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变态心理学的发展历史

一、变态心理学在国外的历史

对于变态心理学的记载和研究，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变态心理学的教科书通常都是按照时间线索，即历史发展的年代讲述相关的历史情况的，但Peterson（彼德森， 2002）却将相关的历史情况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总结，例如对异常行为加以神秘主义解释的情况与发展；对异常心理现象以躯体理论进行解释的观点及发展；心因性理论与解释的发展及医院对异常行为治疗的情况与变化。Peterson的总结思路清晰，因此本书也参考其历史描述的构架对相关的历史发展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一）神秘主义的解释

对疯狂（madness）和精神错乱或失常（insanity）的记载贯穿于人类的历史。我们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的文化的了解是从考古学中古人的工艺品、器具及骨头的碎片中得到的；此后通过所发掘的文字内容了解前人的看法及做法。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均可以发现人类总是把异常心理现象看做是需要进行特别解释的事情。

历史学家曾推测史前的人已经有了关于精神错乱的概念，这种概念可能来自于超自然的信念——鬼怪或神灵是引发异常行为的原因。当一个人行为异常时，他可能是被鬼神摆布，因此，治疗就是要把带来麻烦的鬼神驱逐走（Nolen-Hoeksema,2001）。

1．头盖骨钻洞术

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欧洲、中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都可以找到石器时代的被钻了一些洞眼的头盖骨。这种在头盖骨上钻眼的手术被称为“头盖骨钻洞术”（trephination）。这种手术可能是为了减轻脑部的肿胀，或许还会有其他的原因，但其中一种解释是这种手术可以使“邪恶的鬼神”离开人的头脑（彼德森，2002）。

2．巫师

在世界许多文化当中都曾出现过巫师（shamanism）的角色，在许多偏僻的地区或仍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活方式的地区仍存在着巫师的角色。这种角色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彼德森，2002）。巫师们似乎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非常敏感，精通巫术，许多遭受心理或躯体痛苦的人向他们寻求帮助。这些人相信，巫师通过相关的行为仪式或咒语可以驱逐使人遭受痛苦的神鬼，使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3．鬼神附体

埃及、早期的希伯来人和希腊人都有关于鬼神附体（demonology）的说法，这些说法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这些地区人们把鬼神分为“好的”和“坏的”，并广泛地用鬼神来解释闪电、雷雨、地震、疾病等现象，也用于解释那些人们无法理解的行为。采用何种神灵来解释人的异常行为，取决于那些有症状的人们的具体表现。如果症状表现为宗教的或神秘的、重要的角色，则被认为是“好”神灵附体；但通常的情况并非如此，则被认为是“坏”鬼神附体。治疗鬼神附体的方法是“驱魔”（exorism），其方法是通过一定的驱魔仪式或驱魔咒语，让邪恶的鬼神离开肉体（Carson, Butcher, &Mineka,1996）。驱魔的方法有很多，例如，让病人喝下混杂着污秽物的东西，对其殴打或折磨，让其忍饥挨饿，甚至加以火烧等。驱魔的仪式在现代人看来常常是非常残忍的，但却被认为是为了拯救人的灵魂和精神，相形之下，肉体就不那么重要了（彼德森， 2002）。

4．巫术

提到巫术（witchcraft），就必然涉及中世纪的情况。在中世纪的欧洲，生病的人们是由教会管辖的，人们无论是在肉体或灵魂上出现问题，都可以在修道院得到照顾和帮助。例如在希腊，心理异常的人主要由牧师照料，他们同时充当着医生等角色。治疗一般是以支持、安慰的话语，草药与祈祷以及宗教仪式相结合进行（迈耶、萨门，1988）。

在中世纪初期，人们对于具有巫术的人并不是很在意，尽管那时人们就认为有些人，特别是女人具有能够与魔鬼沟通的能力。到了14世纪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其原因一是在神学理论方面越来越强调魔鬼与上帝的对立；二是由于一种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的流行，夺走了当时全欧洲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为找出灾难的原因，教会和民众开始把魔鬼看做是肇祸的来源（彼德森，2002）。

由于人们不了解黑死病的致病原因和传播途径，完全没有治疗的方法，所以当时疾病传播得非常快，巴黎曾经有过一天死亡800人的记录。这种可怕的流行病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人们陷于恐惧和无助之中，表现出许多偏激的行为。例如认为瘟疫是对人的灵魂的惩罚，因此一些自行组织起来的人们便开始自己惩罚自己，其方式是一群人四处游荡，并按其严格的规则，走若干天后在教堂前相互鞭笞。这种自行鞭笞的运动曾遍及整个欧洲，卷入的人数竟可与十字军东征相比（迈耶、萨门，1988）。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之下，一些地方的人们甚至偏激地反对其他少数民族居民，而受到更为残酷迫害的是那些被认为是女巫的人（陈仲庚，1985）。

因为人们认为女巫可以与魔鬼沟通，所以很快就把她们当成是与上帝对立的异端。于是，受害者遭到无情的拷打并被迫忏悔，还被处以极刑。最初的受害者多为妇女，后来一些行为异常的男性和儿童也被视为怀有巫术的人而受尽折磨，并被烧死于火刑柱。因为那些离奇和异常的行为都被看做是撒旦淫威的表现，而救治的唯一办法就是惩罚（陈仲庚，1985）。

然而，在文艺复兴时代就有研究者仔细考察了中世纪所谓的巫术及女巫的情况，发现那些备受折磨的人实际都是精神病人（许又新、刘协和，1981b）。这样的迫害一直到17世纪才停止。很难估计那一时期有多少人受到牵连、折磨甚至被杀害（彼德森， 2002）。曾有历史学家把14～15世纪称为“大众疯狂的时期”（迈耶、萨门，1988）。

5．神秘主义在当今的影响

虽然前面所述是历史的情况，但其中有一些观念在当今的一些地区和不少人群中仍然具有影响。例如，在我国许多农村地区，人们仍然相信某个出现怪异行为的人是因鬼神附体所至；时至今日，许多地区人们还会请巫师或巫婆帮助治疗疑难杂症，特别是那些被认为丢了魂儿、被鬼附体的人（这其中许多人是患了心理障碍的人）。同样，巫师们还继续活跃在世界上一些不发达地区。此外，还有一些团体或个人对诸如轮回、心灵感应、外星人以及沟通频道（可以和遥远或是古老的灵魂谈话）等保持坚定的“信仰”；对被认为失去心灵平衡的人的矫正方法包括应用水晶治疗，坐在金字塔形物体的下方或向遥远的灵魂寻求帮助等（彼德森，2002）。

（二）躯体的解释

对于异常的心理现象给予的神秘主义的解释是一种超自然的解释。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们也在进行着另外一种努力，即试图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异常现象进行解释。躯体的解释（somatic explanations）就属于这样的努力。

1．古希腊和罗马人的解释

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要提到的是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一位伟大的希腊医生，被欧洲人尊为“医学之父”。他否认鬼神是心理障碍的原因，坚持认为这些障碍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他说：“……由于人脑的存在，我们可能发疯，胡言乱语，不论在深夜或黎明，都被忧郁和恐惧所笼罩”（见许又新、刘协和，1981b）。希波克拉底还对异常现象做了划分：癫痫、躁狂症、忧郁症、精神炎、痴呆等。而他对异常心理现象的解释中影响最大的是其体液（humours）病理学说。他认为人体有黄胆汁（yellow bile）、黑胆汁（black bile）、血液（blood）和黏液（phlegm）四种液体，当这四种液体不能保持平衡时，人就会生病。他还将人的气质按照四种体液分成四种类型：胆汁质、忧郁质、多血质和黏液质。希波克拉底不仅对异常现象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而且其体液学说及气质分型对后人的影响有些至今尚存（许又新、刘协和，1981b）。

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Plato）也对异常心理现象有所涉及。他指出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的所有形态，都是为生理需求所驱动的。他把心理现象看做是整个有机体的内部状态的反映。他提出，如果有人出现精神错乱，其亲属应对其进行很好的照顾；如果疏于照料，则应处以罚款（Carson, Butcher, & Mineka,1996）。

另一名富于影响的希腊人是盖伦（Galen），他是一位优秀的开业医生，在罗马行医。他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自然病理学的观点，尽管他在异常心理现象的描述和临床治疗方面并无新的建树，但他通过对神经系统的解剖研究辨别出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并通过切断脊髓的实验，定位出某些运动机能。他还把心理障碍按照其成因区分为生理和精神的不同范畴，并把一些心理障碍的原因定位于人的大脑（波林，1981; Carson, Butcher, & Mineka,1996）。

2．冒险式治疗

尽管中世纪流行的许多做法非常愚昧，但仍有一些人主张对心理异常者施以人道的待遇，并有零星的理性研究及发现。例如在1050年前后，就有一位医生反对将没有抽动的癫痫视为魔鬼附体，认为是因其血液太黏所致，因而主张放血是最好的治疗（许又新、刘协和，1981b）。这一观点继承了体液学说的理念。事实上，体液学说一直到19世纪仍然影响着医学治疗的观念。在18～19世纪前后，医生们认为，一个人一旦身体不适，除非采用非常手段进行治疗，否则难免一死。为得到疗效，必须使体液恢复平衡，放血的方法是为了去除体内的“坏血”。因治疗疾病常常采用非常激烈或冒险的手段，所以其方式被称为冒险式治疗（又译英雄式治疗，heroic medicine）（彼德森，2002）。乔治·华盛顿死前就曾接受放血治疗，有人怀疑正是这种方法可能是其致死的原因。而这一时期医学上对待异常心理的治疗也是同样，采用了包括放血、将病人浸泡在冷水里，或使其快速旋转等方法进行治疗（彼德森，2002）。

3．脑的研究与神经病学的发现

在18世纪之前尚缺乏对大脑是人的心灵的器官的认识。F.J.Gall（加尔，1758—1828）在其对解剖学和人的头脑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颅相学（phrenology）的学说。按照他及其弟子的观点，人的头脑可以划分为37个区域，每个区域与一种心灵的器官相联系，如果某些器官发展便会使相应的头脑区域增大，而此人与之相关的“心能”便较发达。Gall又将心能分为：感情的心能，例如破坏性、多情性、仁爱等，多位于头的后部和两侧；理智的心能，例如比较、个性、计算、时间知觉等，均与前额叶有关（波林，1981）。对于心理异常，Gall等人也予以了定位，例如那些我们现在称作幻觉、焦虑、遗忘的症状，被认为是视觉可见的大脑的某些区域的特异发展造成的，例如过度发育或发育不足可能是其产生的根源（陈仲庚，1985）。虽然Gall的学说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学说，但其对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却有着不可否认的贡献，这是因为颅相学的观点把脑定位为心灵的器官，并尝试对脑进行机能定位，这对推动心理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心理与神经系统之间的联系才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在颅相学提出的前后，研究者对神经系统的研究与认识正在日益深化，而这一学说的提出促进了人们对神经系统的研究。19世纪的研究者们相继发现了大脑的言语中枢、运动中枢和感觉中枢等（波林，1981）。这些科学的进展使医学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即神经病学。一些以前被认为是魔鬼附体的人，开始被当做真正的病人来对待了。那时一些行为怪异的人被称为“神经病”，是认为这些人的神经系统可能存在问题（彼德森，2002）。

4．对麻痹性痴呆的研究

19世纪A.Bayle（1799—1858）和J.Calmiel（1798—1895）的研究发现精神病人的大脑常常存在着损伤。这些发现使人们把麻痹性痴呆（general paresis）与性传染病——梅毒联系了起来。梅毒几乎都是通过性交活动传染的，感染后几周至几个月外阴部出现下疳，不久愈合，数周后出现烦躁等症状。这一阶段过去后，在18世纪时，人们会以为疾病已经痊愈，但实际上梅毒病菌仍可在人体内长期存在，十数年之后少数病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其损害，便可能出现麻痹性痴呆的心理异常的表现。由于缺少抗菌素的治疗，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罹患了这种疾病。1800年代后期，有几位临床医生经多年追踪，发现性病与精神病有一定关系（陈仲庚，1985）。但在调查时，有些病人承认曾患梅毒，有些却否认这一点。最后，Richard Krafft-Ebung（1840—1902）于1897年进行了一项大胆的实验以证实麻痹性痴呆是否是因未经治疗的梅毒所致。他从梅毒病人的疮口抽取脓液，注射到9个否认自己曾得过梅毒的病人身上，观察他们是否会出现梅毒病症，结果是这9个病人无一感染。因为当时的医学已经了解到，罹患过梅毒的病人对此种病菌应该存在免疫力，因此这项实验表明Krafft-Ebung及同事的看法是正确的，即这些病人曾经感染过梅毒，而麻痹性痴呆这类异常表现是由于梅毒对病人的大脑造成了损害（彼德森，2002；陈仲庚，1985）。虽然Krafft-Ebung的研究从现在的角度看存在着伦理问题，但这一研究被视为经典之作，因为其后采用抗菌素对麻痹性痴呆进行的有效治疗，正是基于这项研究的发现。而对于麻痹性痴呆病因的研究及治疗，正是对异常心理现象以医学模式进行解释和治疗的一个范例。

5．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在对异常现象进行研究的领域，可称为生物精神病学模式（biological psychiatry）。这种模式认为异常心理现象可以直接归因于生物学因素。

18世纪末欧洲出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潮。在这一背景之下，法国、德国、俄罗斯及美国在19世纪的精神病学领域都出现了普遍而深刻的革新运动。特别是在法、德两国，都出现了许多为人称道的精神病学家及重要的研究发现。

在法国，J.E.Esquiorl（1770—1840）首先将统计学方法运用于临床精神病学，并首先使用了“幻觉”一词。他虽然坚持认为精神疾病具有解剖生理学的基础，但并不机械地看待问题。依据大批的临床资料，他分析出心理因素（例如失恋、经济困难）是引发精神疾病的重要因素。Esquiorl的学生J.P.Falret（1794—1870）推进了对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的认识，第一次阐明这种疾病有情绪高涨和抑郁交替出现的情况。另一位著名的法国精神病学家B.A.Morel（1809—1873）提出了“遗传-退化学说”，他认为精神疾病是一种退化现象，而退化是由遗传决定的。在此基础上，他于1860年提出了“早发性痴呆”的概念，认为其是由遗传决定、发病于青年期、以痴呆为结局的疾病，这即是其后研究者所定义的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概念。曾与Morel共同工作过的Renaudin （1808—1865）把人格的概念引入到精神病学之中，认为心理活动的三个基本形式是知、情、意，三者形成一个整体，密切配合，而精神疾病就是这种特异活动被破坏造成的（许又新、刘协和，1981b）。

18～19世纪的德国出现了许多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例如康德、黑格尔等。在这种哲学的影响下，德国出现了一些唯心主义的哲学-精神病学家。W.Griesinger（1817—1868）带头反对唯心主义在精神病学领域中的影响，主张把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同样看待，认为精神疾病就是脑的疾病，他的工作推动了对精神疾病的生物因素的研究。K.L.Kahlbaum（1828—1899）的贡献则在于提出了紧张症的概念，这即是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概念。他还提出了环性气质的概念，并对精神疾病进行了分类的努力。他的学生兼同事E.Hecker（1843—1905）也在Morel对“早发性痴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青春期痴呆的概念，并撰写了专著（许又新、刘协和，1981b）。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另一位伟大的德国精神病学家是克雷丕林（Enil Kraepelin,1855—1926），他是任何精神病学发展史中都不会遗漏的人物。他师从当时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并曾在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冯特（Wundt）的实验室中工作过。当时精神病学的分类十分紊乱，资料缺乏系统性。克雷丕林在前人工作的基础和临床实验的基础上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了精神疾病。他分析了成千的病例，包括病人的现病史、个人史、家族史，并对病人进行长期的住院观察和出院后的随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精神病学的系统并从1883年开始出版精神病学的教科书。此后，他的精神病学教科书屡屡再版，不断地改进和增加新的内容（许又新、刘协和，1981b）。

克雷丕林的贡献之一是明确地区分了两种精神病：躁狂忧郁性精神病和早发性痴呆（许又新、刘协和，1981b），这与现代的躁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分类基本上是一致的。贡献之二是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关于精神疾病的科学分类方法，在对大量临床资料的分析中发现：“精神症状如此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以至可以清楚地确定为一种特定的精神病”（见张伯源、陈仲庚，1986）。因此他提出真正的自然基本单位是具有同一病因、同一心理结构（基本症状）、同一病程、同一转归、同一病理解剖所见的分类原则。克雷丕林还把他在冯特实验室所学到的实验心理学方法运用到对精神病学的研究之中，这也是他的一种首创。他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大大促进了精神病学临床工作的发展，也极大地充实了变态心理学的科学内容。他也因此被认为是变态心理学医学模式的创始人（张伯源、陈仲庚，1986）。

医学的模式试图从遗传、生理解剖和生化物质的角度去认识、解释、治疗心理障碍的，而单纯以生物学的视角进行的研究一直以来均受到批评。医学模式发展到现代，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精神病学领域中出现了结合心理学角度对异常现象进行诠释的努力。例如Bleuler和Meyer的工作。

Eugen Bleuler（1857—1939）进一步扩展了克雷丕林关于早发性痴呆的概念并第一次提出了精神分裂症一词。他将精神分裂症区分为以遗传和体质因素所致的原发性和以心理因素所致的继发性两类。他还是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领导人，并以精神分析的观点解释了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症状（许又新、刘协和，1981b）。

Adolf Meyer（1866—1950）是心理生物学（psychobiology）的创始人。心理生物学认为个体对环境的反应是一种整体性的适应反应，而精神疾病即是某个心理生物体对困难而复杂的环境适应的失败。Meyer提出精神病学与一般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医学研究的是个体的生物学反应，而精神病学研究的是心理生物学的反应，二者的性质根本不同。他对异常现象重新进行了分类，在治疗方面也提出了与其他学派不同的观点，例如应在全面搜集病史的基础上，找出与病人个性发展和整体反应相关的因素，与其一起分析使其了解既往生活经历如何造成了其适应不良的，然后采取心理治疗的方式使其学会适应现实的态度和方法（许又新、刘协和，1981b）。

（三）心因性解释

Bleuler和Meyer虽然结合了心理学的内容对异常心理现象进行研究甚至治疗，但他们还是身处医学的阵营之中。对于心理障碍的心因性解释，从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零星的事例。在弗洛伊德创始心理分析之后，则成为一个真正的研究领域。

1．早期的观点与事例

在公元前300多年以前，古希腊文化中就曾将梦境视为真实的事件，或神明的预示（彼德森，2002），这与心理分析学派对梦的理解有相似之处。

在由苏格拉底（Sokrates）的学生柏拉图记录下来的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中可以发现，苏格拉底一般是先请对方提出关于一个事物的定义，然后层层追问，使对方自己陷入矛盾，这样讨论下去得到一个定义或结论（唐钺，1982）。这种讨论方法，在那个年代被看做是一种教学方法，一种归纳论证方法，但它却是一种可以帮助人改变观念的方法。现今的认知治疗中最重要的治疗技术之一“盘根追问法”（disputing）就是向苏格拉底的上述方法学习而来的。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修辞”论述中有大段对如何运用一个字去说服或改变另一个人的心意的讨论。他所论述的这种方法也是当今的心理治疗中的一个方法。他还应用了“宣泄”一词，这也是后来为弗洛伊德所采用的方法（彼德森，2002）。

即使是在对心理异常者进行大肆迫害的中世纪，一位瑞士出生的医生Paracelsus （1490—1541）也曾坚决反对把异常者看做是魔鬼附体。他认为心理异常的人只不过是需要治疗的病人，而且他相信通过交谈、说服和引导，这些人是有可能治愈的（陈仲庚， 1985）。Paracelsus的观点非常类似于现代心理治疗的思路。

2．催眠术

在古希腊的文字中就已经有关于为了医疗的目的而使用催眠（hypnotism）和暗示的记载。到了中世纪，一些术士号称他们可以运用一种神秘的力量治病。他们借助于巫术和宗教仪式使病人进入恍惚状态并进行暗示，治好了一些病人。Franz A.Mesmer （麦斯默，1734—1815）早年在维也纳行医，从术士那里学会了这种技巧，在原先广为流传的“动物磁气”的解说中创立了动物磁感应理论，并将操作方法称为麦斯默术（Mes-merism）。他认为宇宙间充满动物磁性，当一个人的磁气受损或阻滞时就会生病。他采用的麦斯默术就是为了导正病人的磁气。他采用磁铁、与对方接触或吸引对方注意的方式使病人进入恍惚状态，然后让对方放松使之得到治疗。采用这种方法，他治疗好了一些病人。在名声大了以后，Mesmer到巴黎行医，因而更加引人注目，后来法兰西科学院派人去调查他的情况，最后宣布所谓的动物磁性完全没有根据，将Mesmer驱逐出巴黎（彼德森，2002；许又新、刘协和，1981b；张伯源、陈仲庚，1986）。Mesmer的治疗观点与医学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其治疗方法却是现代催眠术的前身，而且他所治愈的病人多数是患有失明、失聪和瘫痪的女病人，即我们现在称之为癔症（或转换性及分离性障碍）的病人，因此其治疗与心理治疗一脉相承。

19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的Bernheim（1837—1919）和Charcot（夏可，1825—1893）都开始对催眠术进行研究并将其用于治疗。Charcot认为催眠状态本身即是病态的表现，把催眠状态与癔症相提并论。而Bernheim认为催眠状态是由暗示引起的，也可见于正常人，不能把这种状态归于癔症。他还提出癔症是神经症之一，并对神经症提出了心因性致病的学说。在对待催眠的问题上，Bernheim和Charcot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不同，对催眠的本质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并形成了南锡派（Nancy school）和巴黎派两个学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催眠和暗示问题的普遍关注（许又新、刘协和，1981b；张伯源、陈仲庚，1986）。

3．心理分析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人，在维也纳学医，毕业后进入医疗机构工作。他原打算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后因恋爱准备结婚，转而从事收入较高的医生工作。行医过程中，他发现许多病人患有癔症，因此在1885年得到机会去巴黎时，曾向Charcot等人学习过催眠术。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后与一位同事Joseph Breuer（1842—1925）一起工作。Breuer也曾采用催眠的方法对病人进行治疗。他的一位最著名的癔症病人即是安娜。Breuer采用催眠及宣泄的方法治愈了安娜的许多癔症症状，例如当她说出她幼时的管家竟然让一只狗喝她杯子里的水的偶然事件后，她无法吞咽食物的症状就消失了。由于Breuer对这个案例投入了过多的时间，常常与患者一天见两次面，他的妻子对此感到很痛苦，要求他结束对安娜的治疗。对此，安娜的反应是出现癔症性的怀孕，并声称孩子的父亲是Breuer。Breuer因而停止了对安娜的治疗。安娜后来在一家医院进行了纯粹的药物治疗，康复后成为一名成功的社会工作者（彼德森，2002；陈祉妍，2003; Nevid, Rathus, & Greene,2000）。

Breuer曾与弗洛伊德讨论这个案例，这对弗洛伊德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两人还一起发表了相关的专业文章。但弗洛伊德渐渐发现催眠不是令人满意的治疗方法，他开始尝试自由联想的方法，即要求患者在治疗时说出自己想到的任何事情。后来，他把这套方法称为“心理分析”（陈祉妍，2003）。弗洛伊德认为，人所出现的心理异常的表现均来源于无意识中的内心冲突，这些冲突则与性欲有关，许多与早期的性经历有关。由于社会道德的要求，人们无法直接表达这种冲突，因此内心冲突需要采用心理防御机制进行修饰后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心理分析的治疗方法就是要透过症状的表现看到其本质，具体技术包括自由联想法、梦的解析，对移情和阻抗的分析等。

弗洛伊德所创立的心理分析学说第一次真正对心理障碍病人的内心进行了系统的探索。虽然他的学说常常被批评为缺乏科学依据，但多年来他的学说及许多概念已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无意识、自我、本我和超我以及防御机制等，而且他的学说还激发了许多后来者的思考，并创立出了新心理分析学说和许多不同的心理治疗学说。

4．行为治疗与认知治疗

行为治疗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俄国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avlov,1849—1936）对经典条件反射及其相关规律的发现。另外，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1878—1958）发表了一篇题为《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Views It）的文章，声称行为都是受环境事件控制，对行为可以进行预测和控制，行为主义将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郑宁，2003）。在华生的研究中，他和Rayner曾使一个小男孩——小阿尔伯特（little Albert）建立了对小白鼠产生恐惧的经典的条件反应（彼德森，2002）。这一研究在现在看来存在伦理方面的问题，但其证实了异常的心理反应是有可能通过学习的经验而建立的。除了华生以外，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1949）通过对鸡、猫、狗、鱼等动物进行学习的行为实验观察到，动物的学习是通过尝试错误而偶然获得成功的。他根据动物学习实验，提出两条学习定律，即练习律和效果律。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k Skinner,1904—1990）提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并指出强化可促进学习。20世纪50年代，斯金纳等开始将行为治疗中的操作条件学习原理应用到对医院病人的治疗上，并首次提出了“行为治疗”的术语。50年代末，南非心理学家（后移居美国）沃尔普（Joseph Wolpe,1915—1997）创立了“系统脱敏”等行为治疗技术与方法，并应用于临床，用以治疗恐怖症（张雨新，1989）。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治疗的技术日益丰富，同时其理论与方法也开始逐步深入到临床和教育等领域之中。

行为治疗以其简洁有效而著称，其不同的理论解释及技术方法均来自实验，因此比心理分析更显科学严谨。但行为主义只强调外显行为，不重视个体的内心活动招致了许多的批评。一些后来的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改进。

在行为治疗广泛应用时，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25—）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他指出个体可以仅仅通过模仿他人的行为而习得新的行为。在他的理论中已经开始注意个体在学习过程中态度的影响。

在20世纪60～70年代，Aaron Beck（贝克，1921—）根据对抑郁症病人的治疗创立了认知疗法。Albert Ellis（埃利斯，1913—）也在同一时期发展了理性情绪疗法。各种认知治疗的理论和方法均认为人的思维对其情感和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的情绪困扰、行为问题或心理障碍均与人的认知和认知过程有关，强调以改变人的认知为主的方式来消除或减轻心理问题或障碍。认知治疗因其短程、有效而迅速在心理治疗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5．其他心理治疗

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人本主义取向的治疗包括来访者中心疗法（后改称以人为中心疗法）等。这类治疗强调理解人的内心世界，强调个体当前的经验和体验，重视治疗关系的建立对个体内在成长的重要性。而异常心理现象被看做为由不利的环境或错误的学习等因素影响了人的自然成长的倾向，使之无法发挥所具有的潜能。

20世纪50～60年代对于精神分裂症病人家庭的研究，推动了对出现各类心理异常的成员家庭的理解和不同治疗理论的发展。各种家庭治疗虽各自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与技术方法，但均将整个家庭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认为心理异常情况的出现实际的根源是家庭里的人际关系问题，即是家庭这个系统的问题的表现（徐静，1997）。其工作重点在于以系统论的观点理解家庭内发生的各种现象，认为调整个体的家庭或其他使之受到影响的系统，才有助于个体改变的产生。因此这类治疗与上述的治疗不同的地方是治疗并非是个体性的，而是涉及整个家庭。

时至今日，对异常心理现象的心因性解释越来越深入人心，各类解释的理论观点也越加系统和完善。这类解释与躯体的或生物学的解释相辅相成，使人类对于异常现象的理解更加深入。

6．对于异常心理的医治与管理

本书前面已经提到了对于异常心理现象的许多治疗方法，例如石器时代的头盖骨钻洞术，巫师通过一定的仪式或念咒语驱赶神鬼；中世纪对女巫的拷打和火烧；18～19世纪的放血、在冷水中浸泡等冒险式治疗，草药、抗生素及其他药物治疗；18～19世纪以后的催眠、心理分析、行为治疗等。应该说中世纪对于有心理障碍的人是最黑暗的时期，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也有许多医生和学者怀疑所谓的女巫、魔法的说法，认为心理异常者需要的是帮助，而非惩罚。

最早为精神病人建立医院始于公元8世纪的阿拉伯，那时阿拉伯人建立了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出现了灿烂的阿拉伯文化，对异常心理现象的研究也有了较大发展（许又新、刘协和，1981b）。

从12世纪开始，在欧洲开始出现收容精神病人的机构。收容机构于1100年在法国的Metz开始兴起，以后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城市都开始出现这样的机构。由于受到中世纪心理异常者与魔鬼相勾结的观念影响，与创立者要给病人阳光、新鲜空气的初衷相违背，许多心理障碍者在收容机构中的待遇与牢狱相似，他们常常被用铁链锁在笼中，有些地方甚至于将他们对外收费展览（陈仲庚，1985），即使是在医院也不例外。例如，1403年伦敦的一所医院——伯利恒圣玛丽医院第一次接收了有心理问题的病人。在其后的300多年里，在这所医院里的患有心理疾病的病人一直处于锁链束缚、拷打的折磨之中，并对公众进行公开的收费展示（格里格、津巴多，2003）。

中世纪的欧洲也并非一片黑暗，除了有仁人志士呼吁要给心理异常者以病人式的待遇以外，比利时的一个小镇Gheel在15世纪时曾有一个时期被认为是神迹显灵的地方，许多心理异常者来这里寻求治疗，并住在当地居民家里。那里的教士和居民对待他们礼遇有加。许多心理障碍者就留在那里，和当地居民一起生活和劳动，友善和责任成为社区的主旨。这里最后形成了一个治疗体系，良好的传统一直保持至今（彼德森， 2002）。

Gheel是中世纪闪烁着人性光芒的地方。但对于其他生活在监狱、收容机构、疯人院（madhouses）的心理障碍者而言，仍然在受着折磨。直到18世纪后期，这种情况在欧洲才开始有所改观。法国的一位医生Philippe Pinel（皮内尔，1745—1826）在1801年写道：“心理疾病远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是对有罪的人的惩罚，而是一群有病的人，这是人性的痛苦，他们的悲惨状况值得所有人的关心。我们应该试着以最简单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恢复理智”（见格里格、津巴多，2003）。

Pinel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1793年他接受任命主持巴黎的一所精神病医院的工作，从到职的第一天起就毅然开始了解除精神病人锁链的工作。被囚禁长达40多年的病人从此获得了解放。当一位病人走出监禁场所来到阳光下时，禁不住从心底发出了欢呼：“啊！多美丽啊！”表达了精神病人获得自由后的欢畅心情。Pinel还在医院培训医护人员，教授照顾病人的知识与原则，并制定了精神病医院的许多规定，如每天巡视、与病人谈话、详细记录等制度。此外，他还解除了一所监狱里囚禁的心理障碍者。

Pinel的人道主义的努力在欧洲和美洲也逐渐得到了响应。1796年英格兰的Quaker W.Tuke（杜克，1732—1819）为心理异常者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以往收容机构的庇护场所。在那里，病人受到尊重，并被教授如何进行自我控制（Nolen-Hoeksema, 2001）。另一位医院改革的重要人物是美国的Dorothea Dix（1802—1887）。她在1841～1881年间不遗余力地为争取心理障碍者得到更加人道的待遇而奔走和努力。当时经由她的努力，有30多所医疗机构在美国、加拿大和苏格兰建立起来（彼德森，2002;Nolen-Hoeksema,2001）。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了保护病人，而且也是为了治疗工作的开展，精神病院所都建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由于生物学的治疗在20世纪以后才逐渐开始施行，这些医院里的工作受到人道主义治疗观点的影响。当时也有人因一些病人症状没有改善而质疑人道主义的治疗方针。

此外，因争取对心理异常者的人道主义待遇的运动在美国发展得过于迅速，许多为精神病人进行医疗的院所人满为患。而且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移民涌入美国，这类院所充满了不同文化的和低社会经济阶层的人们。这使得医护人员根本无法给予病人很好的照顾。也正是在20世纪初，一位青年人——Clifford Beers（克利福德·比尔斯）由于亲身经历了这类医院的不良待遇而发起了一场心理卫生运动，最终转变了社会对精神疾病的禁闭的态度，并提出了新的康复目标（Nolen-Hoeksema,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