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鲁迅是很早就对中国古典小说发生了兴趣的。他在少年时自己买得的第一部书是《唐代丛书》，这虽是一部书贾汇刻的相当芜杂的书，但内容包括了很多的唐人传奇笔记等，在当时他是非常喜欢的。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称道唐代传奇的“特异成就”在于“文采与意想”，这就是说他对这些作品的艺术表现和艺术构思是很爱好的。他曾广泛地阅读过各种野史杂传和笔记小说等，而这些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里都是视为“小说”的。到他对魏晋文学发生兴趣以后，他也在阮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作品中找到可以借鉴的类似小说的文章；他说：

但六朝人也并非不能想象和描写，不过他不用于小说，这类文章，那时也不谓之小说。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桃花源记》，其实倒和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今仅有辑本），葛洪的《神仙传》，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祖师的。李公佐作《南柯太守传》，李肇为之赞，这就是嵇康的《高士传》法；陈鸿《长恨传》置白居易的长歌之前，元稹的《莺莺传》既录《会真诗》，又举李公垂《莺莺歌》之名作结，也令人不能不想到《桃花源记》。

我们前面讲到鲁迅杂文的简约严明的风格特点与魏晋文章的联系，这其实也是包括他的小说在内的。不仅如此，即在某些艺术构思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有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地方。

知识分子的形象是鲁迅小说中经常描绘的重点之一；据冯雪峰同志回忆，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前还计划写一关于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是如柔石等当时的革命青年一代。当时鲁迅曾说：“倘要写，关于知识分子我是可以写的……而且我不写，关于前两代恐怕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这个计划没有完成当然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我以为，鲁迅对于这个题材是酝思已久的了，特别是关于前两代，而且在他的作品中是已经有所表现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他们”的一代，我觉得《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长明灯》中的疯子的构思和人物刻画，是属于这一类的。那都是早期的社会改革者的形象，是初步觉醒起来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挣扎和斗争的面貌的描绘。在清朝末年，孙中山和章太炎都是曾被某些人叫做“疯子”的，这在革命者的鲁迅的思想中是不能不引起深刻的感触的。我们只要举下面一件事就很清楚了：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清廷拘捕，在狱中三年，于1906年获释至日本，东京留学生集会欢迎，到者七千余人，座无隙地；章太炎当时发表的《演说词》中有云：

自从甲午以后，……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癫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癫，我还守我疯癫的念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是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有神经病，某某也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是要不得呢！（鼓掌）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什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欢呼）。或者诸君推重，也未必不由于此。……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这是一篇充满昂扬气概的“狂人颂”，我们现在读来都感到很激动。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小序记狂人已早愈，于是便“赴某地候补矣”，这正是对富贵利禄面前“神经病立刻好了”的另一类人的顺笔讽刺。鲁迅对章太炎是极崇敬的，所受的影响也很大。一直到他逝世前所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还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迫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可以想见，鲁迅在他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中将是怎样来塑造这“第一代”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形象的；而“狂人”和“疯子”正是鲁迅对这种“先哲精神”的歌颂，是鲁迅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此外在别的作品中也还有一些受到章氏影响的痕迹。譬如《故事新编》中的《出关》，鲁迅自己就说：“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这就是说在“出关”这一情节的构思上是受到了章太炎的启发的。又如关于发辫和革命者的关系描写，在《头发的故事》、《风波》以及杂文《随感录三十五》、《病后杂谈之余》中，都有充满感情的叙述；这当然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但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二三事》中，鲁迅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的剪辫，并引了章氏《解辫发》文中的一段。章氏剪辫早在庚子（1900），当时唐才常乘义和团起义事件谋独立，但仍以“勤王”为名，章太炎坚决主张“光复”，反对首鼠两端式的改良主义路线，遂断发以示决绝。这是关系着清末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政治路线的问题，从这里正表现出了章氏的革命精神，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也在鲁迅的记忆中保有了深刻的印象。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从章太炎那里也学习了从古人古事中找出“爱国心思”的方法，他的钞古碑、校辑古籍等活动都与此有关，而更重要的，他也在阮籍、嵇康等人身上找到了反礼教、反周孔的“思想新颖”的精神。

关于鲁迅小说中“第二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除了那些带有自叙性质的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为鲁迅自己的经历的篇章以外（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和《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无疑是属于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我以为鲁迅对于这些人物的塑造在态度上是与他对历史上某些人物的看法有类似之处的，例如对于阮籍；因此在某些情节和性格的描写上也是受有古典作品的影响的。鲁迅对于魏连殳的悲愤心情是赋予了内心的同情的，但对他的“与世浮沉”的态度则是批判的；那描写魏连殳的“古怪”由对祖母的送殓开始，写他在别人虚伪的拜哭中“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到大家想走散的时候，“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里沉重地写出了魏连殳的孤独和愤世的心情，他对祖母其实倒是最有感情的。这里我们很容易想到阮籍的故事：

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

鲁迅以为阮籍、嵇康等人是“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像阮籍的“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当然是怀抱不满而找不到出路的一种悲愤心情的表现，这与魏连殳的为“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咀嚼的人的一生”痛哭是颇相像的；我们这里并不想论证阮籍等人与魏连殳之间在思想上的相似之点，但至少鲁迅对待他们的态度是有其类似之处的；而在写作时的一些情节的构思和性格的描写上，就不能不受到鲁迅所熟悉并有所共鸣的阮籍、嵇康等人的行为和文章的影响了。在我国历史上对现实抱有强烈不满的知识分子本来是很多的，但他们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不是“与俗浮沉”就是“悲愤以殁”，这种情况一直到魏连殳的时代仍然是存在的。例如鲁迅的朋友范爱农，在他与鲁迅的信中就说：“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鲁迅在《范爱农》一文和《哀范君三章》的旧诗里也是寄予了同情的；范爱农与魏连殳、吕纬甫当然是属于同一代的人物，但在他的身上却存有多少嵇康式的孤愤的感情啊！当然，这些人和阮籍、嵇康等人不同，他们是已经有条件可以走另外一条不同的路了，因此鲁迅才给了他们以深刻的批判：“孤独者”的题目就是鲁迅对魏连殳所作的评价。但鲁迅对这些人的悲愤心情也是充分理解并赋予了同情的，因此在塑造他们的性格时，在构思上也就有受到古代叛逆者的事迹的影响了。吕纬甫的性格当然比较更颓唐和消沉一些，那种嗜酒和随遇而安的心情是更有一点类似刘伶的。

鲁迅的《呐喊》与《仿徨》都写于前期，因此对于坚决走向党所领导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作品中没有能够写出来；但《伤逝》中的涓生和《幸福的家庭》中的“作家”在时代上应该是属于所谓“第三代”的，这些人的脆弱和不幸的遭遇正显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面临抉择的歧途。鲁迅所以把有不平、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当做自己写作的重要题材之一，除过为中国人民革命的现实所决定的因素以外，他对于这类人物的性格和生活非常熟悉也是重要的原因；而这种“熟悉”是包括着他对于历史传统的深刻理解在内的。

在鲁迅小说中作者给予了极大同情的一类人物是受旧的社会制度和传统习惯所凌辱歧视的妇女和儿童。鲁迅说他写小说的用意就在于揭露“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而下层社会中的妇女与儿童是尤其不幸的。在《灯下漫笔》一文中，鲁迅曾引《左传》的“人有十等”的记载，那最下层的一等叫做“台”，鲁迅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吗？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下层的妇女和儿童一直是处在最底层，为社会所歧视凌辱的。华大妈和小栓，单四嫂子和宝儿，祥林嫂和阿毛，《幸福的家庭》中的主妇和女孩，鲁迅塑造了一连串的这一类的人物形象，并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他曾说：“我还记得中国的文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对被压迫的妇女儿童采取同情态度的精神本来是有极其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汉乐府中的著名篇章中就有《妇病行》和《孤儿行》，唐宋传奇以及后来的章回小说中，妇女的形象常常居于主要的地位，民间文学中也有像虐待至死的童养媳“女吊”那样的形象；而鲁迅对于儿童一代的幸福生活的希冀是与他的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分不开的。在《狂人日记》中他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在《故乡》中更对宏儿和水生的未来寄予了那么恳切和确信的期待，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是与鲁迅的关于阮籍、嵇康等人对待下一代的态度的理解颇有联系的，他曾由嵇康《家诫》等文献中引论“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在《故乡》中鲁迅不也是热忱地希望宏儿、水生的一代不要像他们父辈的“辛苦展转”或“辛苦麻木”而生活么？“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这正是伟大的作家们对人类未来的共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