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不等于不靠谱，思维决定高度

1976年6月的一个早晨，我穿上白大褂，把听诊器放进黑包里，站在镜子前再次查看领带是否系得妥帖。尽管天气闷热，但我脚步轻快，沿着剑桥大街走到麻省总医院。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是我开始实习的第一天，不再“假扮”医生，开始做真正的医生了。

之后，我和医学院的同学先在阶梯教室和实验室里度过两年，从课本和手册中学习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和病理学，用显微镜和培养皿做实验。接下来的两年，我们进行临床学习，有老师教我们整理患者的病历：主诉、伴随症状、既往病史、相关社会数据、既往治疗和当前治疗；然后学习如何给患者做检查：听正常和异常的心音，肝脏和脾脏触诊，颈部、手臂和腿部的脉搏检查，神经轮廓和视网膜血管分布观察。作为我们的指导人，主治医生会在每一步密切监督我们。

在医学院学习的四年里，我是一个认真发奋的学生，坚信必须掌握所有知识和细节，有朝一日才能承担起治病救人的重任。我一直坐在阶梯教室的前排，目不转睛，精神高度集中。在上内科、外科、儿科和妇产科的临床课时，也同样专心致志。为了把所有的内容都记下来，我在上课时和查房后会龙飞凤舞地写下很多笔记。每天晚上，我把这些笔记誊抄到索引卡上，并根据科目把这些索引卡排列在桌上。到了周末，我会努力把它们背下来。我的目标是在脑子里储存一本医学百科全书，当遇到患者时，我可以打开它，找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新实习生聚集在医院布尔芬奇楼的会议室里。布尔芬奇楼建于1823年，是一座典雅的灰色石头建筑，有希腊罗马式的柱子，大落地窗。大楼中的乙醚圆顶非常有名。1846年，这个圆形剧场进行了史上首次利用吸入式乙醚进行手术麻醉的公开演示。1976年布尔芬奇楼依然设有开放的病房，每个巨穴似的房间里容纳了20多名患者，病床之间用粗劣的窗帘隔开。

接待我们的是院长亚历山大·利夫。他的发言很简短：作为实习医生，我们既可以学习，又可以服务患者。虽然他的说话声很小，但在我们听来既响亮又清晰：麻省总医院的实习医生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被寄予了厚望。之后，总住院医师发放了每个实习医生的计划安排。

临床服务项目分布在3座楼里：布尔芬奇楼、贝克楼和菲利普斯楼，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我们会轮遍这些服务项目。每个服务项目位于不同的大楼里，三栋大楼反映了美国的阶级结构。布尔芬奇楼里住的是没有签约全科医生服务的患者，主要是来自北端的贫穷的意大利人以及来自查尔斯镇和切尔西的爱尔兰人。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对医治布尔芬奇病房里的患者感到很骄傲，这是“他们自己的”患者。贝克楼里住的是“半私人”患者，每间病房住两三个人，他们是有保险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菲利普斯楼提供的是“私人”服务，那是一栋11层的漂亮大厦，能够看到查尔斯河，有单间也有套间，传说以前套间配有男仆和女仆。非常富有的人经过一群私人医生的挑选后可以住进菲利普斯楼，其中很多医生在比肯山脚下有办公室，他们本身就是波士顿社会顶层的婆罗门。

我从贝克楼开始实习。我们的小组由两名实习医生和一名住院医师组成。在见过利夫医生后，我们三个人立即来到工作的楼层，处理一摞病历记录表。住院医师把它们分成三摞，把最厚的一摞留给了他自己。

我们每个人每隔两个晚上值一次班，第一天晚上就轮到我。我们单独值班，负责该楼层的所有病患和新住院的患者。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会碰头，回顾头天晚上发生的情况。“记住，你是铁人，要守住要塞。”住院医师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出这句老生常谈。只有在极其紧迫的情况下，实习医生才能找后援。“如果你确实需要我，可以呼我，”住院医师补充道，“不过，因为头天晚上我值班，所以我会在家睡觉。”

我摸了摸外衣的左兜，在医学院做的索引卡就放在里面。我对自己说，这些卡片是我的“压舱物”，保证我能够独自漂浮。那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患者的病历记录，并把自己介绍给他们。我心里悬着的那根弦慢慢松了下来，但当主管的住院医师和另一位实习医生离开，并提醒我值班期间可能遇到的问题时，那根弦又再次收紧。

黄昏时分，贝克楼静悄悄的。我的自我介绍还没做完，还剩下几个患者没见到。我走进632号房间，按照手里的清单核对病房门上的名字，我敲敲门。一个声音传来：“进来。”

“晚上好，摩根先生，我是格罗普曼医生，新的实习医生。”“格罗普曼医生”这个称谓在我听来依然很陌生，它被印刻在名牌上，名牌别在我的白大褂上。

病历上写着：威廉·摩根，66岁，非裔美国人，高血压控制不良；两天前因为胸痛住院。我“打开”头脑中的百科全书，上面记录着非裔美国人的高血压患病率比较高，心脏增大和肾功能衰竭会让病情变得更棘手。最初的急诊评估和后续的验血、心电图没有发现心绞痛，疼痛的原因是冠状动脉堵塞。

摩根先生用力地和我握了握手，咧嘴笑着说：“第一天吧？”

我点点头：“从病历上看，您是一位邮递员。我祖父也曾经在邮局工作。”

“也是邮递员吗？”

“不，他分拣信件，出售邮票。”

威廉·摩根说他一开始干的也是这些，但他属于“好动的类型”，觉得在外面跑比在室内工作有意思，哪怕天气很糟糕。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心想我现在宁可在室外，而不是在医院的楼里负责一楼层的患者。我把那天早些时候做的X光检查结果告诉了他。上消化道钡餐检查没有显示食道或胃部有异常。

“真是个好消息。”

我正打算离开，摩根先生突然挺直坐起来，眼睛圆睁，下巴松垂，胸部开始剧烈地起伏。

“怎么啦，摩根先生？”

他摇着头，已经不能说话了，拼命地喘息着。

我使劲转动脑子，但无法思考。百科全书不见了。我的手心开始冒汗，喉咙发干，身体无法移动，脚好像被钉在了地上。

“这个人好像出现了呼吸窘迫。”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

我转过身，看到身后站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黑色短发，黑眼珠，留着八字胡。

“我叫约翰·伯恩赛德，几年前在这里接受过培训，今天过来看几位老朋友。我是心脏科医生，在弗吉尼亚工作。”

伯恩赛德的八字胡和整齐的头发让他看起来像美国内战中的一个人物。我记得内战中有一名著名的将军也叫伯恩赛德。他熟练地从我的口袋里拿出听诊器，放在摩根先生的胸部。短短几秒钟后，他把听诊器的钟形听头放在摩根先生胸前心脏的部位，把耳塞从耳朵里取下来。“过来，听这儿。”

我从听诊器里听到好像阀门完全打开了，然后关闭一会儿，再次打开，反反复复。

“这位先生的主动脉瓣撕裂了，”伯恩赛德说，“需要立即做心脏外科手术。”

我跑去找护士，伯恩赛德留在摩根先生身边。护士让另外一名护士传呼外科手术团队，然后和我一起拖着一辆抢救车跑回病房。伯恩赛德很快将导气管塞进摩根先生嘴里，护士开始用急救袋泵氧气。其他护士也来了，心脏外科住院医生也到了。我们一起赶紧把摩根先生推进手术室。伯恩赛德告辞，我向他表示感谢。

返回贝克楼，我在护士站坐了几分钟。我有点懵。整件事似乎太不真实了，一开始我还和摩根先生愉快地聊天，然后就像发生了地震，他突然发作，然后大救星伯恩赛德医生出现了。我能感觉到口袋里卡片的重量。在医学院里我是全优学生，而在现实中，我给自己打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