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弈之为艺

琴声、棋趣、书韵、画事，一向被当作文人雅事。在这“四艺”中，“琴”与“制礼作乐”有关，“书”首先是用于实用的书写，“画”为描型写物，琴、书、画以后都慢慢发展成为审美活动。而唯独“棋”，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戏”。围棋作为一种竞技性的“游戏”，以争胜负为要。那么，它是如何被纳入中国传统的“艺”的范畴的，它与其他的“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20世纪，随着中国“艺术”的转型，它又是怎样回归到它本来的位置——竞技中的，正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课题。

一

围棋不知产生于何时？

关于围棋的起源，最古老、流传最广的是尧舜发明说。战国史官撰写的《世本·作篇》中就有“尧造围棋，丹朱善之”的记载。东晋张华《博物志》则进一步说明了发明围棋的动机：“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宋代罗泌《路史·后记》进一步发挥曰：

帝尧陶唐氏，初娶富宜氏，曰女皇，生朱骜很媢克。兄弟为阋嚚讼，嫚游而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

围棋由尧舜发明，在古代几成定论。国外棋界也深信不疑。享保十二年（1727）正月二十九日，日本围棋四大门派（本因坊、井上、安井、林）掌门人签了一张承诺书：“围棋创自尧舜，由吉备公传来。”《大英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分别记载围棋于公元前2356年和2300年由中国发明，这大约是他们所估算的尧舜在位的时间。

但是，仔细想来，尧舜发明围棋说并不一定可信。首先，从中国传统思维的角度说，人们往往喜欢把一些物品的发明权交到某位圣贤手上，以此使它拥有一种不平常的身份，获得存在的依据。

其次，《世本》亡于宋，现存《世本》乃清代王谟孙、陈其荣、张澍等人的辑本。唐代欧阳询编辑《艺文类聚》，在《巧艺部》“围棋”条下，广收前人有关围棋的各类文字，却只录张华的“尧造围棋”，而不录《世本》“尧造围棋”，很可能《世本》并无此说。后人所辑《世本》之说反而有可能本自张华《博物志》。况《博物志》不过是魏晋的志怪小说，多记神怪传说之事，可信度颇可怀疑。

其三，从词源学的角度说，“围棋”之说始于西汉，刘安《淮南子》有“围棋击剑，亦皆自然”的说法。先秦古籍中无“围棋”一词。“棋”单独使用时，专指博棋。围棋一般称为“弈”或“奕”。许慎《说文解字》:“弈，围棋也，从廾，亦声。”廾的古文字为艸，乃两人举手握棋对局的形象。《世本》的“围棋”一词，不合战国时的用词习惯。

种种迹象表明，“尧造围棋”仅为传说，并无有力的证明。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尧造围棋”说中，《世本》说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叙述，而《博物志》却突出了一个“教”字，开启了“围棋教化论”之先河。而到宋代，罗泌强调的“为制弈棋，以闲其情”。这一“闲”字，一“情”字，则与琴书画有了内在相通处。它突出了围棋的“陶冶”功能，琴棋书画，皆为怡情养性之物，所谓“琴令人寂，棋令人闲”是也。

与此相应，孔子在《论语·阳货》中也提到围棋：“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古代常常博弈并称。“博”即六博，“弈”指围棋。“博”又称为“簙”。《说文》载：“簙，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从竹，博声。”六博大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已相当流行。《战国策·齐策·苏秦为赵合从章》载：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芋、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而富，志高而扬。

孔子以“博弈”并举，认为它胜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说明当时社会已开始出现有闲阶层，他们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从事求“温饱”之外的事情。这为博弈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孔子的目的在于对人们的闲暇生活提出引导。

在这里，博弈都是一种“戏”。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源于游戏。艺术，从本质上说，都是人的一种精神的游戏。人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便会生出种种精神的需要，于是有了游戏。当游戏与审美联系在一起，它便成了艺术。“弈”后来被归于“艺”之中，当有这一层关系。

战国时的另一本书《关尹子》中，也有一则与“弈”有关的记载：“习射、习御、习琴、习弈，终无一事可以息得者。”

射、御属儒家“六艺”，琴亦与“六艺”之一的“乐”有关。“弈”与之并置，客观上承认了“弈”与“六艺”的亲缘关系。当然，射、御、琴，都是有用之“技艺”，独“弈”乃游戏之“技”。虽胜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若沉溺于此，则可能“玩物丧志”。所以孟子在《离娄下》中把“博弈好饮酒”列为世俗五不孝之一。

秦汉时期，各阶层的人都热衷于博塞活动，“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围棋颇受冷落。西汉初军人当政，武风大盛，人们好喧嚣、逐财利，“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博戏靠掷骰子行棋，变化简单，带有强烈的赌博性质，与技术性较强的围棋相比，更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而另一方面，汉代，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氛围下，围棋的竞争、平等意识与儒家仁、礼之道相冲突，围棋被当作“失礼迷风”、“简慢、相轻”之物被贬抑。围棋面对来自“上”的贬抑与“下”的敬而远之，处在夹缝中，难以获得正常的发展，也就是必然的了。

围棋在东汉开始获得较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观念的转变。这就是从“道”的角度确立了围棋的意义。东汉初的班固（32—92）有感于“博行于世而弈独绝”，作《弈旨》，肯定了围棋的正面意义：“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首开了儒家从正面的角度论棋的先河。围棋在“技”与“戏”之外，又成为一种“道”，围棋也就有了存在的依据。

不过，班固对围棋的褒扬，似有夸大之嫌，博弈终究只是“戏”而已，班固自己心里大约也明白。《汉书·景十三王传》谓汉广川王“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看来，文辞、方技、博弈、倡优，皆属一个类型。当然，这其中，“文辞”又比“博弈”地位稍高。《汉书·王褒传》载：

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侍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博弈既无益于兴、观、群、怨，连“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不能，只能与“倡优”为伍了。

这里涉及两种文艺价值观：功利与游戏。功利观强调文艺的外在功能，游戏观则更重视人的感性愉悦。在汉代，随着辞赋的出现，“文辞”与“文学”开始有了区别。“文学”还是沿用先秦的用法，多为经学、史学、律令、礼仪之“学”, “文辞”则与“文章”同义。辞赋的出现，使“文”逐渐摆脱“学”，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强调了辞赋与被奉为“经”的“古诗”的共通之处，“小者辩丽可喜”，则预示了另一种审美习尚。就像汉代朝里朝外，“俗乐”逐渐取代“雅乐”。“雅”是典正规范的宫廷乐舞，“俗”则是那种感性自由的民间乐舞。“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郑声”作为俗乐舞的代表，其功能即在于“虞说耳目”，在娱乐与放纵中获得情感的宣泄。“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倡优博弈之事，正体现了这种感性化、世俗化、娱乐化的趋势。当然，对其不同的评判，往往体现了各自的价值取向。

东汉李尤（44—126）有一《围棋铭》：

诗人幽忆，感物则思。

志之空闲，翫弄游意。

局为宪矩，棋法阴阳，

道为经纬，方错列张。

这可以说是“诗”与“棋”的第一次平等对话。诗人一方面“感物则思”，一方面在“志之空闲”之时，“翫弄游意”。“翫”即“玩”，有戏狎之意。“弈”大约便属于这样一种“游艺”。“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既可通于天地人世之“义理”，又可为纯粹“游心”、“游戏”之事。“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天德悠且长，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几时，奄若风吹烛。嘉宾难再遇，人命不可续。齐度游四方，各系泰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在俗与仙、死与生之间，游于艺，游于世，游于心，游于仙，围棋之类的“玩物”，似为世俗中的人提供了一种精神超越之径。这也预示了“弈”之为“艺”的一次重要转型的开始。

二

汉代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定型期。一方面，隶书取代篆书，成为书之范型；另一方面，楷书、草书兴起，书法逐渐由实用走向鲁迅所谓的“饰文字以观美”，成为着重表现人之情性的书法艺术。东汉末的蔡邕作《笔论》，强调“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与此同时，当最为“任情恣性”的草书兴起时，也有人大为不满。赵壹作《非草书》，谓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不过为抒发“小志”, “背经而趋俗”，无益于“弘道兴世也”，乃所谓“小道”, “伎艺之细者耳”，因为：

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於政，而拙无损於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

与此相应，三国时，因社会纷乱，礼乐秩序崩溃，清谈游乐之风大盛，吴太子孙和感于博弈“妨事费日而无益于用”，命韦曜作《博弈论》。谓“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其实，三尺之枰，“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伎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孙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之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

《非草书》与《博弈论》，在价值取向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实用主义的艺术观，在魏晋却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当“艺”日益成为一种自由、快乐之“戏”，艺术也就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

魏晋时，围棋观念的一大变化就是确立了围棋作为“戏”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并将它纳入“艺”的范畴。戏者，游戏也。汉以后，社会的纷乱，文人士子的命运在各种政治旋涡中常常朝不保夕。何况人生本来就苦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曹植）, “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孔融），在此乱世，连生命本身都飘如转蓬。舍弃功利，及时行乐，便成了社会的一种普遍风气。于是，“戏”便成了他们人生中的重要内容。

魏晋士人把足以引起人的精神愉悦的活动都称为“戏”。诗酒琴棋山水，成了他们人生之乐的重要内容。著名的竹林七贤，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常常酣饮高卧，笑傲山林，在身心的释放扩张中体验一种自我解放的感觉。有时，甚至连谈玄论史都成了一种“戏”：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余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如果说儒家传统把“戏”与“道”对立起来，魏晋士人则让“戏”具有了独立的人生意义。这种游乐意识凸现了人的生命意识和自由意识的觉醒。所谓魏晋风度，正是这一意识的体现。而围棋，被称为“手谈”、“坐隐”、“忘忧”、“烂柯”，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魏晋士人精神存在的一种方式。

“坐隐”之说，源于东晋王坦之。《世说新语》云：“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王坦之因官居北中郎将，世称王中郎。他对围棋情有独钟。据《世说新语》载，他在守丧时，有客来访，竟置礼教于不顾，而与客对弈。这一方面表现出魏晋士人的名士风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其对围棋的痴迷程度。

“忘忧”之说，出自东晋的另一名流祖纳。祖纳之弟即是历史上有名的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壮士祖逖。祖逖素有大志，无奈时运不济，在北伐中因孤立无援而失败。祖纳对弟弟的失败十分痛心，终日弈棋。朋友王隐劝他珍惜光阴，祖纳答曰：“聊用忘忧耳。”王隐进一步劝曰：“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后忘忧哉！”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

称围棋为“烂柯”，则出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王质观棋烂柯的传说。这传说首见于南朝梁代任昉的《述异记》：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樵者王质，伐木入山，见二童子下棋，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觉饥，以所持斧置坐而观，局未终，童子指谓之曰：“汝斧烂柯矣！”质归故里，已及百岁，无复当时之人。

称围棋为“手谈”，始于晋代。《世说新语·巧艺》篇云：“支公以围棋为手谈。”支公者，东晋一高僧也，名遁，字道林。据称少时聪颖好佛，25岁出家，善结交名流，清谈玄义，别出心裁，称围棋为“手谈”，乃以“手谈”代“清谈”也。

有意思的是，关于围棋的这些别称，都出自魏晋时期，这就不是偶然的巧合了。“坐隐”、“手谈”、“忘忧”、“烂柯”，这种围棋观同时也折射了这个时代的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犹如平地惊雷，震撼了整个社会。在对纲常名教的厌弃中，山水、围棋之乐，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士子。“坐隐”、“忘忧”，在尘俗的世间，也能体味到精神归隐之趣，何乐而不为？“手谈”使围棋在玄言清谈家手中，有了独特的功用。而“烂柯”，则更使人超越凡俗的世间，体会到一份仙界之乐了。

中国传统文人都面临着“仕”与“隐”之间的两难选择。“车千乘，马千匹，强弩千张，统百万雄师指麾如意；酒一斗，茶一瓯，围棋一局，约二三知己畅叙幽情。”北戴河沈园的这一楹联，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子的生存状态。大丈夫一方面当自强不息，以求立言立德立功；另一方面，社会的昏乱，又常常使他们空有抱负不得施展，只好退隐山林，寄情于山水泉石、诗酒琴棋，作精神的逍遥之游。当然，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亦仕亦隐。围棋，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游戏的艺术，以自由、快乐、和谐与美为旨归，正好切合了士大夫的精神需求。

于是，围棋也就不再仅仅是“戏”，而同时成了一种“艺”。儒家历来只重视六艺，其他艺能则被轻视。魏晋士人则把围棋之类玩物也纳入“艺”的范畴。曹魏文士邯郸淳著《艺经》，首立围棋一目，刘义庆《世说新语》将围棋归入“巧艺”，蔡洪《围棋赋》称赞围棋“握众巧之至权”，沈约更称围棋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这为唐代将围棋正式与琴、书、画并称为“四艺”奠定了基础。

围棋在南北朝时，形成了中国围棋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代。这一方面与魏晋以来的社会风气有关，同时也是历代皇帝大力提倡并使之制度化的结果。曹魏时代的曹操、曹丕，晋武帝司马炎，都是好弈之人。南朝各代皇帝，更是承接两晋遗风，且大有变本加厉之势。好弈的宋明帝首设“围棋州邑”，作为职掌围棋事务的专门机构。齐梁时，又确立了皇家品棋制度。齐武帝萧赜、梁武帝萧衍时，曾举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品棋活动。南朝文化，以梁最盛。诸帝重文好艺，开启此风气者即为武帝萧衍。梁武帝兼通六艺，史称“文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律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梁武帝好书法，曾与陶宏景论书，并留下书论两篇《草书状》、《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性好棋，尝招棋士和大臣对弈，观棋每“达旦不辍”。他还撰有《围棋赋》、《棋评》，并令柳恽“品定棋谱”，编为《棋品》三卷，命沈约作序。

棋品制度的创立，一方面与当时品第人物、按品授官的文官选拔制度有关，又是魏晋时代士人品藻风气使然。在这种品第人物的风气之下，在各个艺术领域都出现了以品命名的著作。所谓“撰录名氏，随品详书”。南朝钟嵘有《诗品》，谢赫有《画品》，庾肩吾有《书品》，围棋则有《棋品》。当一种艺术需要由专门的机构或人来品定等次时，至少说明，它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并且已被纳入正统的知识体制中。

“品”即“品味”、“欣赏”。这些以“品”为名的著作，一方面包含对其所“品”的艺术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也涉及对“品”的对象的价值评判。正像《画品》提出了绘画六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法。《书品》看中“天然”与“工夫”的结合，以“天然”为最高境界，为后世“神、妙、能”的划分法奠定了基础。钟嵘《诗品序》则提出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感物”说与“文已尽而意有作余”的“滋味”说。《诗品序》还拿“诗”与“博弈”相比：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

论诗之“技”，可以“博弈”之较技推之。反过来，论弈也可用诗、乐的审美标准，沈约《棋品序》谓：

弈之时义，大矣哉！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合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

在中国古代，“艺”有“技艺”与“道艺”之分。“道艺”指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甚至就指六经。“技艺”则是各类“术”、“技”，如医、卜、相术、博弈等，执此业者则为“技艺之徒”。韦曜说围棋“考之于道艺，则非孙氏之门也”，沈约则说它“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上艺”，大约就是韦曜所钟情的“道艺”。沈约不仅肯定了围棋是“艺”，同时还强调此“艺”非彼“艺”，固然有拔高之嫌，但也表明，围棋从此正式拥有了“艺”的身份。

三

魏晋时，围棋开始被纳入“艺”的范畴。而到唐代，围棋则正式成了琴棋书画“四艺”之一。最早将琴棋书画并称的是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评介唐初僧人辩才的艺术才能时说：“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在古代的帝王和文人士大夫中，不少本来就是多才多艺，当围棋也像琴、书、画一样，成了衡量一个人艺术才能和人生修养的重要方面，它在提高了围棋地位的同时，客观上也就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和文化价值取向。

当然，这种“艺术”地位的提高，首先有赖于一种权力机制。唐太宗、唐玄宗都是著名的围棋爱好者。《旧唐书·裴寂传》说太宗下棋到了“通宵连日，情忘厌倦”的程度。玄宗更是留下许多嗜棋故事。他们不仅嗜好下棋，还设置了新的棋官制度，这就是棋待诏的设置和棋博士的出现。宋代欧阳修等撰《新唐书·百官志》载：

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初，内文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内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算、棋各一人。开元末，馆废，以内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

内教博士中有书、棋之类的博士，“棋”指围棋，也可以包括其他棋类游戏。而唐玄宗首创了翰林棋待诏制度。所谓待诏，就是指待命供奉内廷、专门侍奉皇帝的人。《旧唐书·职官志》载：

翰林院……，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禀之，日晚而退。

翰林院是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机构。但其中棋待诏之类的地位并不高。“翰林初置，人才与杂流并处，其后杂流不入，职清而地禁，专以处文章忠贤之士。”所谓“人才”，即指以文学经学见召者，“杂流”是指包括围棋在内的以诸艺见召者。“其后”是指明清而言，那时“杂流”已不能入翰林了。

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王积薪、王叔文、王倚、顾师言、滑能、朴球等人。其中朴球还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棋待诏的出现，成为围棋之“艺”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一种标志。

与此同时，弈棋这种雅事在文人中也普遍流行开来。白居易有一组《和春深二十首》，其中第十七首写到：

何处春深好，春深博弈家。

一先争破眼，六聚斗成花。

鼓应投壶马，兵冲象戏车。

弹棋局上争，最妙是长斜。

“博弈家”类似于今天的私人俱乐部，这里设置了围棋、投壶、象戏、弹棋、双陆等多种棋戏，供人娱乐。它们反映了这些棋戏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情况。唐代经济发达，社会安定，城市繁荣，上层风尚追求奢华与享乐。《国史补》云：“长安风俗，自贞元（德宗年号）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在这种“仆马豪华，宴游崇侈”的风气之下，博弈之风长盛不衰。它也就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刘禹锡在《论书》中说：

吾观今之人适有面诋之曰：“子书居下品矣。”其人必逌尔而笑，或謷然不屑；诋之日：“子握槊弈棋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愧，或艴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艺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众尚之移人也。

重六博而轻六艺，以善弈为荣，以不善弈为耻，使弈棋成为一种时尚。时尚，即某种在一定时期在社会上或某一群体中普遍流行的生活方式，它具有攀比效应，从众原则，直接影响到人的观念和行为选择。围棋因其特殊的魅力，拥有众多的爱好者。特别是在文人士大夫中，几乎都会下棋，如王勃、杜审言、卢藏用、王维、张说、刘长卿、杜甫、岑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王建、张籍、卢伦、韩愈、贾岛、杜牧、段成式、温庭筠、李商隐、司空图、杜荀鹤、张乔等。像白居易，44岁被贬江州司马前，并不会下围棋。元和十年（815）他曾在《与元九书》中对元稹说：“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而他一旦学会围棋后，就深深地迷上了，“晚酒一两杯，夜棋三数局”, “花下放狂冲黑饮，灯前起坐彻明棋”。这固然有官场失意、以棋消忧的原因，但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时尚影响的结果。当围棋成了一种高雅的艺术，会棋与否，便成了衡量一个人的艺术修养的标志之一，一向以风雅自许的文人，自不肯被人目为“愚拙”了。

宋代，随着社会的稳定，才艺超群的宋太宗及以后历代皇帝对围棋的大力提倡，加上宋代的都市取得很大发展，居住在都市中的市民阶层，一般生活比较稳定，且有一定的闲暇时间，瓦舍勾栏、茶楼酒肆等，成为市民阶层经常光顾之地。娱乐，成了都市生活的一种时尚，棋戏获得广泛的普及。围棋不仅在宫廷、官宦、文人士子阶层中大为盛行，同时也逐渐由庙堂入民间，获得许多市民的喜爱。其中一些人甚至因嗜之过甚，终日沉溺其间，不能自拔，以至废业弃官。刑居实《拊掌录》载：“弈者多废事，不以贵贱，嗜之者率皆失业，故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明人沈得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技艺·宋时浑语》载：“北宋全盛时，士大夫耽于水厄（指品茶），或溺于手谈，因废职业而白简去位者不绝，时人因目茶笼曰‘草大虫’，楸枰曰‘木野狐’。”可见棋风之盛。

当某种“艺”成为城市市民生活的时尚，就会相应出现一些以此谋生的职业艺人。宋代的待诏制度进一步完善。北宋从太宗到仁宗、神宗、哲宗各朝，均设有翰林棋待诏。与此同时，宋代还设有书画院。这些琴、棋、书、画艺能之士，便成为宫廷所豢养的职业艺人。另一方面，社会上还出现了以棋谋生的棋师、门客、棋工。这些棋师、门客，乃是社会上真正的“游艺”之士，有的被邀到达官显贵府上，作棋艺表演，有的专门陪达官或教其家人下棋，成为“闲人”、“食客”一族。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载：“闲人本食客，……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说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

这种闲人食客也是门客性质的人，按耐得翁《都城纪事》所说，他们“艺俱不精，专陪涉富家子弟游宴及相伴外宦官员到都干事”。一些棋手以棋谋生，又不愿作门客，则往往在市肆设局，靠陪人、指导人对弈乃至赌彩为生，这就是所谓的“棋工”。他们地位虽不高，生活也缺少安定感，但较为自由，茶馆常常是他们最基本的活动场所。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棋工”，围棋才得以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城市中下阶层中普及开来。

两晋南北朝时，下围棋多集中在官宦及文人士子阶层，尚无职业棋手，各色人等，都可以登录于“棋品”中。唐宋棋待诏制度的出现，使围棋开始出现职业（或半职业）与业余之别，两者的水平差距也被拉大，同时也导致了围棋观念的差异。魏晋六朝既注重围棋的艺术性、趣味性，又重视其竞技性的一面。到唐宋时，则开始出现分化。对带有职业性质的棋手来说，下棋是谋生的手段，一局棋的胜负往往关系到一家人的饭碗和一己的前程，务必以争胜为本，使其围棋观亦带有较浓的功利性、竞技性色彩。对贵胄、文人士子来说，下棋主要是为娱乐和艺术性的追求，所谓陶情怡性、修身忘忧，风流雅事也，围棋更多地被当作了一种游戏、一门艺术，而不重其竞技性。从而导致了围棋作为竞技与作为艺术的分野。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古代当某种“艺术”一旦成为职业，操此职业者成为“技艺之徒”，地位便急剧下降。王明清《挥麈余话》曾记载宋代棋待诏沈之才的一段遭遇：

沈之才者，以棋得幸思陵，为御前祗应。一日，禁中与其类对弈，上谕曰：切须仔细。之才遽曰：“念兹在兹。”上怒曰：“技艺之徒，乃敢对朕引经耶？”命内侍省打竹篦逐出。

棋待诏乃国手，实际上却不过是充当帝王享乐的工具。并且，在皇帝眼中，他们终不过是“技艺之徒”，竟还敢引经据典，那就叫不识天高地厚了。

文人士大夫虽然好棋，但他们仅仅是把棋当雅戏，骨子里是瞧不起以“艺”为职业的“技艺之徒”的。与此同时，文人们以棋为一种爱好，就像他们好在绢、纸上随意挥洒、笔走龙蛇一样，棋又成了一种雅尚，一种赏心乐事。各种棋社棋会，便成为他们遣闲情、悦心意之地。欧阳修《醉翁亭记》写“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懽也”的热闹场景。南宋诗人楼钥的不少诗都是以棋社棋会为题材，有一首《次适斋韵十首·棋会》：

归来乡曲大家闲，同社何欣取友端。

无事衔杯何不可，有时会面亦良难。

少曾环坐坐常满，赖有主盟盟未寒。

琴弈相寻诗间作，笑谈终日有余欢。

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大家一起下棋、弹琴、饮酒、赋诗、闲谈，其乐融融。宋代文人之“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游戏化，“艺术”成为一种雅玩。诗、文、琴、棋、书、画、茶、古董、园林，皆成为玩的对象。欧阳修以“学书为乐”，他非常欣赏苏舜钦关于“人生一乐”的思想，并在《试笔·学书为乐》一文中称：“苏子美尝曰：‘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米芾以书画为“戏墨”, “要之皆一戏，不当问工拙。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书画都不过“自适其志”而已。

苏轼亦认为书画的最大作用就是“悦人”与“自娱”。“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意逍遥游。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消百忧。”苏轼还第一次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

有学者将“士人画”（文人画）的特点概括为：（1）逸品追求；（2）人品意趣；（3）以神写形；（4）尚简；（5）诗书画的汇通。一句话，它更多地体现了文人的意趣，而有别于那些以“艺”为饭碗的“匠人”。《圣朝名画评》记隐士兼大文人李成语云：“吾儒者粗识去就，性爱山水，弄笔自适耳。岂能奔走豪士之门，与工技同处哉。”

于是，棋有文人棋和棋士棋，画有文人画与画师画，两者在品位上也便分出了高下。只是书、画孰好孰坏，由文人说了算。棋枰对弈，却是立马就要分出高下来的。文人往往技不如人，索性看淡胜负。苏轼自谓素不解棋。有一天，他游于庐山白鹤观时，在古松流水之间见儿子苏过与人弈棋，他坐而观之，竟日不以为厌，并作《观棋》诗，以记其事：

五老峰前，白鹤遗趾。

长松荫亭，风日清美。

我时独游，不逢一士。

谁欤棋者，户外屦二。

不闻人声，时闻落子。

纹枰对坐，谁究此味？

空钩意钓，岂在鲂鲤。

小儿近道，剥啄信指。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把围棋只当作陶冶性情之物，风流儒雅之事，超脱胜负，也就有了一份“胜固欣然败亦喜”的潇洒。徐铉《棋赌赋诗输刘启居奂》强调“本图忘物我，何必计输赢”。王安石也有《棋》诗云：“莫将胜负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下棋当然要争胜负，文人们却时时追求着胜负之心的超脱，仿佛要在超脱中才能真正领略棋道之真谛。围棋的游戏化、艺术化，对竞技性围棋的卑视，标志了士人围棋观念的确立，它也影响到其后中国围棋特别是文人士大夫之棋的走向。

四

明清是中国古代围棋发展的最高峰。国手辈出，棋艺理论著作亦蔚为大观。但这种繁荣主要不是源于皇帝之好。朱元璋当政后，追求淳朴的农业社会的道德理想，务本逐末，敦本厚俗，严厉惩处“荒逸游惰”之民，还一度禁绝民间博弈之戏。周漫士《金陵琐记》载：

明太祖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

明前期，虽仍保留了翰林棋待诏，但统治者对此并不重视，棋待诏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力已大为削弱。但另一方面，明代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为围棋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随着禁棋令逐渐被解除，仕宦阶层大力参与围棋活动，延请棋手，推动了围棋热朝。而城市市民的娱乐需求，更为游艺棋戏之类提供了市场，使棋手在没有皇室供养的情况下，也能挟一技之长自谋生路。正是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围棋逐渐脱离官方权力机制，开始了作为一种竞技性游戏的独立自足的发展时期。

清《宁波府志》有一段关于明初著名棋手范洪的记载：

范洪，字元博，别号全痴，世居鄞城之南。生而颖异，赋性清介。幼习举子业，数奇不偶，遂有高士之志，弈棋以自娱。于是挟技游京师，时李公东阳、杨公一清、乔公宇当朝，每延致对局，备极欢洽。而洪亦不为脂韦，故见礼益甚。其与人弈，常随其人高下，不求大胜，然终不一挫衄，遂名国手。时人以金忠卜，袁珙相，吕纪画，范洪棋，为四绝云。

这一人生历程，在棋手中可谓颇具代表意义，曾有济世之志，但在举业上“数奇不偶”，遂“弈棋以自娱”，挟技游京师，成为“游艺之士”，得台阁重臣看重，遍历公卿间，以此谋生，这大约是那个时代的棋手的共同命运。范洪列卜、相、画、棋“四绝”之一，说明棋也是属于“杂艺”之列。

明清围棋极一时之盛，过百龄、黄龙士、徐星友、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定庵等棋手皆为一代大家。这里无意于评价他们的棋艺水平。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作为“艺人”的形象是怎么被塑造的。

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棋手当推过百龄。民国裘毓麟《清代轶闻》中有一篇《过百龄传》，称“锡固多佳山水，间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艺为世称述。若倪征君云林以画，华学士鸿山以诗，王佥事仲山以书，乃过处士百龄者则以弈。其为道不同，而其声称足以动当世，则一也。”小时候与南京显贵叶向高对弈，因不肯轻易让棋而受到赞赏。某锦衣者以事系狱，百龄念及旧情，仍与之交，不肯避祸，体现了非同寻常的节操。晚年归隐故乡，日与一二酒徒，狂啸纵饮，看淡钱财，所作所为，唯适志而已，真名士也。作者由此感叹：“噫！若百龄者，可谓奇矣！以相国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祸而不避，至知国家之倾覆而急归，为公卿门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尝有干请。若百龄者，仅谓之弈人乎哉！”

对传记主人的描绘，当然不能不涉及棋艺，但更重要的是其人品修养。弈人终是技艺之徒，过百龄则有了儒士、名士、隐士的风范。这也体现了中国文化，骨子里还是有一种重道轻艺的传统。

棋士名士化，几乎成了一种惯例。就像清代享有“棋中李白”之誉的“棋圣”范西屏（1709—?），袁枚《小仓山房文集》有一篇《范西屏墓志铭》，称：

……西屏之于弈，可谓圣矣。为人介朴。弈以外，虽訹以千金，不发一语。遇窭人子显者，面不换色，有所畜，半以施戚里。余不嗜弈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后接精髹器者卢玩之，精竹器者李竹友告醰粹如西屏，然后叹艺果成．皆可以见道。今日之终身在道中，令人见之怫然不乐，尊官文儒，反不如执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

铭曰：虽颜、曾，世莫称。惟子之名，横绝四海，而无人争。将千龄万龄，犹以棋名，松风丁丁。

在古代，凭一技之长谋生之人，技艺再高，也不过是“技艺之徒”。因而，要提升他们的品位，往往是以“名士”、“隐士”的标准来塑造他们，我们姑且称之为“文饰”。另一方面，文人士大夫亦好棋，但明清棋手已达很高水平，文人士大夫根本无法与之抗衡。为此，文人士大夫们只好改弦更张，扬长避短，不谈胜负，将围棋当作陶冶性情之物，或以围棋谈玄论道，围棋完全成为一种“戏”与“艺”，无形中与“技”对立起来。如果说棋士棋与士人棋的分化，在唐代初现端倪，宋代进一步发展，明清则趋于完成。

明代士弈之风很盛。高启、李东阳、唐寅、徐渭、王世贞、陈继儒、冯元仲、王思任等都是好棋之人，且有不少棋论及与棋有关的诗文。明代封建专制主义达到一个高峰，它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一套纲常伦理、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游戏怠惰自然也在被贬之列。冯从吾作《士戒》云：“毋唱词、作戏、博弈、清谈。”但另一方面，“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自然之性”，即人的各种追求快乐的生命欲望。博弈游戏，自然也在其列。甚至形成了一种以尊重艺术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博弈价值观。袁宏道云：

人生何可一艺无成也。作诗不成，即当专精下棋，如世所称小方、小李是也。又不成，即当一意蹴踘搊弹，如世所称查十八、郭道士等是也。凡艺到极精处，皆可成名，强如世间浮泛诗文百倍。

朱国桢《涌幢小品·跋》也谓：“夫圣人之所轻，后人之所习，曰手谈，曰坐隐，何等自在。余此好，故自不减，仅可终三局。”

明代士子继承了苏轼的围棋观念，“胜欣败亦喜，有技岂必工。”不少文人撰录的棋艺理论著作也更多地体现了文人的围棋观。林应龙撰《适情录》，其《跋》谓“但善弈者不以外物动其心，惟以暇日识其趣，则情适矣。若以人我在念胜负为心，较艺争雄于黑白之间，求其情之适难矣。”汪廷讷自号“坐隐先生”，建“坐隐园”，撰《坐隐弈谱》。序曰：“汪君之为弈，盖游戏三昧，聊以适情云尔。”

清代文人士大夫棋进一步继承了明代的余韵，或以围棋遣情怡性，或以之言理。王夫之曾对方外棋友惟印说：

公以弈为游戏，与余品皆最劣。然终日欣然对局不倦，王积薪必无此乐也。一行和尚冷眼觑破，只知着着求先，故不能出普寂圈缋中。古今人当推我与公为最上国手，辄复前韵，以一绝终之：“看局如瞑烟，下子如流水。着着不争先，枫林一片紫”。

棋令人闲，且棋局如世局，以棋论道，以棋观世，清代观棋之风也便大为盛行，成了一种时代的风尚。“善弈不如善观”，这固然是棋道与世道本就有相通之处，同时，在异族统治下，也有士大夫们的不得已之处，只好难言之隐，一“弈”了之。当然，当文人士大夫们在棋盘上已根本无法与真正的高手抗衡时，以“善弈不如善观”相标榜，也是一种体面的逃遁。

苏轼之后，文人士大夫中观棋日益成为一种风气。从下棋争胜到去胜负心，再到索性以观棋代弈棋，这成了文人棋发展演变的一个轨迹。唐宋以后，棋诗中咏“观棋”的占了很大比重。特别是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吴伟业，可以说成了咏观棋诗的代表人物。

钱谦益（1582—1664），明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清兵入关，他率先迎降。因这一失节之举，颇受士林非议。他仕清五个月，此后一直隐居不仕，以诗、棋为乐。他的不少诗都流露出故国之思与自谴之情。诗中多涉围棋，仅观棋之诗就有五组三十首，成为他心态的一种曲折反映。这些观棋诗有的发山河之叹，故国之思，如“寂寞枯枰响泬漻，秦淮秋老咽寒潮。白头灯影凉宵里，一局残棋见六朝。”（《后观棋绝句六首》其三）有的抒人生之慨：“争先一角势匆匆，绿湛余尊烛剪红。复罢残棋何眼算，输赢只在纸盘中。”（《后观棋六绝句》其六）一切都只是纸上游戏而已，何不冷眼旁观一局。

有观棋的行为，观棋的吟咏，为了“观”得名正言顺，就会有观棋的理论。戏剧理论家、小说家李渔便是其代表。李渔（1611—约1679），字笠翁，他不仅自己好棋，还竭力提倡女子学围棋。琴棋书画，四艺均不可少，但以围棋最重要。因为围棋可以使女子消磨时间，打消淫欲，免生妄念，这可算得李氏一大发明。但李渔一方面提倡围棋，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沉溺其中，而须超脱出来。这样一来，观棋当然就是既能消磨时光，又不至执迷不悟的最佳方式了。《闲情偶记》曰：

弈棋尽可消遣，似难藉以行乐；弹琴实堪养性，未易执此求欢。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弹，棋必整槊横戈以待。百骸尽放之时，何必再期整肃；万念俱忘之际，岂宜复较输赢。常有贵禄荣名，付之一掷，而与人围棋赌胜，不肯以一着相饶者，是与让千乘之国而争箪食豆羹者何异哉！故喜弹不若喜听，善弈不如善观。人胜而我为之喜，人败而我不必为之忧，则是常居胜地也。……或观听之余，不无技痒，何妨偶一为之，但不寝食其中而莫之或出，则为善弹善弈者也。

围棋，成为一种人生的艺术。清代文人张潮作《棋论》，谓翰墨棋酒，乃人生必需，“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生耳。”围棋艺术化，人生审美化，正是中国围棋也是中国文化的动人之处。

但是，当中国围棋被日益艺术化、玄妙化，日益成为一种“雅玩”时，它作为竞技的一面又被大大弱化了。竞技得以真正实现的前提是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封建等级专制社会，恰恰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中国古代围棋基本上是一种“玩物”，处在自生自灭状态，从未建立过完备的竞赛体制。棋手或靠王公贵族的延请，或于茶楼酒肆设局以维持生计。弈棋都为稻粱谋，且时时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也就难以保证他们能一心一意钻研棋艺了。特别是当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不仅民不聊生，连国家也要面临国将不国的窘境了。国势的衰落，使围棋之类的“游戏艺术”也失去了它生存、发展的社会根基。清末民初，有人转录张璨的《七事》绝句云：“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如今七事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世道的变更，过去文人士子们的风雅之事，而今都要让位于为生计的奔波了。

而在文化观念上，中国文化重“和”忌“争”，作为争胜之道的围棋，或被当做“害、诈、争、伪”之物被贬抑，或被纳入“仁”、“礼”、“和”的轨道中。“彼简易而得之，宽裕而陈之，安徐而应之，舒缓而胜之”被认为是棋的取胜之道的最高境界。即便要赢，最好“赢止半子”，赢多者，嗜杀者也，非君子也。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把各种竞技都看作是“戏”与“艺”，同时习惯于把这些“戏”与“艺”与“教化人心”的政治结合起来，竞技亦成了伦理教化的工具。当一种以争胜负为目的的竞技游戏被完全艺术化、伦理化时，从竞技角度来说，它的衰落又是必然的。

当围棋在他的故乡日趋没落时，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一个岛国，吸收了中国围棋后，又将它发扬光大。于是，古老的围棋，拥有了第二故乡，重新焕发出生命之光。

这个岛国就是日本。

1909年，日本一个普通的四段棋手高部道平到中国来，横扫中国棋坛，中国所有名手都被打到让二至三子。中国棋界震惊了。山中才七日，世上已千年，中国棋界的闭关自守从此被打破。

中国围棋大约在南北朝时传入日本。日本在接受了中国围棋后，在继承了中国围棋的风雅传统的同时，又大大强化了围棋的竞技的一面，并且将棋上的胜负上升为一种精神、信仰之道，这就是武士道精神。日本围棋对中国围棋的改造，就是首先让围棋回归到它的本来状态：竞技，并建立了完备的竞争机制。16世纪，日本棋界出现“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大围棋门派。这四家成为幕府公认的“官赐棋院”，俸禄实行世袭制。四大家每年要在江户城（东京）的统治者面前举行“御城棋”比赛。而棋所，作为棋界的管理者，多由四大家中棋力最强者担任。四大家之间的竞争，为争夺“棋所”所展开的惨烈的厮杀，正是日本竞技围棋获得飞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20世纪，当中国围棋以全面赶超日本为目的时，也就进入了一个竞技的时期。古老的围棋之“艺”回归到体育竞技中。弈之为艺与弈之为技，也就逐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