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鲁迅当时的思想中是否已经萌有集体主义的因素呢？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瞿秋白同志认为在“五四”之前，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是鲁迅思想的基本；而到“五四”以后，鲁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参加了战斗，他的思想中就已经产生了新的集体主义的因素。他自称他在“五四”期的作品是“遵命文学”，并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为了“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他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显出若干亮色”；为了给战士“助威”，他把小说集取名《呐喊》；这种在革命阵营内部自觉地“遵命”以及与前驱者采取同一步调的思想基础当然就是集体主义，而“革命的前驱者”就是指在“五四”初期对革命发生实际指导作用的李大钊等曾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写作《野草》的时期情况与前不同，《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自己感到成为“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的“游勇”，“布不成阵了”，但他不但自己继续进行坚韧的战斗，而且在思想上仍然迫求集体的战阵和温暖；而那种仿徨寂寞的情绪正是与这种迫求相联系的。因此他说：“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在《仿徨》前面他引录了《离骚》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应该说他所求索的实际上包含新的道路与新的战友的双重意义。1925年3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说：“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他是并不愿孤军作战的。

鲁迅当时对青年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对他们的觉悟和反抗极表欢欣，对他们的颓唐消沉则很感不安，这正是和他寻求战友的思想相联系的。《野草》里的《一觉》一篇记他从青年作者的文稿中看到“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这里青年人的觉醒和粗暴给了他多么大的鼓舞和欢欣。他曾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又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他是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青年的。《野草》中的《希望》一篇他自述是“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而作的，篇首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心分外地寂寞”，在剖析这寂寞的原因时说，当他的青春尚在时虽也感到空虚，但“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下边却说：“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自己的迟暮不足惜，但对“青年们很平安”的消沉状态却使他“分外地寂寞”。这篇文章是以鲁迅多次引用过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作结的。作者虽然对希望还未能充分肯定，但这里正是为了否定绝望而说的。因为所谓绝望也是一种在迫求和战斗中的感触，如果处于麻木的平安状态，则正如作者所说：“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但他对此是加以批判的，“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像《这样的战士》一篇所描写，“他举起了投枪。”他仍然是要坚持战斗的，但这自然就难免要产生空虚寂寞的情绪了。《淡淡的血痕中》一篇写于“三一八”惨案之后，副题是“纪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他预期“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结语是“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这里他不只否定了那个不合理的黑暗的世界，而且正在期待着暴风雨般的革命的来临。他对未来是有强烈的希望和理想的；只是由于他当时的思想局限，这种希望和理想尚未能成为科学的预见，尚未能加以充满信心的肯定，因而虽然绝不与黑暗妥协，但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就不能不有空虚寂寞之感了。他后来曾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因为对“新的”社会尚不免有所怀疑，而对于旧的又极端憎恶，“毫不可惜它的溃灭”，这就给他的战斗带来了许多必须解决而尚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例如革命斗争的道路、动力、前途等等，这些都给他以很大苦闷。在写作《野草》的时期他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种“捣乱”其实就是通过思想斗争的自我批判，他要求自己必须排开苦闷“硬唱凯歌”。《野草》中的许多篇就是这种“与袭来的苦痛捣乱”的产物。他在同年写的《北京通信》中，说他“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以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这正表现了他苦心孜孜地“上下求索”道路的仿徨情绪。因此他虽然有强烈的理想和希望，但在当时毕竟还处于朦胧状态，还不太具体，而这也正是他对空虚绝望之尚未能彻底摆脱的原因。《野草》中《好的故事》一篇所写的在“昏沉的夜”里他在朦胧中所看见的“好的故事”，正是抒写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抒写了在现实中所看不到的“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光明。”但他正要“凝视他们”时，却变成了“碎影”，而且终于“碎影”也消失了，只剩下了“昏沉的夜”。这并不是如有人所解释的那样，是“回忆故乡绍兴田园景色，富有天趣的佳作。”而是借景抒情，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的美好事物的凝视与迫求。作者当时处于军阀统治下的北京，黑暗的现实强大而具体，在与“正人君子”的苦战中又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他不能不深切感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但理想和希望尽管很朦胧，仍然给了他很大的力量；因为他清楚：“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正因为他有蔑视黑暗的气概，因此虽然感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希望与绝望的矛盾，但仍然能够坚强地进行战斗，“与黑暗捣乱”。当时他的学生许广平就感到：“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这里可以看出鲁迅的战斗精神，但同样也说明了他思想情绪上存在的一些矛盾；这种矛盾给他以很大痛苦，而且成为前进中的负荷，使他不能不严肃地进行自我解剖。《野草》中的篇章就真切地显示了他的这种思想历程。

《野草》中有许多篇写出了他当时心境上的阴影，这种阴影首先是当时强大的黑暗现实的反映。《野草》的《题辞》就写得很明白：“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他期望“地火”（革命）的火速到来，极端憎恶这把“地火”压在下边的地面，而野草正是在这样的地面上产生的。和这可以对照说明的一篇是《死火》，作者梦见自己处于冰谷中遇着冰结的死火，他要出这冰谷，而且用自己的温热惊醒死火，使他燃烧，并一同跃出冰谷；纵然最后死火烧完，自己被突然驰来的大石车碾死，但也为看到大石车的坠入冰谷而得意地笑着。“大石车”当然是指黑暗的统治势力，冰谷似的现实冻结了改革者，但作者却怀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战斗精神，渴望死火复燃于地面。鲁迅认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所谓“地火”、“死火”的“火”，都是革命的象征性的代词，他是一向渴望革命的火燃烧起来的。但正如《热风·题记》中所说，“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这样的冰谷似的环境不能不在鲁迅的身上投下阴影。《秋夜》中的萧条衰飒的气氛，《雪》中所描写的“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的“孤独的雪”，都实际上写出了当时的时代气氛和环境特征。《失掉的好地狱》一篇写他“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所感到的“地下太平”的感触，更形象地写出了当时的黑暗的中国。在这篇写作时间（1925年6月16日）前不久（同年5月21日），他在《华盖集》的《“碰壁”之后》一文中写道：“我眼前总充塞着重叠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关于“女师大”学潮的，正是在与那些“正人君子”们的战斗中他充分看到了周围黑暗势力的强大。《<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这篇文章不只写出了地狱的残酷和鬼魂们的痛苦，而且写了人类赶走魔鬼后，做了新的地狱的统治者，而鬼魂却“一样呻吟，一样宛转，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已在“五卅”运动之后，作者从那时自以为是“鬼魂”的解放者，而当时尚未得志的一些国民党“英雄们”的嘴脸上，已天才地预感到这些人是根本不可能担负打破地狱、解放鬼魂的使命的。在同年写的《杂语》一文中他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表面上看来这包括着他对前途和理想的怀疑，但这里正说明了他所要求的革命的彻底性和他从宝贵的生活经验中所得来的深刻的教训。当时他曾对辛亥革命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事实的教训使他不能不考察那些自命为改革者的实质，而他也的确从那些当时虽然还未掌握政权的国民党“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这些人并不是“鬼魂”的解放者，而是要取得地狱的统治权的。但他坚定地相信，“这地狱也必须失掉”。一个处在地狱似的环境中的战士，对前途尚未能充分肯定的时候，强大的黑暗势力会在他的心境上投下阴影，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重要的是他并未被这阴影所吞没，而是势力在和它“捣乱”，努力摆脱它的侵袭。

对于周围的黑暗势力，鲁迅从来是毫不容情地给以打击的。这不只在他的杂文和小说中可以看到，就在散文诗集《野草》中，有几篇也是属于讽刺诗性质，而那讽刺的锋芒仍然是指向社会上的不合理事物的。不过既然采取了诗的表现方式，就更能引起人的深思和反省，但那精神还是一贯的。例如《我的失恋》讽刺了当时盛行的失恋诗，而以“由她去罢”作结。《这样的战士》则作者自述“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狗的驳诘》讽刺了那些比狗还势利的人。《立论》一篇揭露了“瞒与骗”的社会现象，“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否则就只能打“哈哈”。这就是他所憎恶的中国文人的特点，他们“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而“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阴影”固然是黑暗势力在他思想中的反映，但这并没有使他产生退却或妥协的任何想法；反之，尽管内心有矛盾、有痛苦，他却感到必须向前走去，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和迫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