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

一

鲁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湛的研究和深邃的修养，是可以由他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和关于旧籍的辑校工作所证明的，无需多所论列。值得加以探讨的是在鲁迅的全部创作中也无不浸润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这是构成他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也是使他与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的古典作家们保持历史联系的根本原因。诚然，鲁迅从开始创作起就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他的文学活动又是和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保持着血肉联系的，因此无论就文艺思想或作品的某些形式特点说，都与中国古典作家带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如果我们加以细致的考察，则在他的作品中又无不带有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的光辉。中华民族是一个发展着的向上的民族，他之所以勇于接受外来的影响，正是为了发扬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建设我们的新的文学事业。他自然不是复古主义者，单纯地因袭过去的人；但他也绝不是虚无主义者。通过他的民主革命的理性的照耀，他是在传统文献中能够有明确的抉择的。对于那些糟粕部分，他自然是坚决地给以“一击”；但他也从古典文学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继承并发扬了那些长久为人民所喜爱的精华，而这正是构成他的作品的伟大成就的重要因素。

鲁迅开始从事文学事业是出于爱国主义的热忱，想从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上来改变中国的处境。正是由于这种对祖国的热爱，一方面固然引导他无情地抨击旧文化中的消极方面，但一方面也促使他向传统历史中探索那些积极的因素。我们不只从他早期所受的教育和阅读的书籍中可以知道他很早就对古典文学有了广泛的知识，而且从他少年时期对于屈原的爱好，从他早期作品中的那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情绪中，也感到了他对古典文学的精神上的向往。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清末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在于推翻清朝统治者，因之“光复旧物”的口号在当时是有实际的战斗意义的；鲁迅就回忆过清末在日本的抱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们的“钞旧书”的活动，而且认为那是“可以供青年猛省的”。鲁迅记载那本集录的书的封面上的四句古语是：“掳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热忱和民主革命的要求，在青年心目中就自然地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的热情的向往和迫求。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本来是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所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也是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中所经常蕴藏着的内容，这样，在文学活动中就自然和历史上的战斗传统取得了精神上的联系；鲁迅以后的治小说史、校《嵇康集》等种种工作，都是和这种少年时期的爱好有关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鲁迅既然从少年起就从未间断地接触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而这些又都是长期为人民所喜爱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伟大作品，则除了那里面所蕴藏着的思想内容以外，鲁迅自然也得到了许多艺术上的感受，包括表现形式和描写手法等等；这对鲁迅自己的创作就不可能没有影响。第二，鲁迅从来就很注重于向古典文学汲取有用的东西，其中自然也包括古典作家的艺术表现方法。因此对于过去一些作品中的有用的因素，鲁迅是接受了的，对他的创作也是有影响的。不过这种影响既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作品又表现着不同范畴的社会内容和人民生活，则自然也不是一目了然、具体可摘的。换句话说，虽然在作品的形式渊源、某些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以及风格特点上，我们很容易感到鲁迅作品的民族特色以及它和一些古典作品中的相类似的因素，但同时又感到他们彼此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也很自然，鲁迅对于古典文学的继承本来是带创造性的、有发展的，并不是简单的模拟；他的吸收和学习是经过融化的。而且除此之外，他所接受的影响的来源也是多元的，其中还有外国文学的影响，更有从人民生活中直接提炼来的因素。但在这种多元的因素中，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是更为显著的，是形成他作品中风格特色的重要部分，也是使他与中国古典作家取得历史联系的根本原因。

为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的新文学，鲁迅一向是非常注重向古典文学传统学习的，他说：

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

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

在这种对于“旧文学”的“承传”和“择取”中，不只指那些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内容，而且也是很注意于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的。他曾说：“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这说明他是非常注重向古典作品中学习“描写的本领”的。1928年在与创造社讨论革命文学时，他的意见是“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他不顾别人讨厌他说“技巧”，而强调文艺对于革命的用处之所以有别于标语口号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在论到木刻时也曾说：“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文艺作品是有它自己的特征的，要使文艺发生它所能发生的作用，就必须讲求艺术特点，就必须学习“描写的本领”和“技巧”。而那学习的重要对象之一就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古典作品。这在美术方面，他是有更详尽的说明的：

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这里讲的都是艺术上的风格和表现手法；他对中国文人画的缺点是有过批评的，说它“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但并没有得出否定的结论，而说“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和他说的从过去的反动作品中也可以学习“描写的本领”的论点是一致的。他自己有抉择，因此有接受多方面长处的恢廓的胸襟；他曾多次称赞汉唐两代的勇于接受外来影响的“闳放”态度，这和他认为新文学应该多方面地吸取经验来充实自己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对于“木刻”他曾说过：“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我以为这也同样可以理解为他对文艺创作的意见；这里固然要接受欧洲的先进的经验，但更重要的还是向中国古代的和民间的作品学习，以求创造出新的作品。他称赞陶元庆的绘画是“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这就是说好的作品一定要发扬我们自己的民族特点，并使之现代化，来表现今天的生活。

对于文学作品也是一样，他称赞唐代传奇是“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所谓“文采与意想”大体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构思，这正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他说：“《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这些作品的内容尽管彼此不同，但其有“文采”则一，就是说都有艺术表现力和艺术特点，因此都不失其为伟大；也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这些意见并不只是当做一个文学史家来示人以研究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当做一个从事创作实践的作家来讲他自己的体会；因此这些意见的重要意义也不仅在于它在理论上的正确程度，而更在于它是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的作品的特色和渊源相联系的。因此，发掘鲁迅作品在这些方面的特点不只对了解这一伟大作家的独特成就有重大的意义，并且可以由之明确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理解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