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奔月》与《铸剑》

《奔月》和《铸剑》是鲁迅经历了“女师大学潮”、“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之后，离开北京在厦门和广州写作的。如他自己所说：“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备”。他是抱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和“寻求别种方法的战斗”南下的，因此所谓“休息”和“准备”，实际上必然是休整和总结经验的意思。这时正值鲁迅思想变化的前夕，他需要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而当时厦门和广州的生活又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他“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又开始《故事新编》的写作。而在广州，则“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孤孑特立”，情形和厦门差不多。他感到“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他能“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当时正值大革命高潮，全国都卷入了动荡变化的激流，人们都在选择自己的道路，历史要求鲁迅思想有一个新的飞跃。在厦门他“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他正在总结经验，清理自己的思路，考虑今后的道路。其中他思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关系。鲁迅在北京是和青年并肩作战的，而且认为“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但他也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不能一概而论。还在1925年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论争中，他就说过“我自问还不至于如此之昏，会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在他从“先前的经历”思考自己与各种不同表现的青年的关系时，他是从战斗效果的角度来考察问题的。这种心情，就在《奔月》和《铸剑》的人物塑造中有了投影；因为这两篇作品所表现的是战士的命运和战士的道路的严肃主题。

鲁迅是一向反对“视小说为非斥人即自况的老看法的”，但他又说：“但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倘使没有就不成为小说。纵使写的是妖怪，……在人类中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上相像。”《奔月》和《铸剑》是写古代传说的，我们不能径直说它是写现实中的某人；但就精神上有某种相像而言，它又确实有现实的投影，特别是鲁迅当时心情的投影。《奔月》以英雄羿为主人公，但不是写他当年射日的战功和雄姿，而是着力铺写他在完成历史功绩之后的遭遇；《铸剑》中的黑色人不惜献身来坚决复仇的坚强刚毅的精神以及他同青年眉间尺的关系，而他的名字“宴之敖者”恰好又是鲁迅用过的笔名，因此在这两位战士的形象身上，我们不能不感到他们精神的某些方面与小说作者的联系，不能不感到鲁迅的经历和心情在作品中的投影。当然，这决不能穿凿成为“自况”说，但指出这一点对理解作品的思想意义并不是不重要的。其实不仅作品中的主人公不能用自况说来解释，即如《奔月》中的逢蒙，尽管现在研究者已经找出有许多细节包含着对高长虹的讽刺，但我们仍然只能把他当作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来理解；高长虹这种类型的青年不过同他在精神上有相似之处罢了。林辰在《鲁迅与狂飙社》一文中谈到《奔月》时说：“但在当时，除鲁迅和景宋之外，大概只有长虹一人领悟这小说的含义罢。在《两地书》未出版前，读者是无法明白的。”可见重要的仍然在这些形象本身的意义。他们身上有现实的投影只能说明作者的创作过程和作品的现实性，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人物形象的精神实质，但不能脱离作品而堕入索隐式的泥坑。鲁迅指出：“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我们读《奔月》和《铸剑》，当然也只能把羿和黑色人作为古代传说中的战士形象来理解。

《奔月》着重描写了战士的遭遇。羿曾经是射落九个太阳，射死封豕长蛇，为民除害的英雄，但现在不仅无用武之地，人们也早已忘记了他，老婆子甚至骂他是“骗子”。门庭冷落，彤弓高悬，生活的困难不说，最痛心的是弟子逢蒙的背叛，反过来还造谣、诬蔑、甚至暗害他；妻子嫦娥不耐清苦，离开他奔月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孤独而寂寞。这对于一个战士说来，是难堪的；但也是许多战士所曾经有过的遭遇，《补天》中女娲不也是在她为人类献出一切以后被那些世界的毁坏者在她肚皮上扎寨的吗？鲁迅也说过：“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士对之所采取的态度。作品描写了羿的勇敢豪迈的性格，他虽然感到寂寞和孤独，但并不悲观。看看他在愤怒中射月的情景：“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战士依然是战士，即使失败了，他仍然决定吃饱睡足，再去找一服仙药，吃了迫上去。羿不仅勇猛，而且正直和豪迈，但周围却是逢蒙那样的青年和嫦娥那样的女人，他当然会感到寂寞。这里确实倾注了鲁迅自己的经验和感情，他痛感到“有些青年之于他，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觉不能利用了，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悲愤之言。”又说：“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的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这类青年看到“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逢蒙的形象确实有这类青年的投影，所以羿给了他最大的蔑视；哈哈大笑地教训他说：“这些话你只可哄哄老婆子，本人面前捣什么鬼？俺向来就只是打猎，没有弄过你似的剪径的玩意儿。”羿态度开朗，在诅咒声中径自走了。鲁迅对于类似遭遇的态度也是这样的，一方面他要对着诬蔑他的人“黑的恶鬼似的站着”，一方面仍然对青年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如他所说，“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坏人，便将人们都作坏人看”，这种态度和情绪是影响到了羿的战士形象塑造的。尽管羿的精神气质中注入了强烈的感情。《奔月》的主要情节都有古书上的根据，包括逢蒙的剪径；只是羿的女侍中有一些喜剧性的穿插。

《铸剑》写的是正在进行战斗的战士。眉间尺和黑色人，一个是正在成长的复仇者，一个是久经锻炼的老战士，他们共同向“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国王进行反抗和复仇；这里当然体现了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在战斗中的关系。这个传说本身就富有人民性，鲁迅“只给铺排，没有改动”；但这是就故事轮廓说的，重要的是写出了人物的性格。作者由眉间尺与水缸里的老鼠搏斗起笔，正是要写一个怀有深仇大恨的青年如何由善良优柔而成为刚强坚定的战士的；像他父亲在熔炉中铸剑那样，在听了母亲的严肃的申诉以后，眉间尺的心也由人民的苦难和复仇的希望而铸炼成才了。他没有恐惧，没有仿徨，“像是猛火焚烧着”，走上了复仇的道路。但像一切缺乏斗争经验的青年战士一样，仅有勇气和决心是很难取得战果的。在听了黑色人的教导以后，他毫不犹豫的抽剑削下了自己的头；而这颗不屈的头最后在全鼎的沸水中欢快地跳着复仇之舞，唱着复仇之歌，终于在“嫣然一笑”中完成了他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战士的形象。它说明战士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像铸剑一样，需要在斗争中去铸炼。

但作者着力描写的却是黑色人宴之敖者，他是在眉间尺被闲人包围、处境困难的时候出现的。他的特点是冷峻，令人战粟的冷峻；满身黑色，瘦得如铁，甚至在他提出要眉间尺的剑和头来报仇的时候，他的声音也是“严冷的”，没有任何惋惜或犹豫。他只说：“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这就把复仇的性质升华到了人民对统治者和压迫者的反抗；他忍受着过重的创伤，承担着过多的苦痛，他懂得生活的严峻和斗争的残酷，他的感情里只有憎恶，包括憎恶自己的无力，而把全部力量集中到一个神圣的目标，要为一切遭受苦难的人民报仇。冷峻是他的性格特征，这是复仇的需要，也是热情凝聚到极点的结果；像那把纯青的雄剑一样，这是久经铸炼的坚决要为人民复仇的性格。他的一切行动指向一个目标，以生命向压迫者作无情的殊死的战斗。这个形象是鲁迅的伟大创造，它反映了鲁迅渴望和期待着新的战斗的巨大热情。

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谈到《铸剑》时说：“但要注意的，是那里面的歌”，又说“第三首歌，确是伟丽雄壮。”这些歌是根据《吴越春秋》中“勾践伐吴外传”的歌调改写的，强调了复仇的意义和性质。鲁迅在晚年写的复仇的鬼魂《女吊》的开始，就引了明末王思任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这与勾践复仇的故事有关；鲁迅这里采用了它的歌调，使复仇精神更加强烈地表现了出来。本来变戏法的场面是复仇的高潮，是作者着意渲染铺排的部分，这些雄壮激越的歌就使作品的战斗性和抒情性大大增强了；这些歌其实也是鲁迅心中的歌。经过两个战士的头颅协力作战，终于将王头咬得“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在“四目相视，微微一笑”中完成了复仇的胜利。鲁迅曾说：“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铸剑》的写作，不仅反映了鲁迅要求投入新的战斗的心情，也是反映了当时处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时代特点的。

“伟丽雄壮”不仅是那首歌的特点，也是《铸剑》全篇的艺术特色。宴之敖者和后来的眉间尺都是“铁的人物”，就像鲁迅所称赞的木刻画那样，“放笔直干”，“黑白分明”，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刚劲有力的美。鲁迅一向欣赏这种力的艺术，他称赞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而认为明代木刻“有纤巧之憾”。他也称赞《毁灭》、《铁流》等苏联小说写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铸剑》中当然也写到残忍、多疑和愚蠢的国王和他那些颟顸的臣属及王妃，而且投以揶揄和嘲笑，但就主要人物老一代和青年一代两个同力协作的复仇者的形象来说，确实是“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刚劲有力，线条分明，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