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且说《补天》

所谓“油滑之处”并不是《故事新编》的主要部分，我们用了许多篇幅来阐述，是因为它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为历史小说，鲁迅每一篇都着重描写了历史或神话传说中的重要人物，这些形象的塑造和它的意义，才是《故事新编》的主要部分。下面我们将从鲁迅的第一篇历史小说《补天》开始，分别对这些作品的内容和成就，提出一些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1922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在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这说明在写出了《狂人日记》、《阿 Q正传》等著名作品以后，鲁迅正在扩大自己的视野，进行艺术的新探索。这不仅表现在他开始用新的观点来处理古代题材方面，而且也是在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上的新探索。鲁迅说他的构思《补天》时迫求一种“宏大”的结构与风格，茅盾说《补天》的“艺术境界”是“诡奇”，以及我们在读到女娲抟土作人和炼石补天时那种雄伟的瑰丽的画面，都显示了这篇作品的浪漫主义的特色。这是与神话的题材和女娲的宏伟的形象有关的。《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而八篇中只有《补天》是取材于神话的。照鲁迅的说法，神话是古代人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诡可观”，而传说则为神话演进以后，中枢者已由“神格”“渐近于人性”，“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者，所以《中国小说史略》举女娲炼石补天及共工怒触不周山为神话，而举羿射十日及嫦娥奔月为传说。古代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征服自然的想象结晶，高尔基认为“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它是“从既定的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再加上——依根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想——所愿望的、所可能的东西，这样来补足形象”的。中国古籍中虽有关于女娲神话的记载，但皆十分简略，鲁迅既然意在表现人和文学的创造缘起，要在人类诞生的黎明期来表现女娲创造生命和生活的巨大的喜悦与艰辛，他在构思时寻求“宏大”的结构与风格，用他的美好的想象来塑造女娲的形象，他自觉地运用浪漫主义的方法是很自然的。鲁迅对古代神话十分欣赏，他认为“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大之”，使“思想文术”达到“庄严美妙”的境界。《补天》可以说就是他对这个神话故事的“惊异瑰大”的产物。鲁迅之所以对“古衣冠的小丈夫”的出现感到有点遗憾确实是因为它对原来创作意图的“宏大”结构和“庄严美妙”的画面有所损害；但这种穿插性的人物不仅使神话故事与现实有了联系，而且并没有影响女娲的宏伟壮美的形象。它反而使作品突破了弗洛依特学说的限制，着重描写了女娲创造性工作的喜悦和艰辛；她对这种猥琐丑恶的小人物给予了最大的轻蔑，从而使伟大的创造力在对比中展现出了更为瑰丽动人的色彩。

鲁迅虽然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但对浪漫主义并不是陌生的。早在童年时代，他就对《山海经》的神话故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补天》中的“女娲氏之肠”的情节就源于《山海经》的《大荒西经》。据周遐寿回忆，鲁迅少年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想象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可见很早他就习于驰骋自己的想象力。到他开始从事文艺事业时，首先吸引他的便是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摩罗诗派。只是由于严峻的社会现实的影响，鲁迅才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对现实的批判中感到他对理想的迫求，从他的冷静的刻画中感到作者的灼热的感情。作家总是希望通过正面形象来体现自己的美学理想的，正因为鲁迅在现实中还没有找到可以充分寄托自己理想的现实力量，而他对理想的迫求又十分执著和强烈，因此他就把这种热情凝聚到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身上了；《补天》、《奔月》、《铸剑》这三篇前期所写的历史小说其实都是英雄的颂歌，尤其是《补天》。鲁迅在缅怀古代人民神思的基础上，对之“惊异瑰大”，焕发了自己的浪漫主义的才情。

鲁迅说《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又说他是“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但在作品的具体描写中，我们只从女娲的精力洋溢和极端无聊的心境中，看到有一点性的苦闷的影子，而主要篇幅则是描绘女娲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喜悦和艰辛，是对创造精神的歌颂。许寿裳曾说：“鲁迅是诗人，他的著作都充满着美的创造精神”。在描绘女娲为之献身的最初和最宏大的创造性工作的情景中，作者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鲁迅曾说他在“学了一点医学”以后，才明白了“虐待异性的病态”，可见他是在日本留学时期接触到弗洛依特学说的；1921年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他说：“但性欲本是生物的本能，所以便在社会运动时期，自然也参互在里面”；但如同他对待任何外国学说一样，他从未对弗洛依特学说予以全面肯定。不仅在后期他指出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就在前期，他也指了“奥国的佛罗特一流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至于不觉得自己的过度的穿凿附会”，因为他只“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在他介绍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时，既指出了厨川同柏格森和佛罗特学说的渊源关系，又指出了厨川与他们的“小有不同”；厨川把文艺看做是“苦闷的象征”，是压抑的生命的创造活力同强制性的压抑力冲突的产物，这种受压抑的内容当然也可以包括性的苦闷。鲁迅是痛感到社会的黑暗而要求有冲决“萎靡锢蔽”的创造精神的，他很重视厨川的这种“小有不同”；因此才会在描绘女娲的创造工作时，写了她在创造之前由周围现实所感到的“懊恼”和“无聊”。正如他在一则“小杂感”中以警句的形式所写的：“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杨朱无书。”可见他在描写女娲的创造精神时是为了写她的热爱生活才写到她的懊恼和无聊的，并不是着意在宣扬弗罗依特学说。这是就他的“原意”、即最初的构思说的；到作品完成的时候，由于写了女娲献身以后践踏创造业绩的“女娲氏之肠”等情节，也由于写了古衣冠的小丈夫和脸有白毛的老道士这类喜剧性的穿插人物，作品现实感大大增强了，因而也就突破了弗洛依特学说的限制，而成为一曲创造精神的壮丽颂歌。

女娲的形象是通过抟土作人和炼石补天两起创造性劳动来描绘的。小说一开始，就在广阔的宇宙间展现出了浓艳的画卷：“粉红的天空”，“石绿色的浮云”，“血红的云彩”，“流动的金球”，“冷而且白的月亮”，“嫩绿”的大地，“桃红和青白色”的杂花，“斑斓的烟霭”——这种色彩缤纷的绚丽的奇景宛如一幅巨大的画幅，而当女娲“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她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多么神异美丽的景象，女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创造了人类的。由于女娲“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那些软泥揉捏的小东西都从她的身上得到了生命，都是这位巨人的后裔。她第一回在天地间看见笑，“于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来。”长久地浸沉在创造性劳动所带来的喜悦中。在炼石补天中，“情形不比先前，——仰面是歪斜开裂的天，低头是龌龊破烂的地，毫没有一些可以赏心悦目的东西了。”这里作者着力描写的是这种创造性劳动的艰辛和女娲的献身精神。她终于“累得眼花耳响，支持不住了。”但仍以极大的毅力坚持着，“风和火势卷得伊的头发都四散而且旋转，汗水如瀑布一样奔流”，最后“天上一色青碧”，大功告成了；而她也在“用尽了自己一切”之后“躺倒”了，“而且不再呼吸了”。这位人类之母以浑厚淳朴的心地，坚毅顽强的自我牺牲精神，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她的劳动是艰辛的，但也给创造者自己带来了欢乐、勇气和满足。作者歌颂了女娲，实际上也歌颂了古代劳动人类和世界的伟大业绩。

鲁迅并不是一味缅怀往古的人，他并没有忘记现实世界中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有负于先民创造的猥琐丑恶的破坏者。在女娲正要点火补天的时候，出现了含着眼泪的小丈夫；而在她死后，颛顼的禁军竟然在她死尸的肚皮上扎了寨，并且自称是“女娲的嫡派”，旗子上也写了“女娲氏之肠”。鲁迅曾经尖锐地指出过“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的社会现象，在《补天》中，这种对比尤其强烈：一方面是伟大的创造，另一方面却是卑琐的破坏；这不仅更其显示了创造精神的崇高，而且也使作品的思想意义大大深化了。正因为如此，始终面向现实的鲁迅才一直沿用了由《补天》开始的“油滑”的穿插，使之成为《故事新编》的重要的思想与艺术特色。

《补天》的艺术风格不仅与《呐喊》中其他各篇不同，而且在《故事新编》中也是独具一格的。在瑰丽的背景下，主人公女娲是神奇的，场面更是惊心动魄的；试看看补天时的情景。“火焰的柱，赫赫的压倒了昆仑山上的红光。大风忽地起来，火柱旋转着发吼，青的杂色的石块都一色通红了，饴糖似的流布在裂缝中间，像一条不灭的闪电。”这样奇异壮丽的画面是浪漫主义的最浓重的一笔。难道中国的神话故事真的那么贫乏吗？它不过如鲁迅所说，有待于后人“异惊瑰大之”罢了。读了《补天》，我们不能不敬仰女娲的创造性劳动，同时也不能不赞叹塑造伟大的女娲形象的作者的创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