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野草》

一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写于1924—1926年间，与小说集《仿徨》同时，正是他在北京与“正人君子”们苦战的时候；这以后，他就怀着对革命力量迫求与向往的心情，离京南下了。这部作品与他的其他许多杂文集不同，它主要不是针对社会现实所发表的意见，不是如“投抢”一样的对敌斗争的产物，而是对自己心境和思想中矛盾的解剖、思索和批判。从这部抒情意味深厚而艺术上又十分完美的作品中，我们不只可以得到很高的艺术享受，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可以细致地体会“鲁迅的道路”的伟大意义，了解像鲁迅这样的革命家在获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心世界的曲折和自我解剖的深刻；这不只对研究鲁迅这一作家有帮助，而且在今天对许多人都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人们都有这种感觉，在鲁迅的作品中《野草》是相当难懂的。这因为：第一，《野草》是诗；诗的语言总是要求更其集中、隽永、意致深远的；一般说来，诗总比普通散文要难懂一些。一首诗的主要特点并不在它所用的文字有韵或无韵，而在它是否包含有诗意，诗的内容和表现方式。《野草》虽是用散文体写的，但不仅由于“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而且鲁迅自己即称之为“散文诗”，并自谓乃“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技术并不算坏”，那它比之那些带有政论性质的“当头一击”的杂文来，自然就要隽永、含蓄得多。第二，《野草》主要是抒情诗，它不仅属于如古典诗歌中之“咏怀”、“言志”一类，而且作者一方面以充分的自我批评精神，解剖自己思想感触中的矛盾；一方面又“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正做着好梦的青年”，而作者当时又正处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对新的道路的探索过程，因之这种“言志”就往往采取了比较隐晦的寓意的表现方式。我们如果缺乏对当时具体环境与作者思想感受的实际了解，读来自然就难免感到有点难懂了。

鲁迅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又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我们读过许多鲁迅的精辟的解剖别人的文章，而像《呐喊》中的《一件小事》和《野草》中的《风筝》那种带有深刻的自我批判性质的文字，同样给人们以难以磨灭的印象；就因为从这种文章中我们更容易体会到一个革命者的勇于正视自己缺点的高尚品质。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鲁迅向来是十分憎恶“瞒”与“骗”的,“阿 Q”的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鲁迅之所以那么深刻的批判阿 Q精神，也正是要启示人们勇于洗涤自己的灵魂，走向改革的道路。以《风筝》为例，作者在叙述二十年前儿时的一段生活时，心情沉重地感到当时对小兄弟做了一件错事，于是充满内疚的抒写自己的心绪，而“心也仿佛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当然，《风筝》是通过叙事来抒情的，而且作者的思绪已经非常明确，因之它的内容并不难于理解。但另有许多篇其实也是属于自我解剖性质的，不过由于抒发的是作者写作当时的心情和思想上感到的矛盾，又采取了隐喻或寓意式的表现方式，而且由于作者当时尚在探索新路的过程中，因之即使到文章的结尾那种矛盾也并未真正解决；我们只能看到作者当时的思想实际和自我批判的认真努力，从而受到启示和教育。这一类内容是《野草》中的主要部分，也往往是比较最难懂的篇章，如《影的告别》、《墓碣文》等篇。要认真地了解这些篇章的含义，也即理解《野草》一书的主要性质，就必须对作者当时在思想上所感到的矛盾及其实质有一明确的认识，然后才能真正体会作者的自我解剖和批判的革命者的精神，以及他在到达马克思主义高峰前的思想历程。

与《野草》主要部分写作时间约略同时，1925年5月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正确理解鲁迅所谓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名词含义的实质，是可以了解鲁迅当时所感到的思想矛盾和《野草》中作者所解剖、批判的内容的。鲁迅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很多名词的运用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借用的，与我们今天的一般理解有所不同。以人道主义一词为例，我们今天都知道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二者之间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矛盾的；显然鲁迅心目中的所谓人道主义一词的含义并非如此。我们已经有很多文章分析和批判过抽象的人道主义的伪善性质，但用形象来彻底揭露这种思想的实质的，那么《野草》中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中的“聪明人”的形象，可以说是最鲜明地勾画出了人道主义者的面貌的；他的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只能为统治者起一种使人安于奴才地位的帮忙作用，而作者则显然是对之采取极端憎恶的批判态度的。和这相类似的是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批评某一小说里的牧师对一个历诉困苦的乡下女人说：“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他不只说“我不相信”，而且指出“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这里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我们常常借用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两句话来说明他早期对劳动人民的态度，这是非常正确的；如同“聪明人”或牧师那样的人道主义者，他有时或者可以“哀其不幸”，但绝不会“怒其不争”；而鲁迅所赞美的“傻子”精神的特点就在于“必争”。早在1907年鲁迅就说：“故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可知鲁迅所谓的人道主义是以人民起来抗争和摆脱奴隶地位为主要内容的。早在“五四”时期的《随感录六十一》中，他就批判了许多人空谈人道，并指出“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说的人还不很多，并且说了还要犯罪。”又说“因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后来在与创造社论争的时候，他批评有些人“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可知鲁迅虽然还没有能够从阶级观点来明确区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革命人道主义的不同内容，但他所指的人道主义乃“真正的人道”，是以人民起来抗争为主要特征的；这就与那种宣传对人民“布施捐助”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了鲜明的区别。《野草》中的《求乞者》一文中说：“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以烦腻，疑心，憎恶。”也同样反映了鲁迅的这种心情。因此鲁迅的所谓人道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不妥协地进行反抗斗争、彻底改变人民群众的被压迫地位的思想，是有丰富的革命内容的。它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与集体主义相联系，而与个人主义相矛盾，这在鲁迅当时思想上是实际感受到了的。

鲁迅所谓“个人主义”一词的内容也是值得分析的。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经分析到“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而在1925—1926年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已经准备着第二次“伟大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别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又说：“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仿徨与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鲁迅所说的他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实质上就是瞿秋白同志所谓“进取的争取解放的个性主义。”早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就说明他所说的“个人”，并非“害人利己主义”，其精神在于“据其所信，力抗时俗”，以求“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种个性解放思想在早期的反封建战斗中虽然也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仅就战斗者个人而言，也极易有“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的寂寞空虚之感，极易产生仿徨与愤激的情绪；这就是《题呐喊》一诗中所说的“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的感触。特别在《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以后，同一战阵中的伙伴发生了变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自己感到像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的“游勇”的时候，这种思想情绪就更容易产生。这个时期正是鲁迅写作《野草》与《仿徨》的时期，而这种寂寞空虚的思想情绪就是鲁迅所说的“个人主义”一词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的具体内容。“由进取的争取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是一个飞跃的质的变化，在达到这个飞跃之前，二者之间就不可能没有矛盾，这正是思想向前发展的契机；鲁迅当时所实际感受到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两种思想的矛盾，用准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就正是瞿秋白同志所分析的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鲁迅在《野草》中所自我解剖的思想矛盾，所批判的一些虚无绝望的思想，所反映的仿徨愤激的情绪，都正说明了在鲁迅思想中正孕育着一种向前飞跃发展的潜力，而鲁迅正是自觉地解剖自己、克服其中的消极部分，而最终达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的。《野草》中的主要内容就反映了这一思想矛盾的历程，因此这部作品不但不因为它包含有一些空虚寂寞的感情而减去光彩，而且由于它反映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在前进过程中如何克服负荷，严肃地进行自我批判的精神，因而更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