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果嚼后有思索

本书中所附录的新闻稿都是我在各种评审会上读到的，有的作为新闻史料弥足珍贵。这篇《熊掌风波谜中谜》大概可以算一篇，它或许可为我们研究假新闻提供一点参考。此稿是该报社送评高级记者时的附送材料，以说明他们改正错误多么认真。稿中提到的《中国报纸月报》评1993年假新闻一事系由我策划，我时任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司司长，兼这个杂志的总编。1992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报纸上的假新闻越来越多。为了加强管理并能引起社会各方的注意，在年末一期我们登出了本年内十条假新闻。应该说明，这十条并不是如本文所说的“十大”假新闻，当时只不过就手边有的资料随手刊出，真要评什么“十大”当有比这还甚者。但不管怎样，这毕竟开了中国新闻史的先例，一时引起颇大震动，《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评论。

这篇稿读后叫人既哭笑不得，又思考良多。我们自己和自己开了一个多么大的玩笑，想不到该报1993年6月下午编前会上那几分钟的拍板定稿，竟惹来这么大的麻烦，直到一年之后再来用两个多版面，做这个多么复杂但仍然还是不能彻底说清问题的说明，这其间耗时、耗人、耗物，把报社的总编们折腾得筋疲力尽。从中至少要引出这样两个教训，即一是要警惕来稿有假，二是要清楚新闻规律。

我们对社会上的自发来稿一定要特别慎重，确实有人玩世不恭。过去社会上有一种人爱管闲事、翻闲话，在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编造一点假故事哗众取宠，后来发展成一种职业习惯，被称为“天桥的把式”。现在这种人的后代又学会了运用现代传媒手段，把神圣的、社会责任感极强的新闻工作，视为他们手中的玩物，进而利用之，作为出名发财的手段。从这篇调查中也可看出，报社在出了假新闻之后是如何心急火燎，而炮制者却能推就推，能赖就赖，甚至继续设假套子，玩弄报纸。不但这篇稿这样，那十篇假新闻在事发之后无一不是如此。这十篇中以时间算，第一篇是《深圳法制报》1月12日刊出的《她告别了令她耻辱的世界》，在管理部门的一再督促下到10月份才查出个眉目。这是一篇纯粹瞎编的以损害妇女形象为内容的所谓新闻，想不到作者却是一位年纪不大的有大学学历的女性。一些档次较低的小报专门摘登这些路边新闻，这又进一步养活了一批好事者、好财者，他们靠一把剪刀向各种文摘报投稿，据说因此而发财的也着实不少。这种事以后要完全杜绝恐怕不可能，就像说要社会上不再有那种爱编瞎话拨弄是非的人。所以我认为此事一方面是教育，但对编辑来说更实在的是要警惕。

最根本的还是要从认识上解决问题，提高编采人员的业务水平。社会来稿中有多少假东西都不可怕，怕的是我们不识货，不清楚我们在干什么，不清楚新闻的本质、个性，特别是不懂新闻与文学的区别，结果编报时如同编文艺杂志。比如，本文中提到，假新闻是写两个女学生吃熊掌，编辑为了更真实（实际后果是更骗人），就在画报上剪了两个女学生的头像来压题。“这鸭头不似那丫头”，且不说这篇稿子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不能这样。今年有一次空难事故，一个报社记者未到现场就先抢发了一篇稿子，还找了一张过去的空难照片来压题。还有文中的人物用A、B、C来代替，这也有违新闻的一般常识。但是此风一长，好像存在就是合法了。看来要想杜绝报上的假A、B、C，我们真的要不断对编辑进行新闻常识的A、B、C教育，只有对自己的田地了解得清清楚楚，才不会把杂草当作好苗苗供起来。在新闻学上认真做学问的人实在太少了。当然这个清楚还有另一种意思，就是说要清楚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应该说在这十篇假新闻中编辑一点也没有看出有假也有点冤枉。实在是金钱诱惑，这个稿明知有假，但能刺激发行，也就佯装不知，发了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编辑实在是一件难事，既要深明大义，又要眼手不凡。

（1994年11月3日）

附8 熊掌风波谜中谜

1993年岁尾，中国新闻界波澜骤起。

一反往常积年惯例，中国评出了“十大假新闻”。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两则《熊掌风波》，随之被推上被告席的是《中国建材报》和首都另外一张大报。

消息传出，四面哗然。中国建材报社内的电话铃声接连不断。上下左右的人士来电话，或责问、或质问、或询问、或慰问，出自不同的关切，将疑问集中在一个焦点上——这则假新闻是怎么搞出来的？

国内波一尺，香港浪一丈。弹丸之地上，跟着推波助澜的人颇为不少。《东方日报》《星岛日报》《明报》《信报》《成报》等等，均辟版面，迅速传播了这则消息，好像中国又爆炸了颗原子弹似的。有的还配发了评论、述评等，夹叙夹议，介绍背景，渲染事态，好一阵忙乱。

外面世界的暴风骤雨敲打着中国建材报社的屋顶门窗，编辑部内不得安坐。报社会议室的长桌边，几位领导和编发《熊掌风波》的周末版编辑坐在一起，默默相对片刻，年轻的副总编辑谢镇江率先调侃道：“诸位，何必灰溜溜的呢？这是十大假新闻啊！能评上‘十大’，还不容易呢，不信的话，谁再编条假消息，肯定难以入选。”

话音甫落，惹起一阵笑声。然而，毕竟是“吃了苍蝇”，负有责任。社长张颁甲、总编辑温庭世严肃地说，对这件事要深刻反思，要认真检查，重要的一点是，总要搞清楚这则报道是不是假的。如果是假的，那么又是怎样走上报端的？从事新闻工作已达45年的老报人张颂甲还说：“一定要及早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对读者有个交代！”

会上决定，报社派出副总编辑谢镇江，编委、高级记者、《五彩世界》编辑部主任王迈直接负责、深入专访。可是，近五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长途跋涉近万公里的调查结论竟是——

水落石难出，熊掌谜中谜。

让我们循着时间的轨迹，来看一下云山雾罩的“熊掌风波”的扑朔迷离的故事吧。

（以下1～16节的追踪过程略）

17

《熊掌风波》的采访终于画上了句号。

但是，它给人留下的教训和思索却难以就此结束。首先不肯画上句号的是《中国建材报》的记者和报社领导们。厚厚的采访笔记和一盒盒录音带，艰难的调查，留下了沉重的思索：

《熊掌风波》究竟是真是假？经过比较周密的调查，目前得出的基本结论——《熊掌风波》确确实实是一则假新闻。

《熊掌风波》是一则假新闻的根据是什么？《熊掌风波》原作者杨传珍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确有“熊掌风波”，然而记者的调查却找不到吃熊掌的女大学生、找不到卖“熊掌”的饭店，收到退款5000元等更是子虚乌有，无从查实，作为基本事实不存在的所谓新闻，当然是假新闻！

《熊掌风波》这则假新闻的传媒渗透力为何这样强？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简单些说，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作者虽然不是一位合适的新闻工作者，却是一位有一定文学创作能力的作者，他以丰富的“合理想象”装扮了一个闪着理性思辨色彩的故事，许多新闻单位的编辑见到稿件时被迷惑，甚至产生爱不释手的情感，因此而忽略了对新闻事实的推敲。

其次，虚构的《熊掌风波》如果真的存在，则是一例典型的社会新闻。它有非常广泛的大众感知点，谁都知道熊掌；它有十分曲折又很简洁的故事情节，容易口述言传；它有很强的新奇性，可以较好地满足公众的好奇心，等等。

再次，新闻单位在报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出现了搜奇猎异的倾向。传媒机构捕捉到《熊掌风波》后，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加速将其在版面上推出，为《熊掌风波》的扩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以讹传讹的效应异常明显。《中国建材报》刊发《熊掌风波》以《长春晚报》的一则简讯为主要依据，而《工人日报》刊发时又以《中国建材报》的文章为参照，接下来各报刊发转载时再以讹传讹，谁也没有料想到第一篇报道就是失实的，谁也没有去核对一下先前的报道是否属实，哪怕打一个电话也好。当然，《吉林日报》那位出色的女记者张彬彬是例外。

《熊掌风波》之假为何一波三折？这也是多方面因素的契合的后果。从文章的类别来看，《熊掌风波》的作者打了一个“擦边球”——写了一篇在新闻与文学故事之间模棱两可的作品，既有真名实姓，又无准确的时间地点，让人真假难辨。《中国建材报》刊发时，也未将其定位在新闻范畴之内，但一个“社会纪实”的栏头，使其身份不明。从《熊掌风波》事件的发展线索来看也是真真假假。开始时，作者称有，文章见报后，当事人也说有；后来当事人说无，作者也称无；再一步下来，作者仍称有，当事人却说无。这样有有无无之间，屡次反复，莫衷一是。新闻媒体的说法也是这样，开始称有，然后默认是无；接着又宣扬是有，然后又称是无，真是莫名其妙。

新闻单位如何杜绝《熊掌风波》这样的假新闻？《熊掌风波》的详查细访费时六七个月，新闻单位每天要接到大量的来稿，不可能对每件来稿都派人去调查核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社编辑是凭经验、靠感觉，来判定新闻是否可靠，稿件的真实性责任主要由作者承担。但是目前我国没有新闻法，新闻的采写者对新闻作品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不明确，特别是报社外面的作者，如果写了假新闻，报社先承担责任，除非新闻中有诽谤、诬陷等内容，或是造成泄密、经济损失等，否则即使是报道失实，也不能依法对作者做出处理。因此，从根本上讲，杜绝假新闻必须要立法，要通过法制来约束作者，使其对自己的行为要负有明确的责任。同时，新闻单位也要不断地改进工作作风，提高业务素质，把核实稿件的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实效。

总之，《熊掌风波》给人留下的思索是很多的。同时，它仍留下了一些疑点。调查情况表明，杨传珍和鲁哈达两人所说的情况是完全相反的，两假相逢，必有一真，从目前来看，鲁哈达说的符合实际，而杨传珍详细描绘的情景却无处查询。但是，“熊掌”的故事反复太急骤了、太曲折了，谁又能保证这种情况绝不会出现呢：将来的某一天，又有人出面作证——熊掌风波确有其事。世界太复杂了，烛光斧影，千古疑案，很多事情，永远说不清楚。但有一条，结论在未推翻前就是结论。

《熊掌风波》是假新闻，今天看毋庸置疑！

（《中国建材报》1994年7月16日）

附9 1993年假新闻大曝光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管是新闻的整体，还是新闻的各个部分，乃至各个环节各个要素包括五个“W”，都应该是准确无误的。这是起码的常识，也是通讯员、记者、编辑所应具备的起码知识。然而近年来，新闻的真实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一些虚假新闻、失实新闻和失真情节，经过作者的精心写作、编辑的精心编排和有关负责人的精心审核，竟然堂而皇之地登上我们报纸的新闻版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急功近利 铸成大错

1993年1月12日，《深圳法制报》新春伊始就刊登了一篇虚假新闻，题目为《她告别了令她耻辱的世界》，作者刘小狄为北京市自由撰稿人。在这个《社会·人生·法》的栏目中，作者叙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案例和法制新闻：河南开封市某印刷厂的G姑娘看到《婚姻与家庭》杂志上的一则征婚启事，于是到北京和潇洒的陈医生相见。然后，故事按照某些报刊所叙述的那种受骗、失身、卖淫的轨迹进行——G姑娘在陈医生家看录像、被占有、遭拐卖、被迫卖淫，最后自杀……

此文刊发后，引起了北京《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的强烈不满和高度重视，因该刊从未刊登过这位陈医生的征婚启事，这是一种公然侵害名誉的不法行为。于是该刊主编又给《深圳法制报》写信又找刘小狄本人，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面对事实，作者刘小狄不得不向《婚姻与家庭》杂志主编承认错误称：“那个征婚广告是刊登于某杂志的《婚姻与家庭》栏目，是一本社会上流行的大杂烩式的杂志，并非刊登于你们的杂志，此事与贵刊毫不相干。”后来《婚姻与家庭》杂志社又派人找刘小狄核实关于《她告别了令她耻辱的世界》一文的情况，刘小狄称：“本文的材料来源于朋友的聊天。”再问她，朋友是如何知道的，朋友是哪个单位的，刘支支吾吾地说：“我的朋友也是从他的朋友处聊天得知的。”

请看，她得知于朋友的聊天，而朋友又得知于朋友的朋友的聊天。这不就是那种典型的“马路新闻”？这样的新闻何谈其真实性？

若问刘小狄，为何编造这种离奇的假新闻？用她给《婚姻与家庭》杂志主编信中的一句话说就是：“我过于急功近利，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功”与“利”，这就是刘小狄炮制假新闻的动机所在。

心虚造假 欺世盗名

利用舆论工具为自己的不良行为造舆论，这是某些人搞假新闻的另一种表现。今年3月22日，广州市司机谭某、汤某捡到两张5000元面额的存单，于是恶念顿生，拟向失主索取一笔“好处费”，但又碍于面子，便纠集龙某、刘某两个朋友一起按址前往。当找不到失主时，这四个人想把这笔巨款吞掉。次日上午，由刘某先向银行提取钞票若干，放一个“试探性气球”，若能成功，就全数取出来瓜分。然而好梦未圆，事情败露，刘某被收容审查。两个司机心中害怕，被迫交出存单。但为了掩盖和逃避“为什么24小时以后才交出存单”的责任，他们杜撰了一则“多方觅失主”的假新闻。

这则新闻说：司机谭某、汤某驾车途中捡起路边一个塑料袋，打开一看，有各种存折、存单、债券。他俩便毫不犹豫地按照袋内的地址寻找失主。而地址上的房屋正在拆建，后来他们几经周折才找到失主李某……

这则假新闻被《羊城晚报》等多家传媒报道，流传很广，影响很坏。本来是“冒领巨款”，硬说是“拾金不贪”；本来是“恶劣行径”，硬说成“高尚品德”。而我们的宣传媒介又被这种不良用心欺骗，也将“坏”说成“好”，其教训多么深刻！

事后，经过群众举报和记者的调查，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本来面目。《羊城晚报》即刻发表了澄清事实真相的报道，并配发了《评一出滑稽剧》的评论，表示要吸取教训，不再为那些欺世盗名之徒所欺。

制造轰动 哗众取宠

今年早些时候，深圳一些报刊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2月25日，在深圳龙都酒楼，举办了一桌名为“龙都豪门宴”的酒席，每席不包括酒水标价为188888元港币，请客共5桌，耗资近百万，请客的东道主是内地的一家集团公司。

此新闻令人大吃一惊，内地和香港的一些报刊也纷纷转载，不少报刊还对此发表评论。然而经深圳市有关部门调查，这却是一则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假新闻。

事实是：龙都酒楼在正式开业前，以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名义举办了一次试宴，“豪门宴”是由港方某总经理组织的，实际上，“豪门宴”每桌为14050元港币，还不到188888元港币的十分之一。那么，为何要把14050元港币说成188888元港币呢？原来其目的是想以此引起“轰动效应”，为酒楼造势扬名，从而扩大影响、招徕顾客。这种造假的动机令世人眼界大开。

含糊其词 导致虚假

今年六七月间，《中国建材报》和《工人日报》先后刊登了两则“熊掌风波”的失实新闻。这两则新闻所写的是同一件事，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是，这两则失实新闻竟是1991年一家晚报的一则假新闻的继续。

1991年7月10日，某晚报刊登了一条《错把2000当20，熊掌好吃钱难付》的短消息。说的是两名女大学生，把菜谱上的每只熊掌2000元错看成20元，吃了两只共计4000元，使两个学生目瞪口呆。后经了解，这完全是一则莫须有的虚假消息。

今年年初，某大学一位律师研究生对1991年那则假新闻进行了分析，谈了一些看法。而作为同室而居的另一位研究生杨传珍，却以这次闲聊的内容为主线，经过艺术加工写成一篇新闻稿，在稿件中还用了那位律师的真名。

这则假新闻的情节是：那两位吃熊掌的女同学拿着4000元的发票找到工商局，指出那家饭馆出售熊掌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工商局要罚饭馆2万元。后来饭馆老板承认，这不是熊掌，而是中蹄筋。最后老板退还学生4000元，并赔偿二人精神损失费1000元，还被工商局罚款2万元。

此则假新闻在《中国建材报》见报后，作者杨传珍还拿着报纸给那位一起聊天的律师看，而律师只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杨，你这回可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因为是朋友，也没再说什么。而后，早就认识那位律师的某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任宛植，看了杨传珍的见报稿后，打电话问那位律师：“吃熊掌的学生到底是哪所大学的？”那位律师则回答：“不太清楚，不知是师大还是吉大的。”于是，由任宛植等二人写的又一篇假新闻《正义改写的熊掌风波》，又登上了《工人日报》7月18日的版面。

从这两篇假新闻出笼的过程看，那位律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一，他是律师，深知新闻造假的错误和后果。其二，这个故事是从他的口里分析、闲聊出来的，这个情况他自始至终是清楚的。其三，当他从《中国建材报》上看到杨传珍的假新闻后，没有严肃地指出杨的错误，而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而且“因为是朋友，也没再说什么”。难道朋友写了假新闻就不该指出吗？其四，任宛植在给他打电话问这两个学生是哪个大学的时候，本来没有这么两个学生，但他仍回答说不太清楚，而且仍未制止任再次制造假新闻。可见，那位律师的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是造成后来一篇篇假新闻出笼的主要原因之一。倘若他坚持原则、态度明确，假新闻就不可能一再出笼。当然假新闻之所以出笼，根本责任在假新闻的制造者。

严格把关 认真治假

报纸上的假新闻能不能消除，关键在于报社编辑人员能否认真核实、严格把关。

今年8月初，湖北《楚天周末》编辑部收到一篇署名林华、题为《社会纪实：“黑色七月”忧思录》的来稿。这篇纪实的内容是：今年夏季高考期间，某中学副校长杨明以每套数千元的高价出售伪造的高考试卷，造成上当受骗的学生自杀和出走的严重恶果，最后案情大白，案犯杨明被逮捕法办。编辑认为，此稿虽然可用，但考虑到它所反映的事件非同小可，倘若失真，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于是编辑带着此稿驱车专程前往作者所在的鄂州市进行核实。

他们先后到鄂州报社、鄂州市教委、市政府办公室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了解到：市公安局有个赵刚而非稿件中的马刚；旭光中学确有学生非正常死亡，但那是游泳溺水而非参加高考上当受骗而亡；第二中学也曾有副校长调离一事，然却与高考无关。事实证明这篇纪实作品是一篇改头换面、生编硬造的“失实”伪作。结果这篇假新闻最后被《楚天周末》的编辑“枪毙”（后作者又改头换面以《高考试卷诈骗案引起的悲剧》为题，在《北京青年报》等报纸刊登）。

可以说，《楚天周末》编辑部在杜绝和消除假新闻上，这种认真核实、严格把关，对读者、对社会负责的精神值得称道。

作者造假 编者失职

今年7月30日，《南方周末》在《人与法》的专栏中刊登了将近一个整版的题为《袭警案》的长文。该文作者为南昌铁路分局文联的刘玉顺（文章署名为于洋）。

文章说的是三省交界处的B市发生的一起“极其恶劣令人震惊令人深思”的袭警大案：B市公安局东区派出所治安民警陈本昌，是一个利用职权敲诈勒索之徒。他早先的女朋友离他而去，被他敲诈5000元。他在聚赌现场抓赌，敲诈赌徒2000元。一次在抓获“借种”丑剧的一对夫妇和一名司机时，共敲诈折合人民币4万多元。此后，三人为了报复，合谋将陈本昌及其三岁的儿子杀死。

然而这起曲折奇特的案件，竟是作者虚构和编造出来的。为此《南方周末》在10月1日刊登了《重要声明》，声明说：“经查，南昌铁路分局文联刘玉顺同志以于洋的笔名发表的《袭警案》是一篇由作者虚构的文章，本报发稿前，因作者出差外地一个月而数次均无法与其联系上，认为该作者是有经验的老作者而轻率发稿以至见报后造成不良影响。”该报同时还刊登了作者于洋致编辑部的信：“我写的《袭警案》一文，是我根据社会上对某些公安干警违纪现象的种种传闻编写出来的，不是特指某地某一个干警。”

对于这样一起特大人命案，特别是公安人员犯法犯罪案，岂能不调查核实，“轻率发稿”？

10月29日，该报发表《沉痛的教训》。对刊载《袭警案》作了检查，谈了教训。这也是其他报社应汲取的教训。

（《中国报纸月报》1993年6月，作者：岳侃）

附10 新闻也要打假

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假新闻历来为群众所恶，为广大新闻工作者所戒。

日前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司主办的一期《中国报纸月报》，披露了1993年报纸十条假新闻，并把报社名称、作者大名一一予以曝光。其中一些假新闻还是相当有影响的报纸刊出的，十分令人遗憾。当然，去年的假新闻决不止这十条。唯其如此，这个问题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这些假新闻有什么特点呢？看一看标题，或许有助于我们探究个中的“奥秘”：《她告别了令她耻辱的世界》《吃熊掌风波迭起》《高考试卷诈骗案引起的悲剧》……在这些文字背后，若隐若现地显示出某些编者一个共同的“追求”——猎奇。因此称去年假新闻一大特点是猎奇新闻，未尝不可。猎奇的主要原因，正如一些新闻工作者沉痛指出的：近年来报刊竞争日趋激烈，一些报刊编者社会效益观念淡薄，为追求经济效益和知名度，热衷于“热点新闻”和“轰动新闻”，从而使虚假新闻得以出笼。这是就编者而言。至于作者一面，情形就更为复杂。据了解，有的是为了出名，有的是为了赚钱，有的是为了哗众取宠，有的是为了挟私报复，有的是为了制造混乱、蒙骗世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更有人是几者兼而有之。这就需要编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认真识别，严格把关。稍一疏忽，假新闻即乘隙而入，就更不要提有意纵容的情况了。

假新闻出笼，后果十分严重。无中生有的《邓小平谈新闻改革》与《中宣部关于合资办报的建议》、编造公安人员犯罪被杀的《袭警案》等假新闻在社会上流传，造成了不良政治影响，引起了一些思想混乱，有碍社会安定。《她告别了令她耻辱的世界》这一类假的“法制”、案例新闻，侵害了一些单位或个人的名誉，引起纠纷或法律诉讼，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假新闻《两司机拾遗多方觅失主 三十万元巨款不贪占》，则系编者上当受骗，倒非为是，把冒领巨款未遂的恶劣行径美化成“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幸亏后来发现事情本来面目，在报上予以澄清，才有所挽回。不然，报纸版面岂不成了欺世盗名之徒售奸作祟的工具？这些沉痛的教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新闻工作，的确是一个比较新的严峻的课题，但是无论如何，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绝不能动摇的。目前，有些报刊是企业性质，有些报刊兼有企业性质，大家在市场上都面临着竞争的压力，要扩大影响，要赚钱，这没有疑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新闻工作者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职责，在抓经济效益的同时绝不能忘记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绝不能忘记“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基本原则和职业道德。倘若把迎合某些读者的猎奇心理放在第一位，来竞争发行量，来扩大影响，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最终的结果，不但发行指标要成泡影，影响变成负面，而且还有办不下去之虞。有谁欢迎说假话、说谎话的报刊呢？

古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报而无信，又该如何呢？有鉴于此，建议新闻界也要实施质量的监督和检查，开展打假活动。在每年表彰和奖励优秀新闻的同时，也给假新闻曝一曝光。《中国报纸月报》开始这样做了，很好，很好。

（《人民日报》1994年1月23日，作者：马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