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作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发展史册上，写下了最早的光辉篇章，成为中国政治发展实践起点的开创者。孙中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政治发展实践起点的人格化的代表，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孙中山正确的思想方法、对国情的深刻了解和不断的探索精神。当孙中山踏上社会政治舞台时，就已从宏观的视野去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密切联系，在对“世界潮流”大趋势理解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他能够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并非偶然，是与他受的“欧洲式教育”分不开的。他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学习十余年，较为广泛地接触和了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门户刚刚被强行打开的中国社会中，孙中山的这种境遇是罕见的。对世界的了解，使他不再局囿于长期闭关锁国所造成的偏狭观念。毫无疑问，开放的观念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主旋律之一。但是，他从来不盲目膜拜和全盘接受外来事物，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使之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相结合。他多次申明在仿效“欧洲的生产方式”时“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不要“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他反复指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因之“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否则，便会给国家、民族带来“退化”和“危险”。他经常表示，凡事“要合乎中国国情”。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他非常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把正确掌握国情列为办事之首。正是这种思想方法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走上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轨道。并且，这种对国情的了解和认识，还增强了孙中山不断探索的精神。

诚然，中国的国情是十分复杂的，对国情的认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是个现代化起步很晚、长期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当西方的英、美、法诸国已经走完自己的政治发展进程，步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之中时，中国还滞留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后来只是由于外来强力的干预，迫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解体，才开始了蹒跚的现代化之行。及至西方列强以其现代文明展示无可争辩的优越性之后，中国一部分先进分子，从“睁眼看世界”到自觉学习，探讨仿效，走西方政治发展之路。这有如毛泽东所描述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在这样一股延绵不断的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先进的中国人逐渐地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必须结束传统的专制政治，在中国实现某种程度的政治民主化。由于参照系的歧异，加之对中国国情的不同理解，在中国近代的思想舞台上，曾出现过若干种具体目标取向不同的民主政治学说。围绕着这些不同的方案和模式，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实际政治运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意义，推进了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进程，辛亥革命更是终结了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统治，把中国政治发展引上了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然而，对于一种政治文明形态转型来说，革命仅仅为这种转型开辟了道路，现代政治文明要全面确立，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孙先生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最后成功，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他无力为其所要建设的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武昌城头的炮声虽然震塌了帝制、催生了民国，但“走向民主”这一主题在中国的展开，却可谓山道弯弯、水雾重重、步履艰难。以资本主义民主为目标取向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注定是实现不了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脱离了中国国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纪念孙中山先生》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由于中国国情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一阶级及其政党提不出切合国情的反帝反封建纲领，看不清切合中国国情的暴力革命道路，找不到切合国情的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的实际手段。所以，他们的种种方案是注定实现不了的。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由于鸦片战争后特殊的历史国情，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格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由此造成了这一阶级的先天不足。毛泽东写道：“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软弱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动摇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以下特点：（1）近代工业基础薄弱。由于没有经过简单协作和手工工场阶段，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缺乏物质准备。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主要由地主、官僚、买办转化而来，近代机器工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有限的封建地租剥削或银行贷款，所以力量很小。（2）工业发展的原动力不足。由于没有资本原始积累的条件，中国资产阶级不能获得工业革命的助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得到帝国主义的保护，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得到国家帮助去剥夺农民的土地，只能在帝国主义造成中国农民破产时吸纳若干工人；至于在世界已经被列强分割完毕的帝国主义时代，以中国民族资本之弱，向海外扩张掠夺更不可能。这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国家工业化的足够原动力，也就不可能出现西方资本主义那样迅猛的工业革命。（3）处于没有平等竞争条件的国际环境中。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时候，不但要同落后的封建经济竞争，而且要同当时最先进的帝国主义经济竞争。由于帝国主义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他们在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中掺入了政治干扰因素，竞争是不平等的。（4）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政治上失去独立地位决定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独立地发展，这种情况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表现在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表现在民族资本主义不能不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而遭到失败。戊戌变法的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主要人物不是实业家，而是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而且他们所依靠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才刚刚从地主、官僚、富商中分化出来，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力量。所以，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不敢发动群众也不愿发动群众，本身又十分乏力的情况下，不得不在敌对阵营（当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是敌对势力）的同情者身上寻求支持：一是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以托“庇护”；二是寄希望于袁世凯，依靠他的军事力量“勤王”保驾，保护变法。这除了说明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缺乏本质的认识外，还说明他们自身十分软弱和动摇。因此，当袁世凯告密、慈禧翻脸、光绪被囚、帝国主义分子袖手旁观之时，变法便一触即溃，只好引颈待毙了。

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资产阶级的软弱和经济基础的薄弱。由于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政府已到了难以支撑的边缘。据胡汉民回忆，有一天，“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指孙中山）即批给20万。余奉令到财政部，则金库只存10洋”。由于软弱，他们就不能动员本阶级的力量，并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首先，他们并没有把本阶级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本来就很微弱，但在革命过程中，除同盟会的骨干外，有相当一部分处于观望状态，大多数人没有像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在本国革命中那样焕发出较高的革命热情。当临时政府财政拮据无法支持下去的时候，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热情竭力援助。即使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同盟会，在革命过程中也没有统一思想、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统一行动，从总部到支部都处于组织涣散状态，经常发生组织分裂、另组他党的情况。如武昌起义后，章太炎公开宣布脱离同盟会，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武昌起义的重要人物多被搁置一边，于是这些人联络一批失意的同盟会会员和一些官僚政客，另树一帜，成立民社，反对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其次，他们也没有把所有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孙中山等革命派由于软弱和阶级偏见，没有胆识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没有把军队完全置于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所以当袁世凯向革命派反扑时，孙中山竟没有建立起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与之相抗衡，以致当年参加辛亥革命的军队纷纷落入军阀之手。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不得不利用军阀打军阀，结果受到了西南军阀的排挤，出现了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只得哀叹南北军阀实乃“一丘之貉”。

第二，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民族资产阶级提不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发展纲领和保障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这一政治发展目标。

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明显特点，是伴随外国入侵、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载体——资产阶级发展起来。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是推动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主体性力量。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逐渐扩展开来，并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是当时首要的政治目标，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并没凸显出来，尽管当时外国列强早已侵入，丧失民族独立已成为现实危险。毫无疑问，无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还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在争取建立的政体形式上虽然不同，在实行的手段上更是泾渭有别，但是他们都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质目标是一致的，这反映出他们把握住了这个阶段政治发展的主流。但对民族独立这个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问题，他们却未予回答。康有为是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而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则是把这个问题混淆和颠倒了。他不是把民族独立视为整个中华民族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统治下求解放的问题，而认为是汉族反对满族的问题；不是将它归结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是归结为对内反对民族压迫。诚然，反对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革命意义，但这主要是民主问题，不是民族独立问题。孙中山把民主、民族问题混淆，把对内、对外颠倒，这就从一个侧面偏离了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航道。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来看，当时除了已具备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一目标的充分条件外，也具备了提出保障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这一目标的充分条件。从鸦片战争开始，民族独立问题即已存在；到1894年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战争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帝国主义已经完全勾结起来。国家主权大半丧失，独立名存而实亡。在这种明显的事实面前，提出保障中华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必须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结合起来进行。然而孙中山等却把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分割开来，强化反封建而弱化反帝，这充分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这也是他们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终归失败的重要原因。

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汲取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失败的教训，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即把反对封建主义以争取民主、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列为两大目标，并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放在更主要的位置上。这就全面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两个主要矛盾。紧紧抓住这两个矛盾，寻求对应的手段和方法，加以解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未能找到切合国情的动员与组织群众的实际手段。

选择合适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手段，使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更为积极自觉地成为政治发展过程的主体性力量，对政治发展进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按照西方经验，政治动员往往以合法或半合法的方式进行，手段主要是文学性的舆论宣传；至于政治参与，则在资产阶级掌握全国政权后大规模展开，其具体渠道主要是以个人投票行为为基础的选举。对此，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奉之为圭臬，其主要活动就是舆论鼓吹，争取宪政。但是，中国不是西方，中国政治也不是西方政治。在政治动员方面，中国当时的统治阶级极其凶残，有着极其严格的思想控制制度，不允许任何实质性反对舆论的合法存在；同时，国民文化素质较低，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语言文字性的舆论宣传；在政治参与方面，统治阶级极其反动，不可能自动推行宪政。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束缚和集体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民众的政治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挫伤，“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因而，民主程度、自由程度较低的中国民众参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式不可能是西方的以投票为基础的选举活动，他们更适合于接受以某种组织为媒介的集体型参与，而不太留心以投票行为为基础的个人型参与。结果，西方意义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方式，在中国承担不了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任务。孙中山长期认识不到这一点，影响不了广大群众，因而他的军事行动往往流于军事冒险，甚至反被军阀利用。至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对民众的影响就更是微乎其微了。所以，他们也就领导不了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深入展开。

根据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与具体国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发展的实践中选择并有效地运用了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手段，通过普及政治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行和树立先进典型等方式，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自觉性，从而赢得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主体地位，最终促进了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顺利展开。

历史发展表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他们领导的革命不能胜利。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活动是徒劳无功的，相反，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全过程中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一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功绩，首先是把中国的民主革命真正开展起来，使其具有了真实的内容。中国政治发展在工人阶级参加以前的真正成果，并不是每次斗争的具体目标是否达到，而是对政治发展任务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以及人民群众越来越广泛的参加。正是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他们的斗争最终失败了，但他们奋斗的意义被更多的人理解了，并且终于唤醒了一个新的革命阶级——工人阶级。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不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取代。始终坚持战斗，但却屡遭挫折的孙中山积极迎接历史的转变，他带着长期革命斗争——特别是辛亥革命的经验投入新的战斗。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以革命精神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晚年的理论和实践适应了历史的特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了三十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终于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

复习思考题

1．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原因何在？

2．清末新政的失败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启示？

3．同盟会的成立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有何意义？

4．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

5．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以悲剧性结局告终的原因。

6．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