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里我们可以说明鲁迅为什么特别爱好魏晋文章的问题了。当然，在许多点上鲁迅的看法是与章太炎相同的；这是因为魏晋文章长于论辩说理本是公认的特点，就连桐城派和选学派也承认他们不善于作说理论辩文字。曾国藩《与吴南屏书》云：“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孙梅《四六丛话》序论云：“若乃命微言以藻思，责奥意于腴词，以妃青媲白之文，求辨博纵横之用，譬之蚁封奔骋，佩玉走趋；舌本间强，恐类文家之吃；笔端繁拥，终滋腹笥之贫。”这就是说无论桐城古文或骈文，都不宜于作论辩文字。而鲁迅论嵇康却说“康文长于言理”，又云：“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鲁迅在校勘和考订《嵇康集》上所花的功力，正说明了他对这种富有个性和独立见解的“师心”以遣的议论文的深刻爱好。这也不仅是鲁迅个人的偏爱，而是人所公认的。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就说嵇阮之文大抵相同，但“嵇文长于辩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又说嵇文“析理绵密，亦为汉人所未有。”但鲁迅对嵇康等人的说明侧重在文章内容的反礼教精神方面，而且不赞成章太炎的那种过分着重在“文笔古奥”的特点，应该说这正是鲁迅的伟大和他超越了章太炎的地方；但他对魏晋文章的议论性质和表现方式，仍然是非常爱好的，而且与章太炎的意见也是基本上一致的。

从这里可以说明鲁迅杂文的历史渊源和表现方式的某些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除了小说戏曲一向被认为“小道”外，最普遍常用的文体形式就是诗和文，因此诗文集是与经、子、史并列的四部之一。文的含义很广，包括议论、抒情、叙事等各种内容，是作者表达自己思想感情最常用的形式。因此传统之所谓“散文”或“古文”，是在“文”这一大类中与骈文相对待的名词，而不是与诗相对待的名词；像嵇康等人的议论文也正是包括在散文之中的。鲁迅也说过：“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从这种意义讲，“杂文”正是承继了古典文学中的散文这一形式的发展，特别是承继了魏晋文这一流派的发展的。鲁迅曾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这里不只说明了鲁迅从“五四”起就一直坚持运用杂文这一武器的原因，而且同时也说明了鲁迅为什么特别爱好“言之有物”的魏晋文章。

《新青年》设《随感录》始于四卷四期（1918年4月），当时在这一栏写杂感最多的是鲁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从开始起这种文体就是进行文化战斗的有力武器。当时大家认为杂文也是文学的一种主要形式，正是受了古典文学的影响。如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就说：“故进一步言之，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后来鲁迅也说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只是有些写杂文的人后来脱离了战斗，“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才放弃了这种不容许吞吞吐吐的文体；而鲁迅，由于他坚持了战斗的工作，也由于他善于向我们的优秀传统学习，因之才不断地运用了这种形式；才在实践中感到对于“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的必要。同时在作品的艺术风格上也继承和高度地发展了类似魏晋文学的那种特色。

什么是魏晋文章的特色呢？鲁迅以为“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他又加解释说：“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这就是说：没有“八股”式的规格教条的束缚，思想比较开朗，个性比较鲜明，而表现又要言不烦，简约严明，富有说服力。鲁迅是非常喜爱“简约严明”的风格的，他曾说他的文章“常招误解”，“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足见既“简约”而又“严明”是并不很容易的。无须多说，魏晋文章的这些特色正是鲁迅平日所致力，也是在鲁迅的杂文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的。在魏晋文人中，鲁迅特别喜爱的是孔融和“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的文章，尤其是嵇康。这些人的作品是有共同特点的，鲁迅说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而刘师培论嵇康的文章就说他“近汉孔融”。鲁迅论陶渊明也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然这也关系到他们的作品精神和艺术风格的渊源和类似。而在鲁迅的杂文中，这些特色更得到了崭新的表现和高度的发展。

我们不妨就某些类似的特色来分析一下。

譬如鲁迅称赞“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但“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据冯雪峰同志回忆说鲁迅晚年“曾以孔融的态度和遭遇自比”；所谓“遭遇”当然是鲁迅所谓“专喜和曹操捣乱”，曹操“借故把他杀了”。而“态度”却正是孔融的不屈的反抗精神，并且是通过他的讥嘲笔调的文章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与孔融在精神上的共鸣，和他对孔融作品的喜爱。我们不妨抄一段孔融的文章看看：曹操下令禁酒，“令”中引古代贪酒亡败的事例为理由，孔融在《又难曹公制酒禁表》中就说：

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

这种风格和表现方法不是和鲁迅杂文很类似吗？鲁迅自己说他的杂文特点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在表现方法上则是“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又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这些话是可以概括地说明鲁迅杂文的特色的；他擅长于讽刺的手法，常常给黑暗面以尖利的一击；在表现方法上则多用譬喻、反语，使自己的思想能形象地表现出来；因此也常常援引古人古事来说明今人今事，引对方的话来举例反驳，这样不只可以增加读者的亲切感受，而且也特别富有战斗力量。而这些特点的类似状态的存在，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例如前面所举的孔融的文章。

其实不只孔融，这些特点在魏晋文章中是相当普遍的。鲁迅特别喜欢嵇康，是和嵇康作品中的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坚定的反礼教精神分不开的。嵇康的诗不多，集中大半为议论文；鲁迅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又说“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嵇康自己也说他“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的见杀，“罪状和操的杀孔融差不多，”在嵇康的论文中，上面所谈的一些特点也是非常显著的；特别在他与别人辩难的一些文章中，更显得说理透辟，层次井然，富有逻辑性；但那表述方式又多半是通过“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不只风格简约严明，而且富于诗的气氛。例如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在说明不能出什的理由时就是通过“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的“九患”来陈述的，可以当得起传统所谓“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的说法。又如在《难张叔辽自然好学论》中，那论点即是通过譬喻来展开的，他说张叔辽用的譬喻是“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学”，是“似是而非之论”，下面他就以一连串的譬喻来反驳之，说明自己的论点。鲁迅对这种双方辩难的文字是很感兴趣的，他说：

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大约都是很古的残本，由后人重编的。《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通过彼此间的论辩文章，是更可以体会双方意见的区别和那种“针锋相对”的表现方式的。我们不只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书的附录别人文字的体例中可以看出鲁迅仿照这样的编排法，而且从鲁迅的一些著名的思想论争的文章里，譬如《“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也看到了类似这种“针锋相对”而简约严明的表现方式。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散文作品当然并不完全是议论性质的文字，抒情写景、叙今忆昔，内容和风格都是非常丰富多样的。鲁迅就称赞过“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也说过明末的小品“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五四”以后，写作散文的作家很多。收获也很丰富；鲁迅认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朱自清在《背影》序中也说：“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我以为这种成功是和古典文学中的历史凭借分不开的。在这种种不同的样式和流派中，如果大致区分，则依习惯可分为议论、抒情、叙事三大类，而这些内容又都是在古典文学中有着大量存在的。就“五四”期文学的成就说，则除过带有议论性质的鲁迅杂文以外，《野草》是抒情诗式的散文，而《朝花夕拾》是优美的叙事作品。鲁迅的创作正全面地代表着“五四”期散文的绚烂成绩的顶端。这种成就也正是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而得到发展的。

当然，鲁迅的精神代表着中国文学史上的新的创造，是和过去的作者有很大不同的；我们这里只在阐明他的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在历史继承上的联系，从这里更可以了解鲁迅作品的创造性的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