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

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实现民族独立为实现民族富强创造一个基本前提。由于中国是一个后现代化国家，一方面，在国际上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就国内而言，专制腐败，“在‘君主万能’的政治制度下面，臣民都是君主一人的奴仆”，“一个国家，地域这么广大，事务这么繁杂，皇帝一个人，怎能处处监察周到；所以君主专制政体下面的政治，清明只是例外，腐败则是平常”。帝国主义入侵之后，清王朝这个本来早已日趋衰败，但外表上仿佛是个威严显赫的庞然大物，逐渐沦为“洋人的朝廷”。到了甲午战争之后，财政平衡立刻遭到根本破坏。战后赔款2.3亿两白银，其中第一年就要支付8000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岁入总额。同样，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传统，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更要求全面恢复国家权威和控制能力。从这一角度出发，提高国家的控制能力，就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

184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封建社会，在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生长出以高度膨胀的皇权作为中央集权专制政治轴心的封建政治制度，并且，它们通过儒家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这样一个超稳定的、封闭的运转系统，使得中国封建社会从来没有遇到过沉重打击，起码在1840年前后还没有呈现出解体的特征。1840年，英帝国主义用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明的基础起了解体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也给现代社会及其文明的兴起提供了某些条件和可能。结果，中国的社会与文明由传统的单一性结构奇异地重组为传统—现代混合的二元性结构。由此中国出现了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并存，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并存，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并存的奇异现象。

二元经济是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现象。这种经济特征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主要是城市的现代化与农村的传统农业并存。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的及自然的原因，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这种特征通过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严重不平衡表现出来。

第一，城乡之间的严重不平衡。一是大工业在沿海、沿江地带兴起，造就了一批与封建时代的城市截然不同的现代城市；另一方面，在广大农村，仍然顽固地保留着传统的社会经济状态。二是城乡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从政治上看，在城市，尤其是大商埠，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在农村则以封建剥削占优势；从经济上看，城市中现代的机器、工厂、汽车、火车、飞机、银行、交易所、商号都已出现，但农村还处于原始经济状态；从文化上看，近代以来的中国完全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城市上的文化一天比一天发展，乡村间的文化则一天比一天衰落；城市上的大学设下许多，而乡村的小学至今还没有完全普及；城市上的人们大谈主义，而乡村间的文盲则仍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第二，经济布局上的不均衡导致了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近代中国的城市，尤其是沿海沿江的大城市空前膨胀。上海1840年时人口仅25万，只是东南沿海一座不起眼的小城，但到1870年时，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高达63.3%。1867—1933年长江中游的武汉直接对外贸易总值从522342关两猛增为26899040关两，增长50倍。在这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各类工厂纷纷设立，居民生活方式急剧变化，呈现出一派畸形的资本主义繁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内地农村的面貌依然如故，基本上仍停留在中世纪的古老与沉寂之中；就在通商口岸近代工厂纷纷开办之时，内地农村依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把土地视为惟一富源；就在沿海城市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昼夜区分已不明显之时，内地农村仍然信守“日出而作，日入而归”的传统的作息习惯；就在发达地区已经凭借火车、轮船构筑起新的交往关系时，内地农村仍然依赖牛车、帆船作为交通工具……与这些形影不离的，是触目惊心的贫穷、落后和愚昧，显然，近代中国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发展脱节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说沿海城市已经开始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那么广大农村则仍然停留在封建宗法社会中沉睡未醒。

第三，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与人口增长之间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过快，在一定时期超过了生产力发展的速度。1651年由于明末社会动乱，中国人口仅为1063余万，到1751年就达到18181万，从1751年到1851年又猛增到43216万左右。人口增长过快，增加了社会的生存压力，加剧了社会的矛盾。

本来，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不平衡问题，政治经济发展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不平衡表现出两个更为鲜明的特点：一是这种不平衡表现得十分严重，呈现出比较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二是这种不平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是逐渐得到缓解，而是不断加剧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

第一，帝国主义侵略，从世界范围来看，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一般可以分为内发性和外发性两种类型。内发性过渡是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首先孕育形成一种与商品经济、手工工场、自治城市和自由意识为标志的浅结构，然后在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推动下，这种浅结构不断放大并取代旧有封建结构，从而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发性过渡则主要不是社会内部矛盾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后进国家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强力之下，被迫中断原来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从外部移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或改造原有的经济政治的结果。中国正是属于后一种类型。中国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它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带来了中国传统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这个与世隔绝和近乎停滞的东方封建大国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入侵充当了促进人类变革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然而，这种状况远不像人们主观想像的那么好。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终究是一部令人黯然神伤的失败记录。近代中国这种以外力压迫和硬性移植为特征的强迫过渡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历史过程。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以最野蛮的民族征服方式进行的，从“恶毒的有伤道德到鸦片贸易”，从倾销廉价商品、输出剩余资本的巧取，到依靠赤裸裸的政治暴力的豪夺、资本主义的对华侵略，无不浸透着罪恶与血腥。具体说来，一边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公开庇护，一边又施展走私、欺诈等种种勾当，外国资本主义疯狂地对华倾销商品，排挤中华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它们利用优厚的政治特权控制中国的资源，利用巨额资金控制中国的经济。这使得外国资本在同中国本国资本的竞争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发展速度最快，力量增长也最大。1894年，外国资本占近代中国资本总额的60.7%, 1936年达到78.4%，为中国本国资本的近4倍。

第二，封建剥削的不断加重。在晚清政府的统治下，吏治黑暗，几乎无官不贪，“政以贿成”是当时政治的明显特征；百业萧条，市场凋敝，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耕者多无田”；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外债累累，以致无法支持；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战争消耗、巨额赔款、一切战争的灾难、帝国主义的掠夺、鸦片贸易造成的白银外流等等，最终都转嫁到百姓的头上，以致“民不堪命”，反抗的烽火连绵不断。辛亥革命前夕，赋税更加繁重，1899—1911年，河北定县的田赋附加增加了3倍以上，山东莱阳的田赋附加比正额大10倍以上；农村经济加速破产，同资本主义化了的城市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三，独特的地理环境。我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加剧了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首先，我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国，沿海和内地距离较远，沿海发达地区到内地落后地区的辐射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其次，我国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分布极不合理。若从黑龙江的黑河至云南的腾冲划一条线，大约90%的人口集中于这条线以东的地区。后一类地区多属山地、峡谷、荒漠、高原，地下资源虽丰富，但地面条件差，不易生存。这种人口与资源分布脱节的状况，给生产的合理布局和经济协调发展带来较大困难。而且也不可能完全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来解决。

上述三方面原因反衬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剥削的加重，导致中国经济不能自控，国家综合能力弱小。因此，要求建立国家的权威，就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起点。孙中山先生对这一点无疑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19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认为：“中国正处在大规模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而要振兴中华，关键是实现国家主权，为社会的协调发展创造一个基本的前提。1904年8月31日，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说道：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这样一来，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就能解除其他国家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的麻烦”。很明显，孙中山改革中国、提高国家能力的思路，就是通过革命实现政权的转换，在新政府的指导下，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促使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除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重建国家权威创造制度上的前提之外，孙中山先生通过发展实业来提高国家综合能力的理想，集中体现在其《建国方略》系列著作当中，尤其是《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实业计划》正文11.3万余字，主体内容包括六大计划，它宏大地展示了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首先注重铁路和道路之建筑、运河和水道之修治、商港和市街之建设，目标就是要实现货畅其流，国富民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在检讨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时，孙中山更是认为这是经济基础薄弱所致。早在1912年8月13日他就致函宋教仁：“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有大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迫，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动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这段话明确显示了，在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国情背景下，孙中山先生对以国家能力为基础的国家控制能力的建设的重要意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