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位一体，功能多样
稷下学宫的社会功能三者兼具：高等大学堂、社会科学院、政治参议院。希腊学园也有政治目的：培养柏拉图“理想国”的人才，但其办学并没与现实政治结合，因而其主要是教育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的大学堂。而稷下学宫三者兼具，的确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创举。
其一，稷下首先是学宫，是一个既有大厦又有大师的高等大学堂。从一个大学所必备的教育要素来看，稷下学宫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颇为突出。
一曰：有大厦。即有固定、宏大的校舍和优越的设施条件。《史记·孟荀列传》记载：“（稷下）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司马光《稷下赋》：“筑巨室，临康衢……高门横闶，夏屋长檐，樽壘明洁，几杖清严。”一所规模宏大的大学，建在宽阔的大路边，高大的校门和宽敞明亮的校舍，既显示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又为师生教学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优越条件。
二曰：有大师。据《风俗通义·穷通》所载：“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像邹衍等学者“甚众”，说明稷下兴盛时，大师云集；号曰“列大夫”，说明学者身份之高，待遇之厚；“皆世所称”一句，我的理解，意思有两层：一是这些大师都是闻名于世的“顶级学者”，层次甚高；二是稷下能集中各名师于一堂，为世所称道。
三曰：学生众多。文献记载，孟子游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田骈有“徒百人”（《战国策·齐策》）。而《太平寰宇记》卷十九则记载：
齐宣王好士，髠等谈说之士七千余人，并食上大夫禄。髠滑稽多智，时人号曰“炙毂”。髠死，诸弟子三千人为缞绖。
淳于髡去世，竟有三千弟子送丧，稷下人数最多时到七千余人。由上完全可见，稷下老师之多，学生甚众。
四曰：有管理制度。且看《管子·弟子职》中有关学生管理的制度：
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拼盥漱，执事有恪。摄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彻盥，汎拼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危坐乡师，颜色毋怍。
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余则否。始诵必作，其次则已。凡言与行，思中以为纪。古之将兴者，必由此始。后至就席，狭坐则起。若有宾客，弟子骏作。对客无让，应且遂行，趋进受命。所求虽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复业。若有所疑，奉手问之。师出皆起。
至于食时，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摄衽盥漱，跪坐而馈。置酱错食，陈膳毋悖。凡置彼食：鸟兽鱼鳖，必先菜羹。羹胾中别，胾在酱前，其设要方。饭是为卒，左酒右酱。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饭二斗，左执虚豆，右执挟匕，周还而贰，唯嗛之视。同嗛以齿，周则有始，柄尺不跪，是谓贰纪。先生已食，弟子乃彻。趋走进漱，拼前敛祭。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齿相要，坐必尽席。饭必奉揽，羹不以手。亦有据膝，毋有隐肘。既食乃饱，循咡覆手，振衽扫席。已食者作，抠衣而降。旋而乡席，各彻其馈，如于宾客。既彻并器，乃还而立。
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弟子职》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从内容上看，饮食起居，衣着服饰，课堂纪律，课后温习，尊敬师长，品德修养，等等，所有弟子应遵之纪、应做之事，都有具体规定。尽管稷下管理方面的文献有限，但一斑窥全豹，单从《弟子职》也说明稷下作为一个大学堂，管理制度是周密的、严格的。
其二，稷下具有研究院性质。长期以来的稷下学研究，在社会性质上，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它的学术中心性质，或者称之为社会科学院。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他这样描述：“它（稷下）似乎是一种研究院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此后这一观点似乎成为后世研究者的共识。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稷下学宫是田齐政权创办的一个有组织、有聘任、有俸禄制度的学术研究中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多学科的研究院。”
在这里，郭沫若先生的论说，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他肯定其“研究院性质”是因其“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二是他倾向于否定它的大学堂性质，因其“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而且，通观其《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全篇，主要强调其学术中心的性质。但我认为：稷下与一般“庠序”不同，正是它在教育史上的创新与发展，而非影响其学校性质的依据。至于以学术研究为对象，其实，这正是后世真正的大学堂所具有的功能之一，所谓“大学者非唯大厦，有大师之谓也”。正是侧重于学校兼具学术性质的表述。
同时，稷下为后世遗留下大量的学术著作，也是其研究院性质又一最重要的诠释。除《孟子》《荀子》为两位著名稷下先生的著述之外，《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汉人所见稷下先生的个人专著即有《孙卿子》《蜎（环）子》《田子》《捷子》《邹子》《邹子始终》《慎子》《尹文子》《宋子》等十余种，二百五十余篇之多。20世纪以来，《管子》研究学者经长期研究、考证，大多认为《管子》一书录著了大量的稷下学者的论文，甚至有人提出《管子》是稷下学者的论文集。
至于《管子》，现在比较全面的说法是：其中一部分是整理的管仲遗著。管仲的一部分言论、一部分思想，是他写的还是被春秋时期的齐人整理的，这个我们已经无从确考了，但《管子》里面有一部分记载了管仲的思想，甚至有一部分著作是管仲的遗著，是完全有道理的。从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提出这个意见：《管子》应该大部分是稷下学宫中佚名学者的一些著作，个别的甚至到了汉代，编《管子》的时候，把汉代人著作的部分篇章汇集起来，但总体都是反映了齐人的思想，《管子》是齐文化的经典著作，就像《论语》《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一样。《管子》代表了齐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文化精神。
除了上述著作，再重复补充说明：《孟子》和《荀子》的成书与稷下有着密切的关系。荀子在稷下达五十年，其著作多在稷下写成，应该没有问题。孟子晚年在邹国著《孟子》七篇，但是你看其中涉及大量齐国的内容，说明他的很多文章实际上是在齐国写成的，至少是初稿。你看他跟齐宣王对话写得惟妙惟肖、生动鲜活，这文章很有可能是写于当时，所以《孟子》和《荀子》这两部著作都应该属于稷下著作。
其三，政治参议院。稷下学宫对战国时代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稷下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1983年，我发表的《论稷下学宫的政治性质》一文（见《齐鲁学刊》）就对此有专门论述。稷下是田齐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广揽人才而兴办，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不言而喻的。这在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孟荀列传》：“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盛道载！”还在稷下创始之时，齐桓公（午）即“设大夫之号”，奠定了厚待知识分子以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基础。而上述记载，说明到威王、宣王时，则进一步将这一基本政策落到了实处，这就将稷下先生与齐国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新序·杂事》），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正说明稷下先生们也是一些热衷政治，凭借其专业知识、学术声望出没于政治风浪间善于弄潮的人物，两相结合，就使稷下学宫成为中外政治制度史上也许是最早的颇具特色的政治议事机构。
从文献中我们发现稷下先生主要承担三种政治身份。
第一，谋士：宣传主张，议政建言。与后代的谋臣不同的是，稷下先生常常将自己或本学派的思想推阐与议政建言相结合，因而其议政往往具有宏观性、指向性、理论性和政策性。《孟子·梁惠王》中记载的齐宣王与孟子的对话，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在这里很巧妙地将对齐宣王的劝谏和宣传儒家主张结合在了一起。
第二，谏臣：匡正时弊，直言进谏。淳于髡劝齐威王是一个典型，即以隐语说事，切中要害进谏。《史记·滑稽列传》记载：“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震惊，皆还齐侵地。”
在这里，淳于髡以“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隐喻齐王，身为国君什么事情也不干，天天在那里“好为淫乐长夜之饮”，以此讥讽在国君之位不谋国政的齐威王。这一下就激励了齐威王，幡然醒悟，说这个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淳于髡达到了匡正时弊的效果。有时稷下先生也开门见山，直击时弊，往往在重大问题、在关键时刻提出忠直的意见。据《说苑·尊贤》载：淳于髡以古代先王与宣王相比，批评齐宣王好马、好味、好色，而“独不好士”，迫使宣王“嘿然无以应”，从而达到劝善尊贤治国的目的。《盐铁论·论儒》所载齐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则反映出稷下先生特有的进谏风格：既直言进谏，又坚持主张不妥协，充分显示其斗争性、独立性。
第三，外交家：排难解纷，出使外国。在战国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稷下先生是一支活跃的力量，他们往往在重要关头，奉齐王之命，出使外国，排忧解难，完成外交使命。如：邹衍曾出使赵国；淳于髡也曾“为齐使于荆”，并在“楚大发兵加齐”之时，受齐王之请“之赵请救”。又据《艺文类聚》引《鲁连子》载：“齐田单破燕军，唯聊城不下。燕将守数月，鲁仲连乃为书，著之于矢，以射城中，遣燕，燕将得书，泣三日，乃自杀。”由上可见，稷下学者在齐国政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稷下三位一体的多重功能是有机和谐地统于一体的：它的政治功能是以各派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为主体实现的；而其学术活动，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又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使稷下成为兼具研究院、政治参议院功能的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