敏（2003）提到：其他语言也有“给予>使役”或“给予>使役>被动”或“使役>被动”的发展，比如泰语、韩语、Munda语、彝语、缅语、越南语、高棉语、拉祜语、瑶语、现代英语及中古英语、芬兰语等等。如果汉语的这类发展是句法变化带动的，那么它应该是一类特殊的演变；因为别的语言不可能凑巧都有汉语这类带动“给予>使役>被动”的句法结构变化。“给予>使役>被动”的发展，仍然是以语义的演变而不是以句法的变化为基础。
综上所述，表层句法形式的改变并不能带动重新分析和语义变化。实际上，因为重新分析总是需要在特定的句法环境中进行，在另外的句法环境中则不可能，所以容易造成“表面的句法形式需要变动才能引起重新分析和语义变化”的假象。相反，我们认为重新分析和语义变化发生之后，表面句法形式才可能进而发生变化。比如“VO了”需要在“了”语法化为附着形式（clitic）之后，才有可能变为“V了O”（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