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一、法律方法与经济问题

本套专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者们不约而同地采用法律方法研究经济问题。过去我们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多看到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法律问题。特别是国外法学界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已有若干部专著被翻译成为中文。而现在，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法律研究工作者开始进入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和工商管理学的领域，用法律的方法来研究这些边缘领域的问题。

在社会科学几个相近的领域，例如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工商管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都有法律研究的论文和著作，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了。在中国政府将“依法治国”定为基本国策之后，采用法律的思维与方法分析目前的经济改革问题也非常有意义。其意义就在于，我们所说的“依法治国”，不仅仅是一个宏观的口号，而是要将“依法治国”作为可以实际操作的、用来实际分析经济问题的、作为经济政策设计基础的法律方法。

记得前年，北大前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吴树青老师问我，依照《宪法》,“债转股”是否应该提交人大财经委讨论？我说需要研究一下法律，才能回答。最近，国务院关于“国有股减持与成立社保基金”的办法出台，又有人问我，这么大的财政支付转移，是否应该经过人大财经委开会讨论？我回答说，需要研究法律。直到我在写这个序的时候，相关的法律研究工作还在进行。我希望从法律制度变迁的角度和我国财经法制程序演进的过程中找出符合法律的答案。

不断遇到类似问题，使我开始研究与思考经济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人大财经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究竟是什么？”“人大财经委员会对于国家重大财政支付转移是否有权审议？”从法律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些经济学问题，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程序化和司法化的法学课题。

二、经济学家敏感，法学家稳重

还记得有一次，一位金融业界人士对我说，“改革十多年来，讨论经济改革的问题，几乎都是经济学者的声音，这不奇怪。目前，讨论《证券法》或公司治理的问题，也几乎都是经济学者的声音，这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几乎听不到法学家的声音！”说到这里，这位朋友几乎用质问的口气对我说：“你们法学家们关心什么？为什么听不到声音？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我一下子被他的语气盖住了！当时我想不出用什么简单办法向他来解释。尽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因为这里可能有他个人信息渠道的问题，也可能有社会媒体关注的偏好问题。但还有可能是更深层的问题，例如，在改革过程中，许多法律制度和程序都尚未定型，如果采用法律的方法，可能会增加改革的成本，特别是时间方面的成本等。

本套专著的作者们都是研究法律的，他们也可以称为是年轻的“法学家”了，因为，他们已经发表了相当一批研究成果，从事法学专业研究的时间都在10年以上，司法实际工作2-5年以上了。他们长期研究的成果，似乎可以部分地回答前面那位朋友的问题了。法学家可能没有经济学家那样敏感，但是，法学家多数比较稳重。法学家的发言将影响经济政策与制度的设计，也影响经济操作与运行。经济发展要考虑效率，但是不能仅仅考虑效率，还要考虑到多数人的公平与程序的正义。我们的政府和社会都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接受和适应法学家的分析方法和论证方法。

三、研究成果的意义

邀我写序的这套专著的作者们，经过三年多时间的专门研究，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改，才拿出来这样厚重的成果来。我看到这些成果时，就像看到美国最高法院门前的铜铸灯柱底下基座的铜龟，给人以一种稳重、缓慢、深思熟虑的感觉。中国古代在比美国更早几千年的时候，在政法合一的朝廷大殿，就有汉白玉雕刻的石龟。龟背上驮着记录历史的石碑，同样给人以庄严、持久、正义的印象。中外司法与法学研究在历史上流传至今，给人的形象方面的印象和感觉非常类似，这种感觉在今天还有。

在不太讲究政治经济学基本理念的时光中，又是在变动未定型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家关于对策性的看法是敏捷和回应迅速的。在回应中有许多充满了智慧的解决方案和温和的中庸选择。相比之下，法学领域的回应还显得少些，也慢一些。有一个可能的答案，也是从本套研究性专著中解读到的：经济学家们谈论的是“物”（商品与交易），法学家谈论的是“人”（权利与义务）。

现实情况也是如此。市场中的“物”，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几乎都成为商品，早已流通。现在，更加上升了一个台阶，市场将作为商品的物，进化到了证券化的虚拟资产的形态了。但是，法学这边的情况呢？《物权法》还在起草过程之中，该法案能否在今年内通过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立法的稳重并不影响市场的发展，法学家们在实务性工作方面，特别在市场中的交易契约设计方面，已经在研究具体的问题，在这方面的成果，也已相当可观。

经济学家对问题的讨论，观点可以是多元化的，也有争论。但是，总的方法还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和一致的假设前提下的。但是，法律则不同。法律天生就是对抗性的，生来就有正方与反方。抗辩是法律运作的方式，法律的逻辑和理念就是在这种对抗之中发展的。对抗性的法学，本身也导致了它的成果在外界人士看起来充满矛盾性和冲突性。甚至感到，这群人搞的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抗辩的技术。

四、国际与国内金融法的融合

如果有人要我用一句话来表达什么是国际金融法？我就会说，它是一张没有国界，只有金融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地图。如果说，国内金融法与国际金融法还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时间上的区别了，我国加入WTO后，区别将越来越缩小。

如果我们承认一美元在美国和在亚洲都等于一美元的话，国际金融的国界就越来越失去意义。而美元市场上中心与边缘的流通关系，就变得越来越有意义。任何国家国界之内的法律制度如果符合金融流通与发展规律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就会顺利，否则就曲折。荷兰的人口是俄罗斯的10%，但是，荷兰的金融规模超过俄罗斯的规模。英国人口6000万，是印度人口的6%，但是，伦敦金融市场的规模比印度大若干倍。这就是金融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之一。所以，区别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在法律规则方面已经不如以往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如何抵御西方金融中心的垄断，将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中心从一极化发展为多极化。

具体到我国，研究国际金融法与国内金融法是不可分的，而且这个领域范围之广袤，课题之宏大，数据之丰富，关系之复杂，都是非常吸引人的。特别是年轻人。这个天文般宏伟的领域，特别适合青年人研究与学习。因为，在这个领域比其他法学领域出新成果的机会要更大，创新成果也相对较多。这套专著的出版，就是一个例证。

本来这套专著的作者们要我写个小序，他们的书稿引发了上面一些话语，我感到有些喧宾夺主了。我感谢作者们以加速折旧的生活方式，写出了这样多的研究。学者们的生活，分为两个阶段，在学习的时候，取之于社会；而做研究的时候，特别是出成果的时候，是学者用之于社会和回馈于人民。

愿这些专业研究对金融业内人士有所帮助，对金融体制改革有所贡献。

吴志攀 谨致

2001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