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背景

1840年以前，中国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自然经济的封建国家，但是，基本的经济变化很快就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在晚清经济制度中它们自身有这种功能。它们显然是一种新的、可能仍旧是脆弱的政治组合体的副产品，这个政治组合体本身只有经过了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外国入侵和内战以后才得以形成”。就国际社会而言，19世纪40年代，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荷兰、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欧美国家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就国内社会而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把绝大多数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自然经济又难以容忍新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不仅拥有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来维护其统治秩序，而且政治昏暗、军队腐败、经济落后、军备废弛；在意识形态方面，以中庸、平衡、内省、守常为特点的儒学道德和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封建礼教，禁锢着整个社会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一方面妄自尊大，继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它真正具有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无法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相抗衡。世界潮流的大趋势，已经不允许中国再沿着封建社会的道路继续前进，但中国本身又没有充分的条件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跨入资本主义社会；同时，腐败的清朝政府又没有能力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于是，这就给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使得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在经济领域，帝国主义控制了经济命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一方面，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地租剥削与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的主要剥削关系。由于资本主义对传统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吞噬和肢解，以及帝国主义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勒索，乡村广大农民纷纷破产，贫农占了农村经济人口的70%以上，在城镇，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等小资产阶级群众大体也陷入了同样境地；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资本已经产生并有了某些发展，但在帝国主义控制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又始终不能获得充分发展。在城市，主要是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实行雇工剥削的机械化生产；在农村，主要是以地主阶级实行地租剥削为主体的个体分散经营和手工劳动及小生产。这样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经济上的特点，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和附庸性；原来所固有的封建性；生产上的落后性和分散性；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二，在政治领域，其政权性质是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专制与独裁是中国传统的国家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在这一政治结构下，人们没有起码的政治权利，缺乏参与政治的可能；社会上没有独立的舆论机构，政党活动基本上是不合法的；在政治制度层次，没有名副其实的选举和议会制度，缺乏影响国家政治活动的渠道。这一结构极其专制、高度独裁，容纳其他社会力量及其要求的弹性系数几乎为零。西方列强入侵后，他们主观上积极扶植并利用上述结构，逐步将其半殖民地化，用以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在反动政权的统治下，其政治特点表现为：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统治方法的专制性；统治者们的腐败性；政治统治的不统一性。

第三，在文化领域，其文化结构是以儒学封建文化为主体的混合型文化。一方面随着中国封闭大门的打开，西方文化依照先器物、后制度、再观念的顺序传入中国，对封建文化进行了多次冲击。到20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根本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具有相应的革命性，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不过，同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其他阶级、阶层相比，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具有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两大特点，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较为强烈，政治活动手段和方式也比较新颖，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另一方面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帝国主义扶植了一批崇洋媚外的买办文人，他们鼓吹“全盘西化”，宣传奴化思想，淡化民族意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大造舆论。

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条件，这就要求中国在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国内民主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完成重建和确保民族国家统一完整的国家建设任务。概言之，就是不但要实现民主，而且要解救民族危亡，既要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又要推翻封建主义争取社会民主。反帝必须反封建，反封建也必须反帝，它们是互相联系而不是互相割裂的，是必须同时进行而不是有先有后的。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