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导言

阿兰·迦耶

汲喆先生邀请我为他所译的马塞尔·莫斯《礼物》一书的中文版撰写导言，这对我而言是很大的荣誉，但同时又令我诚惶诚恐。一方面，我认为，《礼物》——很难说它到底算是一篇长文还是一本小书——可谓社会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文本。之所以这样讲，其最为关键之处在于，此文就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一些根本的和真正的问题提出了恰当的理解——且不论它还涉及经济学和心理学的问题。另一方面，之所以这项荣誉又让我踟蹰再三，是因为我有些疑虑。试图用几页篇幅来说服一位完全不了解莫斯的读者，让其相信我归诸莫斯的重要地位，这谈何容易！更何况，尽管莫斯的这部作品对社会学而言至关紧要，然而，社会学的各种教材却几乎不把莫斯视为社会学家。虽然二战以后的法国哲学家们都读过《礼物》，尤其是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其《伦理学笔记》（Cahiers pour une morale）中曾用一节对《礼物》做出了或许是最为全面、到位的论述，但是，在任何哲学史作品中都找不到莫斯的名字。至于经济学家们，那些对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感兴趣的人应该读过莫斯；而且，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以及提出“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理论的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等美国学者们的作品不过是摄要地重新发现了《礼物》一书中的一鳞半爪，而莫斯对那些方面早有过纲领性的表述。然而，经济学家们对莫斯还是几乎完全漠然无视。

简言之，对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专家们来说，莫斯是一位民族学家，如此而已。而且，莫斯还属于那种极其特殊的民族学家。1928年，莫斯与保罗·里韦（Paul Rivet）一道在索邦大学创办了民族学研究所，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处培养专业的民族学工作者的机构。作为《民族志教程》（Manuel d'ethnographie）一书的作者，莫斯使这门学科系统化了。可是，他本人却没有进行过任何田野调查，也不是任何部族的专家，当代的民族学系或许会毫不迟疑地把他拒之门外的。那么，莫斯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学家呢？他是一位在办公室里把他那个时代的民族志文献遍览无余的民族学家，是能说或能读不知多少种语言的民族学家。他的学生们对此钦佩之至，曾感叹道：“莫斯无所不知。”

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种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民族志素材加以汇总与综合的能力，使《礼物》一书具备了无与伦比的丰富性。由于这个首要的、基本的原因，这位并非民族学家的民族学家的文本，才对社会学、哲学乃至经济学都如此重要。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学科的起点都必然是某种人类学，也就是对于人及其深层动机的某种表象，例如经济学中的“经济人”（homo œconomicus）。不过，这些学科（甚至社会学也不例外）对人的看法，往往是出于单纯思辨的，是先验的（a priori），是为了满足本学科的特定论证风格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正是莫斯以对成百上千个社会的研究为基础，第一次勾勒出了一种经验的、非思辨的人类学。这改变了一切。尽管对于其经验概括的精确性我们可以有所保留，但是毕竟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基于事实的出发点，可以对于社会中的人类行为做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