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出关》与《起死》

《出关》和《起死》的主人公是老子和庄子，是通过他们形象和言行来批判老庄思想的。30年代，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就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在这些泛起的沉滓中，就有不少奇谈怪论实质上是宣传老庄思想的。有的人搬出“柔能克刚”的说法来鼓吹以不抵抗为抵抗，有的人向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有的宣扬“老庄是上流”，有的在做“高人兼逸士梦”。还有人以“文人相轻”、“文坛悲观”等口舌来抹杀是非，否定原则；真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辩；‘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这一切说明老庄思想在现实中仍然有很大影响，鲁迅除在一些杂文中结合现实予以尖锐批判外，还感到有必要“把那些坏种的坟刨一下”，于是他写了《出关》和《起死》，让老子和庄子的形象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显示出他们的学说的虚伪和矛盾。

鲁迅对老庄思想从来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对于老子，早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就以“进化如飞矢”的道理，批判了老子的“不撄人心”的倒退的哲学思想。在《说不出》一文中他说：“太上老君的《道德》五千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其实也就是一个‘说不出’，所以这三个字，也就替得五千言。”《汉文学史纲要》评论老子说：“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这仍然是他写《出关》时的看法。他说：“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所以《出关》写孔老相争中老子的失败，写时人对老子及其哲学的奚落，写老子在出关前尚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写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如何不合时宜，即在现实面前如何地“不中用”，在与现实的矛盾中显示其“大而无当”，终于老子也只好一个人走流沙了。

小说由孔老矛盾开始，把老子出关的原因直接归于孔胜老败的结果。孔子问礼于老子本有文献记载，老子西去函谷是为了避孔子的加害则如鲁迅所说，乃本之于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章氏此文是反儒的，所以同情在老子方面。原文有云：“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忧惕也……于是西去函谷，知奏地之无儒，而孔子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这当然不一定是事实，但它有助于表现老子的软弱退让和孔子的阴险权诈的性格；而且由于对现实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孔老相争中孔胜老败是必然的。小说从此写起，就不仅批判了老子，也批判了孔子。孔子虽然采取的是进取的态度，但他是“上朝廷”的，是为“权势者设想”“出色的治国方法”的，因此在小说中是一个逢蒙式的人物。相形之下，老子只是“一段呆木头”，结果他只能走流沙。作者一再使老子处于不谐调的环境中，让他显出狼狈相。一向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竟然“免不掉”要当众“讲学”了，而听众又是账房、书记、探子、巡警一类喜剧性人物；有的“显出苦脸”，有的“手足失措”，“七倒八歪斜”地打起呵欠和瞌睡来。接着还“免不掉”要“编讲义”，否则是走不了的；所谓“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在实际生活面前显得多么狼狈！而出关以后，那些人还要就他的著作和行径议论一番。在这些专谈生意经或爱恋故事的喜剧性人物的极其庸俗和轻薄的议论中，一方面充分地显示了老子学说的“不中用”的实质，一方面也揭示了老子的真相。所以鲁迅说：“我同意关尹子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关尹喜正做着现任官，他只对《税收精义》有兴趣，当然是不会欢迎老子那一套的；但真的就没有人要看老子的书了吗？那个账房就尖锐地说出了问题的实质：“总有人看的，交卸了的关官和还没有做关官的隐士，不是多得很吗？”可见老子的无为哲学也是“敲门砖”，是为那些在野的人准备登朝的哲学；交卸了的官僚想东山再起，未登什途的隐士心怀魏阙，就都会在老子哲学中找到精神的支柱。本来“无为”的目的就在“无不为”，即以“无为”来达到阻碍历史前进的目的，这就是老子哲学的实质。当人们在小说的结尾看到关尹喜把老子的《道德经》和“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一起放在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时，自然会对老子的无为哲学及其现代崇拜者投以轻蔑的一笑；而喜剧性人物在作品中对于深化主题所起的作用，也就十分清楚了。

鲁迅对庄子思想的批评也是从来就很尖锐的。《汉文学史纲要》说：“故自史迁以来，均谓周（庄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胥此意也。”由于庄子的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得相当精致，他的文章又“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因此历来的社会影响都很大；鲁迅就说过“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有着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的鲁迅，对庄子的相对主义的“无是非观”最为反感，曾在许多文章中予以批判。他斥责有些文坛悲观论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就在1935年，他一连写了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文章，主旨即在明是非之辨，批判“混淆黑白”的相对主义。他指出“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这些文章说明鲁迅在30年代批判庄子的无是非观是有强烈的时代原因和现实针对性的，同时他也看到庄子本身在言行上就存在着矛盾；于是为了“刨祖坟”，他写了《起死》，使庄子在极端矛盾的处境中显出狼狈相，揭示了他的相对主义哲学的为统治者服务的本质。

《起死》主要取材于《庄子·至乐》。《至乐篇》是借庄子和髑髅在梦中的对话来宣扬“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的“外死生”观点的。鲁迅的《起死》则把髑髅与鬼魂分开，鬼魂讲的仍是《至乐篇》中髑髅说的那些关于死的轻松快乐的话，而髑髅则原来是一个五百年前在探亲途中打死并抢走衣物的乡下人，毫无知觉；只是庄子请司命大神把他起死之后，才恢复了原来的知觉和思维。他活转来当然首先要衣服，要活就得有生活资料，不能赤条条，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于是一场关于“是非观”的论战竟然围绕着“赤条条”问题展开了。这一切是以最荒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却包含了最深刻和真实的内容。庄子对汉子大讲他的相对主义：“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鸟有羽，兽有毛，然而黄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又怎么能说有衣服对呢？……”但汉子只是揪住不放，斥为“强盗军师”，要剥他的道袍；逼得庄子狂吹警笛，叫来了巡士。当巡士请他赏给汉子一件衣服时，他却说因为要去见楚王，不能同意。作品使庄子在现实中处于进退失措、十分狼狈的状态。自己既然不能脱去衣服，足见有衣服是对的；既然把去见楚王看得很重要，足见贵贱是有区别的；汉子在活转来时与他为难，足见死生是不同的；他由汉子所记得的大事来推算汉子已死去五百年，足见大小古今也是有差别的；这一切都显示了他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思想的虚伪性和荒谬性。最后保护他的竟不得不是楚王的命令和警笛，而爱读他的文章的人竟是做巡警局长的“隐士”（!），则这种哲学的实质不是非常清楚的吗？而且不仅那个汉子骂他是“贱骨头”、“强盗军师”，连司命大神也说“不安分”，“认真不像认真，玩耍又不像玩耍。”鬼魂也说他是“胡涂虫”，“花白了胡子，还是想不通。”作者用了极度夸张的写法，弃去假象，廓大本质，使其否认质的规定性和真理的客观性的相对主义学说“赤条条”地当场出丑；不仅显示了这种学说在现实世界根本行不通，而且连庄子自己也并不真的相信这一套。当那些庄子学说的现代门徒们费力地鼓吹“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时候，同样自己也并不真的“信从”；他们从来就不准备实行、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实行的。他们只不过可以补巡警局长之不足，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力图使人民安于“赤条条”的命运而已。

《起死》用了独幕剧式的写法，为的是使矛盾集中，显出庄子的狼狈处境，最后他只能借助巡士的帮助仓皇逃走。由于庄子学说本身具有扑朔迷离、故弄玄虚的特点，它的实质常常被一层精致的外衣所掩盖，因此在同一场合用紧凑的对话使矛盾尖锐化的写法，是可以取得有力的艺术效果的。1934年底鲁迅翻译了西班牙作者P．巴罗哈的《少年别》，他介绍说这是一篇“用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样式的小说”，“因为这一形式的小说，中国还不多见，所以就译了出来。”《起死》就是在这以后鲁迅受到启发所写的一篇新样式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