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 现代翻译家的观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林琴南（1852—1924），福建闽县（今福州）人，30岁中举之后始执教鞭，因译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成名，便以译书售稿为生，毕生翻译英、美、法、俄、希、挪、西、日、瑞士作品184种，其中单行本137种，未刊23种，存稿本8种，可谓翻译大家。但是他本人不懂外语，他的译作都是由他人口译，自己笔录。他说：“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既有讹错，均出不知。”（《西利亚郡主别传序》）当时严肃的翻译家对林纾的翻译大都持否定态度，认为：“直译便真，意译便伪”（傅斯年《译书感言》），要读原汁原味的作品必须为读者奉献“直译”之作。其实，严格地说林氏的译品只不过是一种“译述”、“选译”、“节译”或“编译”，远非“意译”所能概括。

茅盾主张“直译”，认为：“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 ‘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 ‘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直译’与 ‘死译’》）这是对于“直译”的一种深刻理解。

陈西滢对于“直译”的定义是：“字比句次的翻译，原文所有，译文也有，原文所无，译文也无。”“以直译为标榜者的常犯的大病，不是与原文相差太远，而是与原文相差太近。”（陈西滢《论翻译》）

鲁迅对于“直译”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就“信”与“达”而言，前者更为重要，因此提出“宁信不顺”的观点，说“譬如 ‘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 ‘日落山阴’”（《给瞿秋白的回信》）。他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等作品，确实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对梁实秋和赵景琛的批评，原是从保护普罗文学的角度出发，也是为了提倡尽可能在译作中保持原文的韵味。虽然从现代翻译学的角度来看他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但是他维护了翻译工作的严肃性，纠正了始于林琴南的一种不求甚解的译风，鼓励了一大批青年走上正确翻译的道路。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翻译界对于“直译”和“意译”曾展开激烈的争辩，讨论是深刻的，有益的。艾伟在一篇题为《译学问题商榷》的文章中曾对20年代的争论作过很好的归纳，对于概念的界定、翻译所涉及的文体、语体、译者的修养进行过比较，并附译例和统计数字，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译论界的热烈争论气氛。

许多翻译家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直译”与“意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并非绝对对立，在实际翻译中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也有一部分翻译家（如巴金等人）认为翻译方法实际上只有一种，并没有“直译”和“意译”的分别；他们认为改变了原文风格、语气和意义的翻译实际上是一种编译或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