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与中国政治发展

辛亥革命后，组党热潮风靡一时。据统计，辛亥革命后到民国二年间，全国出现“党”、“会”之类的政治性团体多达320个。其中主要的是原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和进步党等。它们围绕着北京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角逐，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政党政治活动的第一个高潮。除少数御用党和投机性政客集团外，各政党活动大致如下：

首先，利用舆论以进行政治动员。

民初政党非常重视舆论宣传，较大的党派都各自有自己的报刊等言论机关。如自由党的《民权报》、《自由日报》，中国社会党的《社会日报》、《人道周报》、《社会世界》，中华民国工党的《觉民报》，晦鸣学社（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晦鸣录》（又名《平民之声》），中国共和研究会的《共和报》，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的《女子共和日报》等等。国民党、进步党等大党，则各自拥有数十家报刊，遍布许多省市，并创办了自己的通讯社。利用上述舆论阵地，各政党积极进行政治动员，主张“发挥民主立宪之精神，巩固共和建国之基础”，“监督政府、指导国民”，乃至鼓吹“实行共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尽管声音颇为纷杂，相互的攻击有时也相当激烈，但在宣传共和与民主制度方面，大家往往是较为一致的，同时，各政党还举办各种演讲会、报告会，邀约各自领袖及重要成员抒发政见，使得民初政治性的演讲、报告会一度蔚然成风。所有这些，对于民初各阶层民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社会民主氛围的形成，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发展组织以扩大政治参与。

在20世纪初年政治世俗化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各党利用民初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积极谋求组织发展以壮大自己的队伍。1912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合组为国民党后，党势也进一步扩大。鼎盛之际，国民党系统的交通部、支部、分部以及事务所等下属地方组织达数百个，遍及各省、各商埠及海外华侨密集之地。其他党派亦不甘示弱。如共和党，据初步统计，下属支部34个，分部293个；党员人数号称50万，其中仅上海事务所下属党员即达6万余人。除政党系统之外，民初许多政党还设有协进会、研究会、联谊会等专业性、交际性的外围组织，以此作为各自活动的支持性结构，进一步壮大了自己党派的声势。通过政党的组织化渠道，大批党员及其所影响的社会成员更为积极地进入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尽管民初政党的有关活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但它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的参与行为，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阶层成员政治参与行为的扩展，仍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再次，进行选举与议会活动以干预政府行为。

民初政党活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赢得议会多数，进而控制或影响国家政权的运行。在争取议会席位方面，各政党经过宣传和组织上的努力，的确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届国会之中，绝大多数席位落入了国民党、进步党之手。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国民党、进步党同样占有巨大优势。同议会选举方面的辉煌成就相比，民初政党对于政权运转和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和干预却是微不足道的。袁世凯始终不肯让出政权，在重大政治事务上也始终不肯就范于国会，结果国会由名义上的权力机构变成了实际上令不出院门的政治摆设。尽管如此，国民党仍然以国会为阵地，进行了反对和制约袁世凯专制统治的积极努力。甚至同进步党一样，在总统选举、宪法起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也先后采取了反对袁世凯的立场。从实际政治效果看，除较为枝节性的行政问题外，国民党乃至进步党对袁世凯政府的干预和制约基本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后者的完全胜利。因为国会是袁世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本来源之一，他对国会行为的一次次压制和打击，同时就意味着其合法性的一步步的削弱和丧失。及至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肢解进步党以及解散国会，其统治的合法性丧失殆尽，他最后的末日也就快要来临了。

民初政党林立局面的出现，是辛亥革命推动民主潮流发展的表现。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弱小和资产阶级的不成熟，民初的政党潮流又是病态的和畸形的。这突出表现在：政党与社会民众的联系严重不足，所谓的政党活动实际上只是少数党魁的活动；政纲雷同或政纲不明，各政党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跨党现象十分普遍，一个人同时加入几党并不罕见；政党分合变化神速。对于民初政党的上述特点，希诺克斯曾做过如下精辟的概括：“在民国元年陆续组成的新政党，其内涵决不能与欧洲的政党相提并论。它们绝大多数都具传统的习性，入党者不是为了情面，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才加入政党，有些人难以拒绝从各个不同政党来的邀请，而有跨党的现象。它们缺乏定义清晰透彻的政纲，而结合这些有钱阶级的主要力量，个人关系较党纲的力量大得多。简单来说，如水上浮萍，不能在民众间生根。”

由于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活动不体现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内在本质，因而无法保障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政治发展过程的充分展开，但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民初民主共和的政治发展趋向，阻滞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进程，并最终加速了其失败。首先，它扩大了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规模，提高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各新兴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强化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政治基础和政治文化氛围。其次，它在选举中的成功和在国会中的活动，一方面阻滞和延缓了袁世凯政治专制化的进程，一方面从反面逐步削弱了专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最后，由于许多政党在极其重大问题上尚能保持一定的原则立场，这就为它们在袁世凯公开帝制自为之际的联合奋起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基础。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对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积极意义。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的枪声宣告袁世凯独裁政治的开始和政党政治的终结。轰轰烈烈的民初政党政治为什么朝开夕谢？我们可以从政治学与政党学的角度，阐释一下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与其悲剧性结局的关系。

第一，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脱离了中国国情和民初政治发展的具体进程，加剧了资产阶级政党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的政治失误。综观西方政治发展史，其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大规模兴起均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具有相当的实力，政权易手资产阶级之后。而中国民初之际的这种易手极不彻底，竞争性政党政治缺乏必要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竞争性政党政治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形态，它的存在与繁荣有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支撑。而在民初，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极不充分，没能为这一政治形态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到1912年，资本主义还只是初步发展阶段，民族产业资本只有1.5498亿元，在中国全部产业资本中仅占10%，其余的有9.66%为官僚资本，80.28%为外国在华资本。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相应地民族资产阶级成员数量也少。据估计，民初全国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约10万人，只占全国4.068亿人口的0.02%，而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生活的人数就更少了，尚不到本阶级人口的千分之五。以第一届国会为例，在455名身份可考的议员中，民族资本家仅有12人，占统计总数的2.6%；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活动家有45人，占统计总数的9.9%。如果把这两种人加起来都算作资产阶级，也只有57人，仅占统计总数的12.5%。因此，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大规模兴起，没有西方那样的背景。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过程来看，它的出现是一种历史性的错位。

首先，在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中，各政党的政策取向往往只能是温和的、中间性的，难以提出彻底的革命性的政策纲领。西方学者对竞争性政党政治行为进行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数理分析，他们发现，两党竞争的逻辑会迫使政党采取接近选民分布的中间立场，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胜。所以，在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中，各政党的政策取向往往只能是温和的、中间性的。从民初实际政治过程来看，各政党的政策取向确实如此。单以国民党为例，为了能在选举中赢得胜利，国民党提出了“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的口号，不问身份与思想，把大批官僚政客、立宪党人均拉入国民党内。为了一时的政治利益，国民党还降低了自己的党纲，把原同盟会政纲中的“平均地权”改为“采用民生政策”，把“力谋国际平等”改为更为含混的“维持国际和平”，“主张男女平权”一条则索性放弃。在这样的政策取向下，国民党虽然壮大了声势，但党员质量却下降了，使国民党外表强大而实质更加软弱涣散，更加容易分裂。

其次，竞争性政党政治活动以有限的选民为基本对象，进一步疏远了资产阶级政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民初的政党政治与普通民众无缘，活跃于各个政党的多是社会名流。只要小有名气，各党便争抢去发展为自己的党员。如梁启超跨3个党，章太炎跨5个党，汤化龙跨6个党，唐绍仪、张謇跨7个党，熊希龄、赵秉钧跨8个党，黎元洪、陆建章跨9个党，在上海闭门研究佛经的吴廷芳竟被11个党发展为党员。各党发展党员只盯住社会上层人物，至于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劳作的亿万民众，则被各个政党所忽略。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有重要作用的二级政治组织即各种利益集团，在民初的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当时仅资本家阶级拥有一批带有不同程度政治色彩的商会，知识界的团体如教育会等为数更少，其他社会阶级、阶层在辛亥革命以前基本上没有政治性质的合法团体。由于缺乏二级政治组织，民初政党和一般民众严重隔离，影响所及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和政客官僚，不可能对政府形成压力，政党政治因此近乎空谈。

第二，竞争性政党政治活动加剧了民初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内耗，在客观上削弱了民主力量，最终被袁世凯各个击破而同归于尽。民初各政党之间的攻击和内讧表现得极为严重。辛亥革命时，各省时常发生同盟会员和立宪党人之间相互仇杀的事件。辛亥革命后，章太炎退出同盟会，组织统一党，与同盟会格格不入，有的同盟会员甚至主张暗杀他。缺乏妥协意识和政治原则的党争常常忽略重要的政治事务，耽搁了重要的政治时机，不但不能改变革命后混乱的社会状况，反而使政局变得更加纷乱，人们因此而对政党政治大为失望。由于各党派缺乏妥协意识，也妨碍了各党派在反对袁世凯政府的专制倾向的斗争中联合行动。在同盟会（国民党）对袁世凯的斗争中，与国民党处于对立位置的其他政党站在袁一边，配合袁打击同盟会（国民党），这使袁的以党制党策略得以大行其道。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进步党人支持袁世凯撤消了国民党籍议员的议员资格，幻想借此组成进步党人占多数的国会，结果是袁世凯完全取消了国会，这是极端对立的党派意识被专制势力利用以坐收渔翁之利的典型事例。此外，由于相互之间强烈的敌对情绪，各个党派经常利用报刊任意攻击诽谤对方，使新闻报道与评论失去了基本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起不到充分表达民意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在这种缺乏舆论监督和政治规范的环境里，实行民主政治显然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