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语义演变中的语用推理
本节将用汉语的实例说明语用推理在语义演变中具体如何运作。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语义演变的特点是：新义M2蕴涵（entail）源义M1，即M2⊃M1。
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常可以看见“可”[许可]在对话中表示说话者的建议、请求等：
（5）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或谓王公：“可潜稍严，以备不虞。”（《世说新语·雅量》）[表建议]
（6）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摴蒱，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世说新语·任诞》）[表请求]
江蓝生（1988：110-111）已指出这种用法。她说：“‘可’作‘宜、应当’讲，表示祈请或规劝。”在本可以用“宜、应当”的场合，说话的人用语气弱的“可”，使说话变得委婉了。
“宜、应当”从广义上说是表必要。一件事有必要做，则可以做；但可以做不意味着有必要做。因此：
（7）M2 [必要]⊃ M1 [许可]
这类语义演变，可同英语的must（必须）类比。据Traugott（1989，1999），现代英语的must在古英语中直接来源是“许可”义。如果人们说“你可以走了”，在适当的语境中，这个“可以”其实隐涵有“我要求你走、你必须走”的意思。正是由于有这一层语用推理，must由表许可转为表必要。
否定形式则是相反的情形。不可以做则不必要做，但不必要做不蕴涵不可以做。因此：
（8）[不许可]⊃ [不必要]
但语义的发展是：
（9）[不必要] > [不许可]
下面以“不要”来说明这种语义的演变。“不要”一开始是表不必要，较早见于六朝。例如：
（10）今秋取讫，至来年更不须种，自旅生也。唯须锄之。如此，得四年不要种之，皆余根自出矣。（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伐木》）[不必要种]
用于禁止、表不许可的“不要”在唐五代开始常见（后合音为“别”）。例如：
（11）居士丈室染疾，使汝毗耶传语。速须排比，不要推延。（《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四）》）
类似的发展还有“不须”“不用”。限于篇幅不再举例。
说话人为委婉起见，在表达禁止义的场合，也说不必怎么样。这一点，吕叔湘（1990：306）已经提到。吕先生说：“近代的通例是在表示‘必要’的词语上加‘不’字，这当然比直接禁止要委婉些……可是‘不要’一词用久了已经失去原义，干脆成了一个禁止词。”
肯定和否定正好形成不对称的发展：
（12）M1 [许可]> M2 [必要]
M2 [必要]⊃ M1 [许可]
（13）M1 [不必要]> M2 [不许可]
M2 [不许可]⊃ M1 [不必要]
第二，再看“得”的例子。“得”先秦时期一般表[可能]，表[许可]出现较少，且只以否定义出现（否定句或反问句）。可以明显看出：[不可能] > [不许可]。例如：
（14）及入，求见。公辞焉以沐。谓仆人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不可能]
（15）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不许可，否定句]
（15’）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不许可，反问句]
“不许可”即禁止，不被允许做则不能够做到；反之则不然。因此：
（16）M2 [不许可] ⊃ M1[不可能]
这里也存在使用委婉说法的策略：说话人不说不可以做，而说不能够做到。
肯定说法的[可能]和[许可]互相没有蕴涵（entailment）关系。“能够去”不一定就“被允许去”，反之，“被允许去”不一定就“能够去”。这和上面谈到的[必要]、[许可]的关系不一样。从历史上看，“得”的肯定形式表[可能]先秦没有出现，在汉代才开始出现。例如：
（17）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史记·五宗世家》）[诸侯可以自己任命内史以下的官吏，汉只为其任命丞相]
“得”[许可]用于否定先于“得[许可]”用于肯定，可以断定：“得”表许可，肯定用法是由否定用法类推而来。
这个推断可以从“好”“能”的发展得到证实。说话人为委婉起见，不说不许可怎么样，而说不好怎么样、不能够怎么样；“好”“能”由此可以发展出许可义。但是，“好”表许可，一直只能依附于反问或否定形式，而不能以肯定形式出现。同样，“能”表许可，迄今也只能以反问或否定形式出现（“你不能脚踏两只船”“你怎么能脚踏两只船？”）（参看王伟2003）。
以上分析说明：
（18）M1[不可能] > M2 [不许可]
↓（类推）
M2 [许可]
第三，沈家煊（2005）说明：[不能实现]蕴涵[没实现]，而“V不C”的发展是从表结果（[没实现]）发展为表不可能（[不能实现]），即：
（19）M2 [不能实现]⊃ M1[没实现]
比如“幽鸟飞不远”（贾岛诗）是未飞远的意思，但是现代汉语的“飞不远”只表可能。
以上提到的语义发展概括如下：
（20）M2 [必要]⊃ M1 [许可]。如“可”，英语的must。
M2 [不许可]⊃ M1[不必要]。如“不要”“不须”“不用”。
M2 [不许可]⊃ M1[不可能]。如“不得”“不好”“不能”。（[许可]和[可能]互不蕴涵，“得[许可]”用于肯定是由否定用法类推而来。）
M2 [不能实现]⊃ M1[没实现]。如“V不C”。
以上的例子，都可以把M2分解为M1+X，其中X代表一个上下文义成分，即：
（21）M2=M1+X
因为M1+X⊃M1也是成立的。M2与M1相比，是增加了X这个语用义成分。X即是Traugott所强调的“主观性”，即说话人的观点、态度。比如：“可”由[许可]变为[必要]这个过程，可以认为是在[许可]义上增加了X“说话人的祈请”：[必要]=[许可]+[说话人的祈请]。
这里再举几个例子说明（21）。汉语史中，“以为”最早是非叙实（non-factive）义[认为]，后来转化为反叙实（contrafactive）的[以为]。即：
（22）M1[认为] > M2 [以为]
很明显：以为怎么样，也就是认为怎么样，但说话人判定其后命题（P）为假。即：
（23）[以为P]=[认为P]+[说话人判定P为假]
另一个例子是“V得C”如何发展为表可能。沈家煊（2005）认为肯定形式“V得C”表可能是从“V不C”表可能类推而来。但是“得”“V得”“V得O”“V得C”都在已然语境表实现，在未然语境表可能，说明是另外一个原因在起作用。比较下两例：
（24）意闻好直之士，家不处乱国，身不见污君。身今得见王，而家宅乎齐，意恶能直？（《吕氏春秋·贵直》）[已然]
子产相郑伯以如晋，叔向问郑国之政焉。对曰：“吾得见与否，在此岁也。……”（《左传·襄公三十年》）[未然]
第一例是已然语境，“得”义为“得以”，表实现；第二例是未然语境，“得”仍然可以理解为“得以”，当然也可能理解为[可能]。在这里，[可能]可以理解为“未然情况下的实现”，这也是一种实现。因此，M2 [可能]= M1 [实现]+[未然]。
再比如since从联系时间小句发展为原因小句，源于“后于此故缘于此”（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after this 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的错误推理。（Traugott 1985：297;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82）B事件缘于A事件，则B一定发生在A后；但B发生在A后，B不一定就缘于A。即：
（25）B缘于A⊃ B后于A
因此，M2[原因]⊃ M1[时间]，而M2[原因] = M1[时间]+[说话人推断有因果关系]。“时间>让步”（while，参看Traugott 1989）、“时间>条件”（as/so long as）的发展与此相同。
理解了“新义M2=源义M1+X（说话人的主观性）”，我们就很容易理解Traugott下面的观点：
第一，语义演变缘于语用推理。因为X这个成分一开始是个上下文义；在特定的上下文里，理解为M1固然不错，但说话人促使听话人把M1理解为M2。
第二，语义演变是转喻在起作用；这个转喻过程，大多涉及主观化。
第三，这类有方向性的语义演变是语用原则中的“不过量原则”（Relation Principle）
在起作用。因为说话人说M1时，其真正用意是诱使听话人推理出另外一个信息量更大的M2（=M1+说话人的主观性）。
当然，有的演变也很难用“主观化”来概括。比如在一些语言里，同一个介词有[方式]、[工具]、[伴随]三种语义，比如英语的with、法语的avec。这三个语义的关系如下：
（26）[方式]⊃[工具]⊃[伴随]
因为方式是抽象的工具，但工具不能都视为方式；同样，工具肯定伴随于主体，但伴随者可以不是工具。这三种语义的发展关系如下（参看Heine等 1991：163-166）：
（27）[伴随] > [工具]> [方式]
这类演变也属于上述M2⊃M1的演变，可是与“主观化”无关。
再比如上文第2节提到“[托付] >[吩咐]”。其实，吩咐也是一种托付，是言语上的托付。看下例：
（28）太子预见前事，遂唤夫人向前：“今有事付嘱。……”付嘱已讫，其太子便被四天门王齐捧马足，逾城修道。（《变文·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引自张雁 2004）
上例明显显示[托付]与[吩咐]的关系。因此，M2[吩咐]⊃M1[托付]，可是这个发展与说话人的主观性没有关系。
附带说明一种比较奇特的演变：M1附加语用义X，变为M2之后，原来的词汇义M1反而消失，只剩下了X。即：
（29）M1>M2=M1+X>M3=X
比如“敢”由于多用在反问句中，而带上了“岂敢”的意思，例如“周不爱鼎，郑敢爱田？”（《左传·昭公十二年》）后来，原来的词汇义“敢”消失，“敢”就可以等同于“岂”。比如：“齐人敢为俗，蜀物岂随身？”（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参看江蓝生 1992a/2000：80-81；刘坚等 1995：166）“可”也经历了类似演变。由于常用在反问句而带上“岂可”义，后来，原来的词汇义“可”消失，“可”也可以就义为“岂”。（参看江蓝生 199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