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弗洛伊德学派

随着心理分析在欧洲和美国的广泛传播，弗洛伊德的理论发生了改变。许多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和追随者的追随者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就是很有建树的思想家，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他们构建了新理论，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扩展和修正。

在对弗洛伊德的理论的修正中，有三个倾向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其一，这些理论强调自我的力量；而弗洛伊德忽视自我，特别重视本我。心理动力学派的随后的学者已经将注意力转到了自我身上。他们不再强调性、本能、决定论，而是把重点放到目标、创造性和自我指导等方面。其二，后弗洛伊德时代的思想家将儿童的社会关系看做是正常或异常发展的决定因素。弗洛伊德总是将社会关系与本我联系起来；而以客体关系为主导的理论者不再强调本我，而是将社会关系摆到了中心位置。其三，修正了心理发育的关键期。弗洛伊德认为生殖器期是最重要的，特别是俄狄浦斯情结；许多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婴儿期，另一些人则认为跨越成年的交接期才是最关键的。后弗洛伊德时代的思想者通常被称为新弗洛伊德学派。下面将分别介绍荣格、萨利文和霍尔妮的观点。

1．荣格

荣格（Carl Jung）曾是弗洛伊德最得意的弟子，但他很早就和弗洛伊德决裂了，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过于消极和局限。他们主要的分歧是关于力比多。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的能量，即力比多，基本上是以性为主的；但荣格将力比多视为更宽泛的力量，也包括性本能（Jung,1948）。两个人在无意识方面也存在分歧。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一种退化的力量，会将个体推回到婴儿期的以本我为导向的行为。对于荣格来说，无意识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荣格进一步认为无意识不仅包含了个人的无意识，即生物性的冲动和童年的记忆，也包括了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其中存储了“原型”或称象征符号，是人类普遍经验的表达（Jung,1943）。这些象征符号普遍存在于整个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是神话和艺术的源泉。

荣格的治疗也与弗洛伊德的不同。在弗洛伊德学派的治疗中，基本的目标是控制：合理的自我控制不合理的本我并使之指向建设性的结局。荣格的治疗目标是整合：整合完全相反的两种倾向（例如，男性和女性倾向，外倾和内倾）于自我之中，这样患者就变得更具有“整体性”，也更有创造性，这一点与人本学派的观点是相似的。

2．萨利文

萨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是美国的精神病学家，他认为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特别重要的。若父母具有排斥性，其子女就会对自己产生严重的焦虑，当他长大后，对自我的威胁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亲密关系中。萨利文认为，指向健康的重要一步是在青春期的早期与同性之间能建立亲密的关系。对于那些家庭关系有问题的人来说，其他人是巨大的威胁。这些人通过执行僵化的自我保护模式（例如神经症）或完全从他人的世界中退缩出来（例如精神病），而达到使自己逃避人际关系的目的，无论这种心理障碍是否严重，它都是对人际关系的以焦虑为动机的逃避行为（Sullivan,1953）。

除了他对心理病理学社会理论的描述，萨利文还对治疗严重的精神障碍作出了其他重要的贡献。萨利文所涉及的领域是原来弗洛伊德及其早期追随者认为心理分析所无法涉足的。萨利文是第一位报告长期的心理分析对精神病的治疗具有显著的效果的分析师。他发展出的充满热情的和支持性的方法为其后的治疗师提供了一个范式，其目的是在分析师的帮助下，把精神病人放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

3．霍尔妮

霍尔妮（Karen Horney）是另一位关注社会关系的新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学家。霍尔妮认为心理障碍是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的结果，基本焦虑是将世界普遍看做是非人性的和冰冷的。这是由于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建立依恋关系所导致的。霍尔妮认为基本的焦虑将导致三种“神经症倾向”中的一种：① 离开（moving away），即害羞、退缩行为；② 移近（moving toward），即依赖、需求行为；③ 反抗（moving against），即敌对、攻击行为。这三种类型几乎涵盖了心理病理的所有形式（Horney,1937）。

同弗洛伊德一样，霍尔妮注意到了两性的明显的心理差异以及两性之间的竞争，男性寻求对女性的支配，而女性寻求对男性的顺从和谦卑（Horney,1967）。弗洛伊德将这归结为女性对男性的阴茎的嫉妒，而霍尔妮对此更直接的解释是在社会中男人具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机会。