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鲁迅作品的风格特色是与“魏晋文章”有其一脉相承之处的，特别是他那些带有议论性质的杂文。这是鲁迅自己也承认的；据孙伏园先生记载，刘半农曾赠送过鲁迅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关于“托尼学说”对于鲁迅的影响我们这里不拟论述，而且也是经过鲁迅自己后来批判了的；但主要作为作品风格特色的“魏晋文章”却是贯串着鲁迅的全部作品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具体分析魏晋文章与鲁迅作品的某些共同的特色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是鲁迅如何开始接近了魏晋文章；第二，是鲁迅为什么特别爱好这些魏晋时代的作品。

鲁迅开始接近魏晋文学，是与章太炎有关的。在《集外集·序言》中，鲁迅自称早年曾受严又陵的影响，“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记载，鲁迅少年时曾受过严复、林纾的影响，能背诵好几篇严译《天演论》，“后来却都不大佩服了”，还和严译文体“开了玩笑”；许氏并记鲁迅读了章太炎批评严复译文的《<社会通诠>商兑》一文后，就戏呼严氏为“载飞载鸣”了，因为章氏文中有云：

……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

“载飞载鸣”正是对于严氏文体受“帖括”影响的一种讥刺，鲁迅是同意章太炎的看法的。鲁迅从章氏问学虽在1908年，但在此以前鲁迅就读过他的许多文章，对他很钦佩。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说：

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鲁迅又说他爱看章氏主持的《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对章太炎是一直保有着敬意的，而且为了章氏死后一些“名流”们特别赞扬他的“国学”，鲁迅就着重指出章氏的革命家的一面，这在当时是有深刻的战斗意义的。但在少年鲁迅开始对革命家的章太炎发生景仰时，却是通过章氏的带有革命意义的文章的。例如他所说的痛斥改良主义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及《邹容<革命军>序》等，都是1903年发表的；就在这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章氏入狱。在这时期，鲁迅无疑是章氏政论的一个忠实的读者，而且正是由此培植了他对于章氏的景仰的；因此他在前引一文的后面就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据许著年谱，鲁迅于1902年至日本，开始“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次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可知鲁迅于爱好文学与从事写作之初，正是非常爱读章太炎文章的时候。当然，首先是章氏那些文章的战斗性的内容吸引了鲁迅，但章氏的这些文章同时又是以“魏晋文章”的笔调和风格著称的，这对鲁迅也同样地发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也并不仅只在阅读文章时的无形感染方面，而是在理论上也认为只有“魏晋文章”才最适宜于表达这种革命的议论性质的内容。当时章太炎是这样看法，鲁迅也同样接受了这种看法；他的“不大佩服”严又陵正是由此来的。

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说他少年时曾学韩愈的文章，后来又随乡人谭献学汪中、李兆洛一派的“选体”文章，下云：

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然于汪、李两公，犹嫌其能作常文，至议礼论政则踬焉。仲长统、崔实之流，诚不可企；吴魏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内者也。而汪、李局促如斯，此与宋世欧阳、王、苏诸家务为曼衍者，适成两极，要皆非中道矣。

章太炎生于1868年，34岁时正当1901年（中国传统虚数计算），就是他开始写那些洋洋洒洒的革命政论，并刻《訄书》行世的时候。他从实践中感到像汪中、李兆洛那种“选学派”的文体过于局促，而桐城派的效法韩欧又“务为曼衍”，对于“议礼论政”的政论内容都不能胜任，只有魏晋文章“未有辞不逮意”的毛病，于是就感到“夫王弼、阮籍、嵇康、裴之辞，必非汪、李所能窥也”；于是才“中岁所作既异少年之体”。中国文学史上的散文一体，是有着不同的流派和时代特色的；清末以来，最流行的文派是效法六朝的“选学派”和效法唐宋八家的“桐城派”，这些文章的内容在清末已是空洞无物的了，而那种笔调和风格也限制着内容的表现；因此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就提出了把“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当做抨击的对象。在章太炎那时，还没有可能提出如“五四”时代那样的主张，但他对当时流行的这两种文派也同样感到了不满，他对严复文体的批评正是把它当做桐城流裔来处理的；但用什么来代替呢？他只好从历史上去找寻那种适合于议论和表达政见的文体，于是他找到了魏晋文；应该说，这在当时是有革命意义的。黄侃赞美章太炎说：“持论议礼，尊魏晋之笔；缘情体物，本纵横之家。可谓博文约礼，深根宁极者焉。”这是当时人们对章氏文体的评价，他正是以这种文体来写他的战斗文章的。

章太炎在许多地方都论述过魏晋文章的特点，他说：“老庄形名之学，逮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又说：“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这里说明他所称赞的是带有议论性质的文章；他以为老庄思想在魏晋的抬头使文章的内容有了独立的见解，不牵于章句；这种“持论”有论辩效力，可以“伐人”；学魏晋文必须自己先有“学”，并不是学腔调记诵，因之这种文章可以为“百世师”。这些道理说明了他是为了要表达新的内容和与人论辩才喜爱了比较善于表述自己政见的魏晋文章的。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不只通过章太炎的“战斗的文章”接触了魏晋文章的笔调风格，启发了他以后研究魏晋文学的志趣，而且对于章氏的这些意见他也是基本上同意的，因而也直接影响到了他自己的创作风格。鲁迅也以为“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他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后来鲁迅曾说：

“为艺术而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

鲁迅正是把魏晋文学当做“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来看待的，而且也是特别喜欢这时期的议论文的。魏晋时期由于老庄思想的起来，个性比较发展，新颖的反礼教的意见比较多；但除过这些内容的战斗性使鲁迅发生爱好之外，在文章风格上也同样是引起了他的喜爱的。

郭沫若有《庄子与鲁迅》一文，许寿裳有《屈原与鲁迅》一文，他们列举了很多例证来说明庄子和屈原对于鲁迅作品的影响。这是正确的；鲁迅自己在1907年作的《摩罗诗力说》里就对屈原作过很高的评价，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庄子也甚为称誉，虽然后来他对老庄思想的消极因素已给予了深刻的批判。魏晋文学的特色之一正是发扬了庄子和屈原作品中的那些优良部分的，就为鲁迅所特别称道的“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说，这都是“好老庄”的；而屈原那种“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精神，也正是鲁迅所说的魏晋文学的特色。就是在作品的风格和表现方式上，也正有许多相类似的地方；譬如屈原的“引类譬喻”庄子的“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也正是魏晋议论文字在表现方法上所常用的。因此就鲁迅作品的风格特色说，尤其是杂文，与魏晋文章有更其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